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内称得上专门之学的，首推“选学”一目。《旧唐书儒学上曹宪传》曰：“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可见自唐代起，“选学”即趋兴旺发达。
　　自唐末采用木版刻书之后，《文选》的传播渐以刻本为主流。如果敦煌莫高窟中的珍贵文献至今未被发现，世上怕已难以见到《文选》在各种版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本子流传。宋代先后刻出李善注、五臣注等数种本子，后来又有人将之合编而有所谓六臣注或六家本之说。但唐代享誉一时的公孙罗注等等，却已遗佚殆尽而仅存于书目中。
　　唐、宋两代，学术界有关《文选》注本的优劣之争，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吕延祚上《集注文选表》时批评李善注曰：“忽发章句，是徵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而在介绍五臣注之优点时则曰：“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义，作者为旨，森乎可观。”随后明皇即予嘉赏：赍绢采百段，并命高力士宣口敕以褒扬。由于皇家政治上的支持，五臣注在中、晚唐时一直居于显要地位，深为学界重视。但自晚唐李匡乂在《资暇集》与丘光庭在《兼明书》中批判五臣之后，宋代苏轼、洪迈等人更对五臣注本大肆诋斥，由此这一注本的地位日益下降，李善注的崇高地位遂无可动摇。尽管二者的优缺点本难一概相量，但学识的高下，还是可以判定的。
　　清代“选学”大盛。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文选》时，无不依据李善注而进窥《选》中各篇的原意。《四库全书总目》在《六臣注文选》的提要中列举五臣之疏谬后，说：“今观所注，迂陋鄙倍之处尚不止此，而以空疏臆见，轻诋通儒，殆亦韩愈所谓蚍蜉撼树者欤。”这也可以说是表达了其时众多学者的普遍看法。
　　清代“选学”除注释外，还有词章、广续、雠校、评论诸端，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范围扩大了，方法多样了，眼光不同了，收获也就远超前代。清末民初，国外又输入了新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于是骆鸿凯等人开始对《文选》作综合的研究，条理更为密察，分析愈见细密，与前此的《文选》学家研究著作的面目又已不同，于是学界推崇骆鸿凯的《文选学》一书，以为可视作总结“传统选学”的阶段性成果。
　　骆鸿凯在民国初期于北京大学读书时，黄侃正在该校讲授《文选》，《文选学》一书即是在听课的笔记上扩展而成，故多引用其师之说。据程千帆先生见告，骆氏的《文选学叙》原为张采田的一份书稿，张氏本来也想作一“选学”方面的著作，后因循未就，骆氏向其讨教时，张氏遂以此稿赠与。张氏为骈文高手，故此叙文词尤为出色。
　　黄侃等人沉潜“选学”至深，故创获甚多。他们的研究工作，除了受时代之赐，在观点、方法等方面有新的开拓外，还与他们有机会见到一些前代学者无法见到的珍贵文献有关，如罗振玉印出的《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十六卷，杨守敬自日本带回的白文本《文选》二十一卷等。这些珍贵的材料对这一时期的《文选》学者提供了很大的助益。
　　清代末年，敦煌石窟与东邻日本发现了一些珍贵的《文选》钞本，学术界对《文选》版本的观念大为改变，知道这一典籍除李善注、五臣注与六臣注之外，还有白文无注本与其他各家的注本存世。这就引发人们去多方面地思考：《文选》的原貌到底是怎样的，李善、五臣等注本所呈示的《文选》其面貌是否与萧统的选本一致？各种注本之间的优缺点是否还可作更多的论证？
　　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选学”并未因新材料的出现而有大的发展。五四之时，兴起了白话、文言之争，代表新思潮的学人猛烈攻击古典色彩的作品，声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声不绝，其后白话文争得了主导地位，作为社会各阶层绝大部分领域中的思想交流手段，文言文的使用范围日益缩小。骈文更为重视修辞技巧，学习时需要花更多的准备功夫，随着文化的日趋平民化，骈文的使用范围更见狭隘，“选学”随之盛况不再，少见精深之作问世。50年代之后，大陆地区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太重视魏晋六朝时期的贵族文人之作，“选学”也就进一步陷于困境。
　　进入80年代之后，大陆地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际文化交流的渠道日益通畅，于是日本学术界有关“选学”的成果逐渐被介绍了过来。台湾地区有关《文选》研究的成果也有介绍，两地从事“选学”的成员不断展开商讨，并对有关《文选》版本的珍贵资料也进行了交流。
　　比之过去，学界的眼光大为扩展，比之前人，掌握的材料更为丰富，这就促进了“选学”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这一传统学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此提出了“新选学”之说。俞绍初、许逸民在《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的《文选学研究集成序》中提出，《集成》丛书拟包括十二项选题，中如（5）《文选》集校，（6）《文选》汇注，（7）《文选》唐注考，（8）《文选》版本学等数项，都与数十年来陆续发现的新材料有关。（注：中华书局1998年8月出版。）应该说，学术界在《文选》研究工作中转而重视《文选》的文献学研究，正是这一传统学科的一大进步，它说明《文选》的研究工作已经不满足于通论式的介绍，也可表明当代学者的文献整理工作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清儒的校雠成果上再作若干补充。
　　李善注与五臣注的优劣之争，经过长期的反复争论之后，后人已有统一的认识。清代朴学大盛，行文重视征事数典，以此作为主要标准衡量两种注本的优劣，自然会把五臣注的学术水平贬低了。
　　近人对此态度渐趋客观。有的学者在尊重李善注的前提下，也对五臣注的优点作了很多发掘。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善注也不能免于此病。例如班孟坚《答宾戏》“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下，《文选》李善注引服虔曰：“王霸、富国、强兵为三术”，五臣李周翰注则曰：“三术谓帝道、王道、霸道，而商君说秦孝公用此三术，孝公用其霸术也。”按商鞅说秦孝公事见《史记商君列传》，可证李周翰说为是。又如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中云：“爰逮战国，风宪愈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李善注：“《毛诗》曰：‘绿兮衣兮，绿衣黄裳。’”《文选集注》中《文选钞》引《诗》则云：“东方未明，颠倒衣裳。”二者比较，自以《钞》之注释为精确。盖李善以为此处文字出于《邶风绿衣》，《文选钞》则以为出于《齐风东方未明》。按《东方未明》首章即云“东方未明，颠倒衣裳”。范晔行文用的自然是这一典故。
　　由此可见，《文选》之学发展至此，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以文献学而言，也不应以李善注自限，应该广泛参考其他各家的注本，以期对《文选》中的众多篇章求得正解。何况近人所能看到的李善注本不再限于胡克家所刻的一种，除宋本外，还有其他钞本与国外的一些刻本可资参阅。
　　《文选》古钞、古刻的价值日益被人认识。大家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多的资料，以利研究。只是限于各地的具体情况，这一工作的开展还存在着许多困难。
　　日本保存的这一种《文选集注》钞本，按其原来的篇目标示，此书当有一百二十卷之多。因为萧统原来的本子共三十卷，李善详加注释，篇幅扩大，遂分为六十卷。《文选集注》除首列李善注外，又加上了《文选钞》、《文选音诀》、五臣注、陆善经注和编者按语，篇幅更为扩大，故又细分为一百二十卷。但到清末董康等人前往日本金泽称名寺探访时，已仅见三十二卷。由于他的提议，经过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内藤虎博士等的努力，此书列为国宝，但由于其时日本保存文物的法制还未完备，其后仍不断有所散失。
　　《文选集注》确是一部奇书。这样名贵的唐人钞本，不见古今书目，新、旧《唐书》的《艺文志》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书中均未著录。书中引用的《文选钞》、《文选音诀》、陆善经注等，古代书目中虽有所记载，但已遗佚殆尽。前人之所以只能参考李善、五臣二种注本，即因无法看到其他唐人注本之故。
　　罗振玉于民国初年寓居日本时，发现此书，乃搜得残本十六卷，以《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为名，辑入《嘉草轩丛书》，于民国7年（1918）影印行世。中国学人始知天壤之间还有这一种《文选》注本。
　　民国初期的一些学者利用此书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考《晋书》时引《文选集注》卷六十二中的公孙罗《文选钞》与《隐录》，考许询的生平，补充了重要的史料；《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下）《文学》“左太沖作《三都赋》初成”条注〔一〕引《文选集注》八，《钞》引王隐《晋书》，言“吴事访于陆机”，也是不见他书的珍贵材料。
　　但罗振玉因条件的限制，大多数的本子托人模写，有的还只是作了过录，又加上当时印刷水平不高，故这一《残本》距离原样颇远，势难据为典要。
　　罗振玉对保存此书决心极大。他于民国8年离开日本回国时，将京都净土寺町的一所寓宅捐给了京都文科大学，让出卖后把所得款项作为影印日本所藏中国古写卷子的费用，并托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两位博士经理此事。二人后来编成了一套《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文选集注》计有二十三卷，列在第三集至第九集。这一丛书基本上是按原样影印的，较之《残本》，在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罗本《文选》卷六十二（胡刻《文选》卷三十一）前后均无题记，京都大学本《文选》卷六十二则前端第一行题“文选卷第六十二梁昭明太子撰集注”；又如罗本《文选》卷八十八（胡刻《文选》卷四十四）前后均无题记，京都大学本《文选》卷八十八于卷末题“文选卷第八十八”，可知这些地方的原有文字已为誉录人员径行略去，故已失原貌。
　　《文选集注》原本也已有严重损毁，不少卷中已多残佚，但吉光片羽，亦足珍贵。此书之所以不致全部损毁，罗振玉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处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日本对汉学尚极为重视，所以当内藤、狩野二博士登高一呼，向藏书家和藏书单位征求这一国宝影印时，大家还能热情支持。目下日本对汉学的热忱已大不如前，因此这一工作如果放在现在来做，能否顺利完成，恐怕就要加上问号了。
　　这一唐钞珍本之影印始于昭和十年（1935），后于十七年（1942）完成，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故流入中国者为数甚少。据我所知，仅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有收藏，估计当是日方赠送给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为数很少的几所教会学校而并入上述学校的，其他大学的馆藏书目中均不见此书。
　　日本学者利用此书作出了很多成绩，特别是以斯波六郎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以广岛大学为据点，形成了一个“文选学”的研究流派。80年代之后，他们的成果逐渐介绍了进来，冈村繁教授等人又多次来中国参加会议，因此他们关于《文选集注》的成果逐渐为人所知。大家认识到此书的珍贵，但因大陆地区不易见到此书，无不感到遗憾。
　　我于1994年赴日本国立奈良女子大学任教，在该校横山弘教授的帮助下，从天理图书馆中借出《文选集注》一套，由博士生大平幸代同学帮助复印，携回国内供研究之需。1995年，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委托郑州大学举办’95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介绍了国内外的几种名贵版钞，与会代表认为我与学术界和出版界联系较多，自己也有一套《文选集注》的复印件，因而希望我能将此公开出版，让大家都能读到此书。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接受此书，影印出版。但考虑到读者购买时承受的能力，比之京都大学影印本版面有所缩小，改成了十六开本。当年内藤、狩野二博士向原藏《文选集注》残本的单位或个人求得原件或底本时，即按原样印入，因此，京都大学影印本的次序前后重出或颠倒的很多，
　　不便阅读与使用。出版社商请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参考李善注本的次序重行编定，且拟篇名目录，读者称便。我又商请横山弘教授编了一种《文选集注研究论著目录》，将自1856年起至1999年止的论著与单篇文章悉数收入，又请隽雪艳女士拟制了一种《现存文选集注一览表》，介绍现存各卷的收藏单位与个人，以便复核；最后还请吴正岚女士制作了一种《文选集注引书索引》，便于工作日益繁忙的当代学者检索。文选集注文选集注文选集注
　　此书之所以能够出版，首应感谢日本京都大学的兴膳宏教授。因此此书的版权属于京都大学，兴膳教授时任文学部部长，正是该书的法人代表。没有他的支持，此事也就无从说起。
　　陈尚君教授编排此稿时，发现罗振玉《唐写文选集注残本》第七十三卷中曹子建《求自试表》内“良曰此岂好大言于主而曜于俗哉”下原有的二十行，京都大学影印本中已佚，其后北京大学傅刚教授告知，北京图书馆中尚存一断片，查看后始知即原罗振玉所印《残本》中的两页。这一断片后附田潜题记，介绍他在日本任督学时购得《文选集注》残卷的经过。由于这一断片的发现，使我联想到罗振玉印《残本》时，其中的第七十三卷当从田潜处借来，后田潜将所得《文选集注》钞本悉数售与北京琉璃厂正文斋书店，而从第七十三卷中截下二十行，本拟留作纪念，后又售出，遂辗转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周叔韜也得一残卷，后捐给了天津艺术博物馆。这一第四十八残卷之卷轴上所粘标签题“唐写文选残卷”，下为双行小字“日本国宝金泽文库收藏”，“宣统庚戌伏侯所收并记”，可知亦为田潜当年所购回者，周叔韜所购得者则当是从正文斋中所辗转流出者。因为这是一卷残本，故周氏不太重视，《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中未见著录。（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也是田潜所购回者，京都大学影印本中未收，实为一大缺憾。此卷当是海盐张氏旧物，罗振玉印《残本》时欲收入而未果者。我在赴台湾开会与讲学时与汉学研究中心多次商洽，得到他们的帮助，提供胶卷，纳入《汇存》，为该书增色不少。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制此书时注意质量，给我不少帮助。原来他们为成本计，不打算印入《引书索引》，经争取后始得如愿。而他们在1999年第三季度时准备工作已一切就绪，且在《古籍新书目》第123期上登了介绍，征求预订。正在这时，横山弘教授于11月19日寄来了富永一登、衣川贤次的《新出文选集注本残卷校记》一文，始知《文选集注》第六十一卷江文通《杂体诗》内潘黄门（悼亡）中原缺二十五行，尚存于世，现为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所收藏。（注：载日本中国中世文学会《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36号，1999年7月。）此时《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印行在即，但如未能印入已知的文字，总是一大缺憾，于是我立即通知上海古籍出版社，要求暂缓开印，一方面由横山弘教授向御茶之水图书馆商洽，说明中国正在印行此书，要求他们提供相片，藉使此书保持最大限度的完整。御茶之水图书馆一时不明究竟，故不置可否。按照该馆规定，像这样名贵的文献，读者只能前去阅读，或进行抄录，但不能摄影或复印，因此这二十五行文字至今未曾公开发表过。但经过我等反复说明，告知此乃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件盛事，他们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但御茶之水图书馆虽系东京府立的机构，成篑堂文库却是由石川文化事业财团主办的，对于这一文献的处理，要由董事会决定。这事延至2000年5月，经董事会通过后，才同意提供给我相片一幅，但得保证只能用于《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到9月份后必须寄还相片。横山弘教授寄来这相片后，我立即派博士生吴正岚送往上海。为了此事，上海古籍出版社整整等了半年时间不得开机，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不少困难。文选
　　这次添入二十五行，为数虽小，却使此书大为增色，然而又使出书增加了不少麻烦。吴正岚制作引书索引，必须重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子已经全部做好，他们考虑到出书的时间和制作的成本，打算把这二十五行附于书后，我则坚持要求插入第六十一卷之中。最后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第一册后面部分的版子重新做过，为此又拖后了出版日期，增加了成本，但此书的质量却有了新的提高。对此我很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配合。
　　通过此事，使我了解到了很多有关文化交流中的棘手问题，深知成事之不易。《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的出版，得到了各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终得如愿。其他珍贵文献，能否顺利印出，恐怕又会碰到新的问题。
　　本来我还想编一种《文选古钞集成》，但想到出书之难，不禁知难而退。
　　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古钞《文选》卷子，不论其属英、法、俄等何地所藏，大都已经正式印出，或许搜集起来正式出版比较容易一些。有些已经印过的卷子，如观智院本《文选》卷第二十六，三条家本《五臣注文选》卷第二十，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且已编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部》第二卷，1980年由八木书店印行，与之交涉，要求辑入《集成》，或许好交涉一些。但如九条家本《文选》所存二十卷，保存了不少三十卷本《文选》的原貌，价值重大，此书现藏日本皇宫内，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学者，还不知如何去交涉。
　　当年杨守敬从日本带回了一种古钞《文选》残本二十一卷，一般认为接近萧《选》原貌，价值重大。民国初期高步瀛、黄侃等人都曾参考此书，进行研究。徐行可、向宗鲁等人曾经借钞誉录，惜均已佚去。目下屈守元先生处尚保存着一种临摹本，北京图书馆中还有一种傅增湘的过录本，将古钞本的异文过录在胡刻《文选》相应的文字上面，但若将这样的本子辑入《文选古钞集成》，无疑是不理想的。
　　杨守敬的古钞《文选》残二十一卷原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目下两岸文化交流还嫌不畅，如欲求得底片，还不知能否如愿。
　　《文选》学的发展亟需在珍贵文献方面进行拓展，学者应尽可能地占有资料，这样才能进窥萧《选》和李注、五臣注典籍的原貌，并与唐代其他注本作比较，这样也就可以在文献的整理上突过清儒。只是《文选》的珍贵文献分散各地，国家与地区之间政治制度不同，对待文物的态度有异，各处对保存与传播资料的规定也有不同，这就给从事汇编的学者增加了不少困难。希望各国与各地区的政府主管部门订出一些有利于文化交流的政策措施，推动这一工作的顺利实施。
　　假如上述问题可以解决，正式出版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如九条家本，书眉和夹缝中还有不少小字，阅读已很困难，印刷之后能否清楚，也难有把握。况且目下处在商品经济时代，出版社出书必然考虑到成本和销路，《文选》古钞大都属于零碎的残片，购买的对象很窄，只有部分专家学者有兴趣，即使加上个别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为数还是很少的。制作成本很高，印刷技术要求也高，这就形成了很大的矛盾，费用大而收效少。如无有力的单位资助，看来很难成书。我于此事迟迟不敢启动，原因很多，此亦不易突破的难关，谨请关心此事者提供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