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张毅：罗宗强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南开大学教授罗宗强先生，广东揭阳人，1931年11月生。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学院任教。1975年调回南开大学，先在学报工作，后转到中文系任教，担任过中文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罗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本刊特委托张毅教授就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请教于罗先生，写成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代表采访者张毅教授，代表受访者罗宗强先生）。
　　罗先生，据我所知，您的第一部著作《李杜论略》是1980年出版的，那时您研究生毕业已有十五年，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了。能否谈谈您当时著书的情况，以及你们那一辈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不易。对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而言，人生的历练和世事的洞明，是否也是一种学术积累？您是如何把读有字书（前人著作）与读无字书（人生体验）结合起来的？
　　《李杜论略》是1978年开始写，1979年写完，1980年出版。这本书是在没有充分学术积累的情况下写的，书出版后就后悔了，觉得写得很不满意。写这本书的起因，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看到郭沫若先生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把杜甫贬得一无是处。那时我在江西偏远地区，大部分书都被抄家抄走了，只剩下一部《鲁迅全集》和一部《杜诗镜铨》。这两部书成为我渡过艰难岁月的精神支柱，一有机会就反复地读。以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情，非常喜欢杜甫那些沉郁、悲愤的诗，真是感同身受。看了郭沫若的书就非常反感。那时没有想到要写文章，当然也不可能写。1978年以后，才开始带着情绪写《李杜论略》。我们这辈人，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很少，一旦开始学术研究，真是困难重重。
　　那时候经济状况也不好，人总是感觉很疲劳；但是十几二十年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我写过一首诗，有两句是“待到升平人已老，空留锦囊贮哀词”，这就是当时的心情。有了机会了，当然非常珍惜，就是凭着一种爱好、兴趣，以及对杜甫的那种感情，我写下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学术水平不高，但写这本书使我有个体会，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里面包含着很多人生感悟的东西，含有对人性的理解在里面。真切的人生体验对文学研究很有好处。人生多艰，人生不易！但是多艰的人生也让人对生命有更深沉的感悟。理想和向往，受到挫折以后的感慨，各种各样的生存境遇和体验，使人对文学作品可能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对人性也会有更深的体悟。所以我后来在文学研究中，特别重视人性的把握、人生况味的表述；当然，古人与今人的思想观念距离很远，但是人性中总有相通的地方，对人生的体悟也有相通的地方。你看我的书里有许多情绪化的东西，带有自己人生体验的感情色彩，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是有关系的。
　　您是性情中人，有诗人气质，笔端常带感情，这我深有体会。在《李杜论略》出版后，仅十年左右的时间，您又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重要论文，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如傅璇琮先生所说：无论是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还是回顾这个阶段的古典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的研究，您的著作问世“，总会使人感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画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不断推出学术精品，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我这几本书并不是什么精品，只能说研究时确实下了点功夫，对历史有自己的一番真切感受，能真诚地说出点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如此而已。我写这几本书的时候，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十年浩劫后刚刚恢复。“文革”之前的十七年，衡量古代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基本上是三个性和两个主义，就是强调人民性、现实性、阶级性，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用三性、两主义的标准去套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去衡量是非。现在看来，能够留下来的优秀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并不很多，由于有了一个固定的框框，就让人感到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思想，我的想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史料清理的基础上，尽力地去还原历史，并且要有自己对文学、对历史的看法，去判断是非，不人云亦云。研究唐代的文学思想，就从唐代文学创作的实际出发，去认真地看唐代作家的集子，要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和历史文献入手。从自己阅读时的真实感受出发，着重于看其艺术上的成就，分析其艺术特点，从这个角度感受文学观念变化的是是非非。我更喜欢真实表现人性的优点和弱点、真实表现个人情怀的作品，所以我对白居易新乐府评价不高，对唐代古文运动评价也不高，而特别喜欢王维、李白、李贺、李商隐，喜欢他们作品的强烈的艺术个性，所以对这些人评价就比较高。根据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作品本身，根据个人的感受，真诚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我写这几本书时的初衷。当然，这种出于一己爱好，用自己的文学观念去衡量作家作品是非的做法是否恰当，那只能由他人去评说。我的原则，是决不说违心的话。
　　再有一点就是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决不取巧，不相信和转引二手材料。当我没有看过大量原著的时候，在没有对大量原始资料进行认真梳理之前，我是不敢动笔的。对一些重大的文学事件，对一些重要的文学观念，对一些人和事，我尽力做到把它的来龙去脉理清楚。如在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时候，牵扯到对魏晋时期很多人的评价、很多事情的是是非非。在当时的环境下，魏晋士人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是：力求做历史的还原，尽量根据史料推测当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当年的真实情况如何，在此基础上来判断是非。所以这部书可能对魏晋时期一些士人的心态，说出了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看法。从写《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到写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在研究过程中注意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个是真诚地面对历史，尽量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再就是对作家的衡量以人性作为标准，看其在作品中如何真实表现他的性情、他的个性，如何表述他的人生感悟，当然，也看他艺术表现的特色与成就。从这些来推测他在创作中的崇尚，来理解他的文学观念。
　　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也不同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这门学科的建立过程中，您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堪称标志性的著作。能否就这两部书的写作，谈谈这门学科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区别，以及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情况。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科性质，我想在我给你的《宋代文学思想史》所写的序里，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了解、掌握一个时期文学思潮变化的过程，根据思潮的变化说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这里面有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的变化、文学观念的变化，也有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的总结和表述。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思潮和观念的变化，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不一定总是吻合的。怎么说呢，有互相契合的时期，也有互相分开的时期，也有矛盾的时期。假如专门研究文学批评史，仅仅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着眼，就会忽略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变化的复杂情况，很难全面地、准确地把握文学思想潮流、文学观念流变的风貌。对于整个文学思潮走向的把握是这样，对于一个人的文学观念的把握也是这样。有的人，他的文学批评，他的理论表述说的是一套，而他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又是另一套。只根据他的理论表述来论定他的文学思想，就不会是全面的、准确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文学创作实际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变化给清理出来，结合当时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表述，二者互相印证。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也不一样。文学思想史也研究文学创作，但着眼点是创作所反映的文学观念。文学史研究就不一样了，文学史主要研究文学创作本身，它主要研究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文学创作中作家、作品、流派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没有与文学批评理论相印证的问题。另外，文学史研究以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基础，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着眼点不在单个作家或某部作品，虽然它也研究重要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的文学观念，但更注重的是整体的思潮研究。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除了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的整体观照外，还要加强对流派文学思潮、地域文学思潮的研究。我最近看了一下这十几年出版的文学思想史著作，如涉及到西汉的《西汉文学思想史》就有三部，还有汉代诗歌思想史，汉代文学思想流变史等，大概四、五部吧。这四、五部看起来都各有特点，每本书的方法和侧重点都是不样的。我想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要往细部做，往深里做；要做得很细致，除了大的脉络之外，恐怕就是要研究流派的文学思想。在文学史方面已有一些流派研究著作，但侧重点在作家作品，不在思想观念上，对流派的文学思想的特点、来龙去脉和价值所在，缺乏专门的研究。做某一流派的文学思想研究，可以在局部做得很细，可以研究他们理想的东西，他们的题材选择趋向、审美趋向，他们善于使用的表现技巧，和这些技巧背后的艺术观念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主张，他们的文学观念之所以形成流派的种种原因，他们的文学观念与其他流派的差别与联系，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文学主潮的关系，他们的承传和影响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现在来说还不是很充分。再就是地域的文学思想研究，地域文学观念的特点到了明清以后就表现很明显了。我最近正在研究明代嘉靖前后江右（也就是江西）地区的文学观念，就感到很有意思，觉得那时江右地区的文学思想倾向，跟吴中的那批人像文徵明他们的思想很不一样。江右是王阳明心学影响极大的一个地区，王阳明的第一代弟子、再传弟子数量很大，这些人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人生态度，他们的生活趣味，他们的诗歌，他们的文学观念，带有很浓的地域文化的特点。地域文学思想与主流文学思潮发展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所以文学思想史除了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除了研究流派和个人的文学观念，还应该研究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今后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进一步就是要往细部做，要做流派的研究、地域的研究。这会涉及很多问题，会有很多空白等待我们去开拓。近来有研究者发表文章，说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从构架到史料的开拓，后来者恐怕很难有新的突破了。这一说法是极不准确的，是对于文学思想潮流、文学观念的历史实际知之不多的表现。事实是：不少的原始材料都还有待清理，出土的新材料将要改变我们对先秦文学观念的一些看法就不用说了，历代经注中反映的文学观念我们都还没有认真地清理，大量的别集都还没有认真全面地细究，大量的诗话包括流传于地方小范围内的本子，都还没有清理出来，明清两代尤其如此。近年蒋寅、张寅彭、吴宏一等先生都在做清代诗话的搜集、整理工作，听说数量极大。这其中可能会有非常精彩的、有价值的东西。总之，无论是文学批评史还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空间都还非常广阔，空白的研究领域是大量存在的，并不是到此为止，问题是要往细里做。
　　当然，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弄清我国古代的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整体风貌，弄清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诸种原因，弄清它们和文学创作或繁荣、或衰落的关系，弄清在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发展的主线是什么？至今，我们对于什么是我们的文学思想的主线，什么是最为优秀的传统，什么样的文学观念是推动我们的文学发展的真正力量，都还并不清楚，或者说，都还没有深入的探讨。梳理当然是为了继承。这可能就涉及到文学思想理论遗产如何继承的问题。
　　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多就个人的禀性和兴趣爱好决定自己的学问路数，有的偏重于史料的收集考辨，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整理文献；有的擅长理论思辨，每借助现代观念来结构著作；还有的倾向于审美感悟，
　　以灵心慧性感知文学的妙趣真谛。您的著作，可以说是以上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既有强烈的实证精神，又充满浓厚的思辨色彩，还兼备审美把握的细腻准确。请问这是不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追求？
　　是有意识的追求，但是还没有做好，心向往之，力不能至。研究文学思想史的人，如果离开坚实的史料基础，他就不可能去感知、去把握文学思想的真实面貌。他对于一个人、一个流派、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想的描述，就不可能有历史实感。以自己的理论框架去套古代的文学思想现象，就好比给司空图穿上西装、结上领带，显得不伦不类。但对于研究文学思想史的人来说，只停留在史料上同样不够，还有一个理论把握和理论表述的问题。应该说，在描述文学思想现象时，如何处理理论表述问题，是很难的。我非常不喜欢摆理论面孔，特别不喜欢把简单的问题作深奥的表述。我在描述文学思想现象时，力图把理论色彩淡化，把它藏在描述的行文中，藏在行文的内在逻辑里，让思辨的力量从行文中自然表现出来。表述时要淡化理论色彩，又要把理论问题说清楚，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现在也还在探索之中。至于审美感悟，这可能跟个人的气质、经历和素养有关系。怎么讲呢，我是个重感情的人，爱激动，爱感慨。我较早受到古诗词的熏陶，十五六岁时就爱写诗，和一些好朋友，常在一起写一些感伤的诗，有这么一个善感的气质。我读古代的诗歌、古代的散文，对感情浓郁的作品很容易引起共鸣，有一种生命的感发和激动。所谓审美感受，恐怕主要是对古代作品的那种感情的共鸣，我注意在书中把那种感情的共鸣传达出来，这可能就是我在研究过程中要把个人的感情注入到里面去的原因。当然这里有一个审美积累的问题，由于我从小读的古诗比较多，自己也写一点，所以对诗词、散文在艺术上的好坏，有一种比较敏锐的感受力。但是这种感受力偏向于自己所爱好的东西，比如我读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他选的诗中有一些是写得很活泼的，我却不喜欢这样的诗。我喜欢人生感慨深沉的诗、感伤的诗、悲愤的诗，这可能跟个人的爱好有关系。
　　个人气质和审美感受应该是很主观的东西，易表现为才华横溢；但是您的著作却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在叙述事件时抱定一种客观的态度，注意对历史文献资料作认真的清理和考辨，决不只依据古人的只言片语作随意发挥，杜绝不切实际的无根游谈。这种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文学研究有什么帮助？
　　这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我少年时代是很毛躁的，学习也不认真，中学老逃学。但是在考入南开之前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海南岛的橡胶种植场工作了几年，做计划统计工作。那时是计划经济，每年都要制订下一年的生产、管理、财务计划，总有六、七大本，每一本都几十页，有很多表格和一系列的数字，每个数字都和前后有联系。开始做的时候总是出错，只要错一个数字，全部表格就都要从头返工。那时没有计算机，全靠算盘。通宵通宵地返工，越返越乱；所以必须每做一步都很细心，丝毫不敢马虎。这段经历，训练出了一个细心的习惯。后来把这个习惯带到了文学研究里面来，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没有把应该看的材料看完了、想清楚，不敢动笔写，总是胸有成竹了才写。这样，工作习惯的严谨就跟个人气质自然地结合起来了。我现在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条理，井井有条，乱了绝对不行。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四年级时曾提前毕业，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了一年，后来才又念研究生的。这一年认真看了几本理论书，例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我就看了半年多。这书很不好懂，我就一段一段地读、想，一行一行地拆开来读，看他的逻辑思路，看一遍不懂，就看第二遍、第三遍，直至大概弄明白了。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对于理论思维的训练很有帮助。读理论著作，不在于同不同意理论家的说法，更不在于搬用他们的理论，而应当是一种思维能力的训练，训练思维的敏锐性，训练思维的逻辑层次感。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对于研究文学思想的人来说，仅有严谨的学风，对史料作认真的清理是不够的。文学思想的最为基本的东西是文学，面对大量的文学现象，就有一个审美感受的问题。要有审美能力，才能分辨优劣，才能分辨审美趋向的细微变化。我最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这一点。现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比较缺乏审美能力，一首诗艺术上好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只能从思想上来分析问题。搞文学研究，若没有敏锐的审美能力，没有感情的共鸣，只靠纯理性的分析是不行的。文学不是哲学，也不是历史。现在研究文学的人，有的光搞史料清理，或者光搞历史背景研究，历史背景的种种问题，当然对于全面了解当时的文学有必要，但是研究完这些问题以后，一定要回到文学上来。假如不回到文学本身，那就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或别的什么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是大家都公认的一部学术名作，利用文学来研究历史。我们往往容易产生错觉，以为陈先生那样一种学问的路子是文学研究，其实不是。所以要回到文学上来，要尝试新的路数，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沿用过去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只是鉴赏呀、风格呀，等等。到底如何解读文学作品，应该利用新的途径、现代的途径，来解剖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各个作家艺术上的成就，把它说清楚了。文学研究应建立在审美感悟的基础之上。
　　现代社会是个讲功利的社会，流行实用主义，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学者，不太愿意回答文学研究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因这问题本身就蕴含着研究文学无用的世俗观念，以为文学不能当饭吃，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您一向对“古为今用”有不同看法，又不太赞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否含有要脱心志于俗谛的意味？是不是主张以非功利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注重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赞赏用“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来从事文学研究。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长时间，也写过文章，我看这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关，不能简单地说有用与无用，也不能简单地说功利与非功利。我认为社会文化构成是分层次的，有普及的大众文化，有精深的高层文化，还有处于中层的文化。高层文化只能是少数人来研究，不能大家都来搞。我想，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属于高层文化研究的范围，所以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只能是少数，多了没有必要。真正的研究、高层次的研究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中间有大量的过渡式的承传，如大学、中学里的古代文学教学、各种讯息媒体。通过学校教育和文化传播，把古典文学知识和优秀作品普及到社会上去，满足大众的审美文化需要。只有普及了才谈得上发挥社会作用。但是普及性的大众文化并不能完全反映我们民族的精神、民族文化的整体特点，所以注定还要有高层次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以提高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层次。比如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哪些是精华的东西，哪些是应该留下来的，要通过高层次的研究来清理、探讨，再经由中间的传递，就逐步地渗透到一般社会民众中去了。
　　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吸收是无形的，如春雨之润物。在我们的思想行为里，如果追究起来，有许多就是文化传统的遗存。对于古代文化的研究，就是要辨明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我想，这关系到国民性的塑造，是民族发展、民族生存的更为根本的东西。不能把对文化传统的利用和继承，局限在当前的政治需要和商业利益上，不能只着眼于当前需要，而应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就拿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古代文学在今天的作用，主要在情操的陶冶和人格的塑造上。我们的古代文学作品里，有许多非常高尚的值得珍视、值得自豪的思想情操；但是从情操熏陶和人格塑造上来看待古代文学的作用，我们似乎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这里我要讲一点题外的话，因这涉及到有用与无用的问题。近些年来，报纸上可看到一些让人惊心动魄的报道，如说有四个青少年，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六岁，抢劫了一辆出租车，杀死了司机，抢得了一百元。四个人商量如何处理尸体，其中的一个说，煮来吃了，不留痕迹。又一个报道，说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因为奶奶没有满足他的一个要求，就用榔头把奶奶砸死了。还有砸死亲生母亲的。没有人性、没有亲情、没有爱，只有欲望。这些当然是个别现象，但这个别的现象却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教育中缺少了什么。我想，就是缺少善良的感情的熏陶，缺少健全的人格教育。光是知识教育是不够的，光是思想教育也是不够的，一个人要成长为一个有健康人格的人，感情教育就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候，古代文学就有它的作用了。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保存的善良人性，在文学里有充分的反映，乡土的爱、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心等等，都有非常真诚、非常生动的表述，都能在健全的人格塑造、丰富的健康感情的培养中，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不是今天讲了，明天就起作用的，不是拿来就用的。它是长期的无形的熏陶，是细雨润物。要讲眼前功利，它做不到，它的作用，是百年树人，是世世代代，是缓慢的改变民族性格。从长远看，它又是很有用的。
　　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也是这样。一些研究题目，在当前看来，可能是毫无用处的，既不能配合当前的政治需求，也没有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我们认识我们的传统，对于文化积累，对于提高文化层次，却可能是不可少的。从目前看，它可能毫无功利可言，是为学术而学术；但从长远看，它在文化建设中又是有用的。功利与非功利，有用与无用，在于你怎么看。简单化的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结果可能是帮倒忙。继承文学批评理论遗产，也不是简单的“话语转换”就能做到的。一定的话语都是当时当地的话语，都与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关。比如说“自性良知”，我们就会想起明代的心学；说“斗私批修”，就会想起“文化大革命”。古代文论也一样，像“意境”，讲情景交融；可你读海子的诗，用“意境”是绝对解释不了的。海子诗那种心灵的自白，那种意象的组合，是一种观念性的组合，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没有完整的意境，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在奇怪的意象组合里，分明又可感受到生命本能的冲动，一种宿命的悲愤、苍凉。古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遗产的继承，应注重精神实质，而不是简单的“话语转换”。关于这方面的意见，我在1999年第3期《文艺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古文论研究杂识》中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对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往往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对待，比如我最近听说，有些地方让小学生读《四书》《、五经》。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好的，是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什么是优秀的文化遗产呢？目前不是还在讨论吗？曾经有一种说法，新儒学能救中国，我对此一向很不以为然。提倡新儒学的人，对于我们的国情恐怕知之不多。退一步说，就算儒学能救国吧，那么《四书》《、五经》中哪些是好的，哪些就不很好，也还是大可讨论的问题。小孩子还没有分辨这些的能力，小学的老师要说清这些问题怕也不易。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们读《四书》《、五经》，这种作法我以为未必妥当。我以为这是一种极简单化的对待文化遗产继承的做法。你让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孩子，摇头晃脑地读“子曰”、“《诗》云”，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滑稽。没有分辨力的读经，和现实生活对照，只会造成孩子性格、人格的扭曲，造成他们价值观的无所适从。我想，这是一件近于荒唐的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优秀的遗产通俗地传达给我们的孩子，而不是简单化地读经。从研究的功利与非功利，说了这么多题外的话，是不是把问题说远了！其实我要说的只是一点，就是：应从长远看功利，不应只看眼前利益。总而言之，古代文化的研究、古代文学的研究和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是一种少数人的很专门的事业，但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建设中最基本的东西，从长远来讲，它终究还是非常有用的。
　　记得您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后记”中说“：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以读书为乐，视荣华富贵如浮云，这样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做一点学问。可当今的社会充满了急于求成的浮躁之风，追求时尚，玩学术，有将学术庸俗化和世俗化的倾向。对此您有何感想，学者如何才能保持心的宁静而甘于寂寞。
　　在古代文学研究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没有点个人爱好是不行的，你自己非常喜欢这个行当，非常喜欢这个事业，
　　你才会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它。如果著书都为稻粱谋，只是把学问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不但总会使得自己有很大的压力，也容易把学问搞走样了，结果两败俱伤。如果你出于个人爱好，热爱学术研究，当你发现一条新材料，解决一个新问题，就会有无穷的乐趣，读书就不会感到有多少的压力。当然，人不能够脱离社会，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后，才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做学问。人文科学的研究有许多是要长期积累的，一时半会出不了好成果。我对人文科学研究以量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非常反感，为什么呢？学术水平是不能够量化的，一些大师一辈子才能有多少著作？钱钟书先生一生主要的学术著作，不就是《管锥篇》《、谈艺录》两部书吗？两部书就传世了，就不朽了。可是现在有些学者，一年就出三、四本书，还有人自称写了四十多本学术著作的，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著作不在多，关键在于你的著作是不是原创性的精品，精品一本也就够了，也能传下去。你匆匆忙忙写了十本书，可是过了几年，一本也没留下来，风吹过马耳，与草木同朽。制造文字垃圾，有什么意义？目前这个浮躁的学风，与学术评价的体制有关系，也与研究者的心态有关。急于求成，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学者要能够真正坐下来，以平静的心态，凭自己的爱好，不管外界的干扰，一心一意地做学问，这样才可能会有所成就，不只是浪得虚名而已。将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真正有大成就的人，一定是能够坐冷板凳的人，肯下笨工夫的人。五年、十年、二十年，能在某个领域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人，必成大器。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您对道家思想素有研究，尤其对《庄子》一书情有独钟，照理应有几分逍遥旷达的至人之心，无可无不可。但您却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学术上一丝不苟，常告诫我们“：出书要慎重，白纸黑字，是无法收回的。”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寄希望后辈心存远大？
　　我喜欢《庄子》一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向往它所表述的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关系到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看法。我认为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诗、词、文方面，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多数受庄子思想的影响。要真正了解中国传统诗文的艺术特质，了解中国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庄子》一书不可不读。至于我个人对《庄子》这本书的喜好，主要是生活情趣的问题、精神归宿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庄子》这本书讲得非常好。是是非非，可与不可，方生方死，说出了很多很深奥的道理。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当年可的，后来变成不可了，当年不可的，后来变成可了。是与非也一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类社会就在可与不可，是与非的反复中不断地前进。庄子的很多思想，特别是对人生的感悟非常到位。
　　庄子所向往的那种自然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儒家讲的宁静致远是一个道德境界，而庄子讲的是自然人生的境界。王阳明及其弟子们讲无善无恶心之体，讲良知的虚灵，心境的平静，已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了，但也还是道德是非判断，达不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庄子“心斋”的虚静就没有道德意味，没有是非判断“，天地与我并立，万物与我为一”，天人是融为一体的。我什么牵挂都没有，无所待，吾丧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种境界是非常难到达的。记得张世林先生编《学林春秋》第三集时，让我写篇谈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文章，要求要有一个题辞。我写的题辞是“：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现在我已七十二岁了，依然可以刻苦奋斗，凭自己的爱好，朝着既定的目标日夜工作，我自己觉得，自强不息是做到了，可是要做到任自然却非常的难。任自然是什么呢，就是不为物喜，不为己悲，随遇而安，不受外界的干扰，保持完全平静的心境，这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庄子的任自然是个很高的人生境界，我们过去对庄子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认为他的思想是消极的，是绝对的虚无主义，其实是不对的。从我个人的爱好来说，从对人生的感悟、对人生的体验来说，我是非常喜欢庄子的。但任自然非常难，我做不到，问题在于我往往喜怒形于色，爱憎鲜明，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从来不拐弯抹角。依我的气质和习惯，我达不到庄子那种理想的境界，所以只能是心向往之。理想化的东西，不容易做到；但做事要认真，要一丝不苟，却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
　　我希望我的学生认真，是我七十多年来的一点人生感悟，要办成几件事，不认真是做不成的。但是认真之外，还要超脱，要拿得起，放得下，一切顺应自然。这恐怕就更难一些，能和认真结合起来，那就更好了。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原题《“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罗宗强先生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