张振龙：曹操引用《诗经》的文学史价值

　　曹操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在建安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二编中指出：“代表建安文学的最大作者是曹操和曹植，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和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一般治建安文学史的学者也往往如此认为。那么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拟从其作品入手，通过对其作品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的分析及与其前后文人作品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的比较，来予以分析探讨。
　　一
　　据我们统计，曹操的作品共引用《诗经》26处。具体为：《小雅》16次，《大雅》5次，《国风》5次。总体而言，曹操引用《诗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借用《诗经》中的意象。如《陌上桑》“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中的“天汉”，出于《诗小雅大东》中的“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天汉”即天河，是凡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更是无法跨越的，作者以“济天汉”来描写仙人超越凡人的能力与自由无拘的生活。《陌上桑》“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中的“南山”，来自《诗小雅节南山》中的“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和《诗小雅天保》中的“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来抒写自己渴求长生不死的理想与愿望。《秋胡行二首》其二“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中的“明明”，取于《诗小雅小明》中的“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以日月照耀天地四方的明亮光辉来喻志。《步出夏门行冬十月》“天气肃清，繁霜霏霏”中的“繁霜”，借用《诗小雅正月》中的“正月繁霜”中的“繁霜”，来描写天气，烘托气氛。曹操诗文中所引《诗经》中的意象多是自然意象，多是为了铺陈的需要，或渲染气氛，或抒情言志。
　　二是直接引用《诗经》的原句入诗入文。如《短歌行二首》其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直用《诗郑风子衿》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则径取《诗小雅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请爵荀彧表》中的“如履薄冰”，引用《诗小雅小旻》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原句；《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中的“每有大议，发言盈庭”，则用《诗小雅小旻》中的“发言盈庭”；《以徐奕为中尉令》中的“《诗》称‘邦之司直’”，出自《诗郑风羔裘》；《孙子序》中的“《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语出《诗大雅皇矣》。曹操直接引用《诗经》的原句入诗入文，或为了抒情达意，主要体现在诗歌当中；或为了明理，主要体现在实用性的散文当中。
　　三是引用《诗经》中的篇目与主旨。如《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东山》是《诗豳风》中的一篇，相传是周公东征，战士离乡三年，在归来途中，战士思念家乡写的一首诗。曹操借用此诗以抒发自己的哀伤之情。《善哉行三首》其一“智哉山甫，相彼宣王”引用《诗大雅蒸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的主旨。仲山甫，周宣王大臣，西周经过周厉王时的变乱而衰弱，仲山甫辅佐周宣王改新政治，使周中兴。作者以此表达自己对汉王朝的尊奉与忠诚。曹操引用《诗经》中的篇目与主旨，多为抒情明志。
　　四是整合概括《诗经》中的句子入诗入文。如《秋胡行二首》其二：“万国率土，莫非王臣”，由《诗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概括而来；《善哉行三首》其二“自以思所怙”，意出《诗小雅蓼莪》中的“无父何怙”；《谢袭费亭侯表》中的“圣恩明发，远念桑梓”，由《诗小雅小宛》中“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和《诗小雅小弁》中“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而来；《让还司空印绶表》“内踵伯禹司空之职，外承吕尚鹰扬之事”，来自《诗大雅大明》中的“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请爵荀彧表》“《诗》美腹心，《传》贵庙胜”，取于《诗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求言令》“《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出自《诗大雅抑》；《下州郡》“今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来自《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曹操整合概括《诗经》中的句子入诗入文，多数是为了抒情达意，少量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借其权威性来增强自己观点的可信性和说服力。
　　二
　　曹操诗文中对《诗经》的引用，发展了前人引用《诗经》的艺术手法。曹操之前，文人引用《诗经》经过了几个阶段。顾颉刚先生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论周人用诗时说：“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诗用在典礼和讽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和语言上，是引申出来的应用。”洪湛侯先生在《诗经学史》中也指出：春秋时主要是言语引《诗》，战国时主要是著作引《诗》。这些引用《诗经》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用，具有很强的政治与认识目的。到了宋玉，其作品中引用《诗经》的艺术性与审美性较以前有了提高。如《登徒子好色赋》中“赠我如此兮，不如无生”，直用《诗小雅苕之华》中“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诗句。《诗小雅苕之华》主要抒发的是主人公在生不逢时、处世艰难境况下痛不欲生的自伤之情，宋玉则借以表达男女相恋、赠诗传情感动无比的心理状态。但需说明的是这种审美性的化用，当时并不占主流。
　　两汉时期，因受经学的影响与《诗经》本身的经学化，文人作品中对《诗经》的引用以经学化用为主。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游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文中所引《诗经》篇目是与五经并列的，诗义也是经学意义上的。张衡的《思玄赋》：“怬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用的也是当时经学的说法。直到东汉以后，像宋玉那样对《诗经》句意的审美化用又出现在文人作品之中。如班彪的《北征赋》：“日晻晻其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化用《诗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中的情景以抒情；蔡邕的《青衣赋》“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绣丹裳，蹑蹈丝屝。盘跚蹴蹀，坐起昂低”，则化用《诗卫风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写人手法来突出女主人公的美丽动人。不过这些对《诗经》句意的审美化用，与对《诗经》的经学化用相比，还是处于弱势。
　　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在引用《诗经》时改变了以前文人引用《诗经》的经学引用风尚，代之以抒情性与审美性的引用。《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多达36次，或是用于抒情的，或是为抒情服务的。如《行行重行行》中的“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引用《诗秦风蒹葭》中的“道阻且长”描写女主人公与心上人生活中相距遥远且充满险阻的现实，来抒发相思而又无法会面的惆怅之情。“思君令人老”引用《诗小雅小弁》中的“假寐永叹，维忧用老”之意，进一步凸显因相思而使人过早衰老，揭示出她对他的爱之深、爱之切。《明月皎夜光》中的“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引用《诗小雅大东》中的“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与“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来说明昔日的朋友有名而无实，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抒发了作者对人情凉薄的痛心。这种引用相对于以前来说，是一大进步，使引用日趋文学化与审美化，突出了引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不可否认，这种引用还有需要完善与开拓的地方。其突出表现就是多为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直接和正面运用，较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创造性引用或延申性引用。即在引用时，缺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和阐释。
　　到了建安时代的曹操，他不仅继承前代文人引用《诗经》的文学性引用或审美性引用的传统，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这种传统。也就是说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对《诗经》的引用，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如《短歌行对酒当歌》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直接引用《诗经郑风子衿》和《诗经小雅鹿鸣》的成句，把自己对贤才的思念说成犹如青年男女热恋时的思念之情，把自己渴望礼遇贤才说成犹如鹿得苹呼同伴相食的诚恳之情，来抒发自己渴求贤才、以礼待之的心情，显得真挚、热烈、自然。因为曹操在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的生涯中，深深地感到贤能之士对其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思贤若渴之情油然而生，而且这种情感非常强烈、深切，其程度不借助热恋中青年男女的刻骨相思与鹿得苹呼同伴相食的诚恳则不足以表达。所以，就自然地联想到了《子衿》和《鹿鸣》中的成辞。这种表达主要是通过作者在创作活动中以自己的思贤之情与《子衿》和《鹿鸣》文本中的男女相思之情、鹿得苹呼同伴相食的诚恳之情的比附这一情感体验的相互感发来完成的，其结果就是典故的运用与其意义的诞生。正如钱大昕所说：“或又疑《生年不满百》一篇櫽括古乐府而成之，非汉人所作，是犹读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鸣》之出于是也，岂其然哉？”这虽然是对《生年不满百》引用古乐府成辞而言，但也说明了魏武《短歌行》引用《鹿鸣》成辞已达到了浑融自然的境界。再如曹操的《苦寒行》中的“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作者以周公自喻，借用《诗经豳风东山》这一描写远征军人还乡之作来比照自己当前行役的苦况。这些表达主要是通过作者在创作活动中情感体验的相互感发来完成的。质言之，创作主体首先因现实的情感体验联想到所熟悉的文学作品的情感，通过对以前阅读文学作品时的情感体验深化现实的情感体验，同时现实的情感体验又会促进对文学作品即文本中所表达的情感体验，这种双向互相深化的情感体验统一交汇于创作活动之中，其结果就是典故的运用与其意义的诞生。就曹操的《短歌行》来讲，通过他在创作过程中对《诗经》作品的引用，深化了对《诗经》作品文本表达情感的效果的理解，同时又能昭示作者对该诗所表达的男女之情的深切体验，进而结合自己的创作活动与体验，对文学表情达意所达到的程度也有了切实而深切的体会。谢榛《四溟诗话》卷一：“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实，不可泥于诗法论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通论》：“意已经前人说过，切忌袭用。或借作证，或借指点作慨叹，如魏武帝用微子、《东山》诗，刘越石用太公诸人，而自己行文驱使之则可。”清代的贺贻孙《诗筏》云：“《古诗十九首》中，有意用他家句者，曹孟德亦然。不独写来无痕，试取前后语反覆讽咏，反似大出古人之上。非如今人本无佳句，偶盗他语，便觉态出，如穷儿盗乘舆服物，一见便捉败也。”（11）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曹操引用古人、古事、成辞的创造性特征。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曹操赋予了他所引用的古人、古事、成辞的新的内涵，
　　蕴含着作者对引用对象的同情之理解。
　　三
　　尽管曹操引用《诗经》仅26处，但他却开启了建安其他文人引用《诗经》的创作风尚。据我们统计，曹丕的作品共引用《诗经》60余处，曹植的作品共引用《诗经》110余处，徐干的作品共引用《诗经》27处，阮瑀的作品共引用《诗经》9处，应玚的作品共引用《诗经》13处，刘桢的作品共引用《诗经》14处，陈琳的作品共引用《诗经》34处，孔融的作品共引用《诗经》23处，王粲的作品共引用《诗经》70余处，这虽然有个人修养与时代、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但曹操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曹丕、曹植兄弟与建安七子的诗文不仅引用《诗经》的数量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诗经》的引用，也多用于抒情言志，即属于文学性与审美性引用。如徐干的《答刘桢诗》“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12），用《诗王风采葛》中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借以表达彼此之间的思念之情。《情诗》“踟蹰云屋下，啸歌倚华楹”，用《诗小雅白华》中的“啸歌伤怀，念彼硕人”与《诗邶风静女》中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展示主人公因相思之情而引发的百无聊赖的情状。阮瑀的《琴歌》“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容”（13），用《诗卫风伯兮》中的“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抒写知己之可贵。应玚的《报赵淑丽》“有鸟孤栖，哀鸣北林”，用《诗秦风晨风》中的“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以自况，突出了心理的孤独与忧郁。像这种引用《诗经》的方法在建安文人作品中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在此我们重点强调的是，曹操作品中那种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创造性引用或延申性引用的方法，即在引用时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的方法，在曹丕、曹植兄弟与建安七子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如徐干的《室思》其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用《诗陈风衡门》中的“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诗陈风衡门》中的“洋洋”是指水的流动之貌，意为水虽不可饱，然可以玩乐而忘饥。但徐干却用以形容云的流动，并托云带去相思之词。《室思》其六“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用《诗大雅荡》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反其意而用之。再如应玚的《公宴诗》“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用《诗大雅文王》中的“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与《诗小雅常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以文王之德喻朋友之德，以夫妻之情喻朋友之情。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用《诗邶风简兮》中的“简兮简兮，方将万舞”。《诗经》中的“万舞”，是用于宗庙祭祀之舞，刘桢则以之写娱乐之舞。其他如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三“终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翰”，用《诗小雅小弁》中的“心之忧矣，不遑假寐”；陈琳的《游览诗二首》其二“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用《诗小雅棠棣》中的“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止欲赋》“叹《北风》之好我，美携手之同归”用《诗邺风北风》中的“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欲语言于玄鸟，玄鸟逝以差池”用《诗邺风燕燕》中的“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虽企予而欲往，非一苇之可航”用《诗卫风河广》中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孔融的《六言诗三首》其三“辟僚率从祁祁”，用《诗豳风七月》中的“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王粲的《赠士孙文始》“和通篪埙，比德车辅”，用《诗小雅何人斯》中的“伯士吹埙，仲士吹篪”，郑玄笺：“其相应和如埙篪。”后以之喻朋友间感情和谐；“晨风夕逝，托与之期”暗用《诗秦风晨风》中“未见君子，忧心钦钦”的语意；《从军诗五首》其三“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用《诗小雅小弁》中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从军诗五首》其四“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诗魏风》有《伐檀》篇，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所有这些都属于创造性的引用。通过引用使被引用的对象的意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包含了引用者对其新的理解与阐释。再如“凤栖梧桐”之典出自于《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其本意主言凤凰非梧桐不栖之高洁品格，但曹丕在其《猛虎行》中“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14）之语，主借凤凰非梧桐不栖喻贤才非明君不事，故后世以“凤凰栖梧”喻贤才择明主而事。如果说在《卷阿》文本中，主要以凤凰非梧桐不栖来说理的话，那么在曹丕诗中则主要转变为借之以抒情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曹植《赠白马王彪》中“年在桑榆间，景响不能追”（15）之“桑榆”等。以上所举都是典事之本事原本之情感因素或无，或不明显，或比较单一，但经建安文人在作品中的创造性地运用，使这些典事蕴含了明显的、丰富的深挚之情。徐世溥《榆溪诗话》云：“前汉诗不使事，至后汉郦炎《见志诗》，始有‘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及‘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之句。孔北海‘吕望’、‘管仲’两言耳，曹氏父子益张之。”如果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文人引用古人、古事、成辞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是有道理的。曹操对《诗经》的引用就是明证。
　　我们认为，到了建安时期，尤其是从曹操的创作开始，文人引用古人、古事、成辞确已呈现出新的特质。至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而言主要有三。其一是受儒学家学传统的影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腾父节，字元伟，素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节，节笑而受之。由是乡党贵叹焉。腾字季兴，少除黄门从官。在省闼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未尝有过。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曾祖父曹节不仅具有儒家的仁厚之风，而且能够做到进达贤能，尤为可贵的是能够将此长期贯彻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之中。这种仁厚之风必然对其家庭与后代产生重要影响。这在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身上也有明显体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云：“桓帝即位，以腾先帝旧臣，忠孝彰著，封费亭侯，加位特进”，“嵩字巨高。质性敦慎，所在忠孝”，这说明曹操出身的家庭，具有很浓厚的儒学传统。其二是受当时统治者统治思想的影响。在曹操生活的时代，尽管儒家思想受到一定冲击，文化思想领域呈现出自由宽松、多元并张的态势，但儒家的统治地位仍未被取代。所以《诗经》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之一，必然成为当时文人重点学习与诵读的对象，曹操也不例外。史书所云他御军三十余年，“夜则思经传”，《诗经》肯定也在其思之列。这样就为他引用《诗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其三是受古代文人创作对前代文人作品的引用传统和汉代文人依经立义创作传统的影响。关于古代文人创作对前代文人作品的引用传统，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篇》已有具体论述；关于汉代文人依经立义的创作传统，秦与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东汉逐步演变为文人创作的一种普遍风尚，处于东汉末年的曹操也不可能不受此风影响。此非本文所论重点，容另专文探析。在此需指出的是，到了曹操之时已经具有了引用的自觉意识。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说：“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这从理论上对建安后期文人创作中用典的自觉给予了总结和说明。受此影响，建安其他文人的这种意识也普遍自觉。吴质在《答魏太子笺》中评曹丕的作品云：“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备矣。”（16）总之，文人在创作中用典不仅仅是为了叙事明理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抒情感怀的需要，并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注释：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28页。
　　本文所引曹操的诗文作品，均据夏传才《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本文所引《诗经》作品，均据朱熹《诗经集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22页。
　　洪湛侯：《诗经学史》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253页。
　　李孝中、侯柯芳：《司马相如作品注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严可均辑《后汉文》，陈延嘉等点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朱自清、马茂元：《朱自清马茂元说古诗十九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参见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5页。
　　参见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11）参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12）吴云主编《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13）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2页。
　　（14）参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2页。
　　（15）参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8页。
　　（16）严可均辑《三国文》，陈延嘉等点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