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巧平：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712770）的诗文集，其定本是由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编定、王琪刊刻的。从杜甫去世到其集结集刊行，其诗文集在民间流传了三百多年。
　　有关杜诗在唐代流布的情况，大历年间（766779）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是最早的记载（注：《钱牧斋先生笺注杜诗杜工部集附录》，清康熙静思堂刊本，以下简称《钱笺》。）：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之云。
　　樊晃，两《唐书》无传。据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考证，樊晃为进士出身，历任硖石主簿，汀州、润州刺史。其任润州刺史的时间，《宋高僧传》卷十七《唐金陵钟山元崇传》载在大历五年（770）；柳识《琴会记》（见《文苑英华》卷八三二）载大历七年（772）正月润州在任刺史为“樊某”，当即其人。杜甫去世是在大历五年（770），故樊晃《小集》的编成在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谓“冀求其正集”，疑这一“正集”即其《杜工部小集序》所载的杜甫“文集六十卷”本。
　　这一六十卷本的正集，在杜甫去世后不久即已散佚。大历初年的樊晃只能得到《小集》六卷，共有诗290首。元和八年（813）元稹作《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没有提及杜甫文集。唐五代韩愈、杜牧、罗隐、贯休、韦彀等都读过杜集，可惜没有具体记载。成于开运二年（945）的《旧唐书杜甫传》谓“甫有文集六十卷”，盖从它处转录，不能证明刘昫时六十卷本尚存。《旧唐书经籍志》以开元簿绿为据（注：《经籍志叙》云：“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收书迄于玄宗时，杜甫诗文成名在开元之后，因此该书不载。后来《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苏舜钦《杜子美别后集》和王沐《杜工部集记》，都提到六十卷本杜集，又是转录樊晃或者《唐书杜甫传》的记载。
　　杜诗云“往昔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七龄诗即壮，开日咏凤凰”，（《壮游》）可知杜甫早熟的文学才能。杜甫毕生以诗度日，自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可惜》）。因而与之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樊晃载其有集六十卷，是可信的。诗人呕心沥血为之的创作结晶，身前无力刊行付梓，身后亦无人董理其事。今存之十八卷诗歌部分共有1410首，平均每卷70多首，以此计算，则六十卷的杜集共有诗4000多首，可见散佚程度之严重。他在《进鵰赋表》中自白：“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存天宝以前即杜甫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仅三十多首。诗人晚年居夔州作《又上后园山脚》诗说：“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青年时代杜甫登上日观峰远眺的情景，直至老年，依然记忆犹新。想当年必定写有诗以志观感，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另外，杜甫文集，只有《祭远祖当阳君文》、《故万年县京兆杜氏墓志》、《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三篇和他家世有关，此外再找不到他追念先人的文字。杜甫的赋、表、杂、笔仅存二十九篇，可见文集的散佚也不会少。
　　经过了唐末五代的劫难之后，宋初流传的各种杜集，皆为“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注：王洙《杜工部集记》，按王洙《记》原称《后记》，王琪所谓“如原叔之能文称于世，止作记于后”可证。王琪再撰《后记》，遂迁王洙《后记》于卷首，后人多讹称王洙《后记》为序，非也。）。宋初整理杜集的有孙仅（9691017）、苏舜钦（10081048）、王洙、王安石（10211086）、刘敞（10191068）等人，其中以王洙的贡献最大。王沫（9971057），字原叔，应天宋城人。举进士，为府学教授，擢史馆检讨，累官翰林学士卒。宋仁宗时，王诛参与编《崇文总目》期间，利用了“秘府旧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各种杜集，去其重复，汇编成一部杜南全集。其《杜工部集记》略云：
　　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孙仅一卷，杂编三卷（引者按：所列诸本合为八十九卷，不知总数之误，还是分列各卷有误），除其重复，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又别赋笔杂著二十几篇为二卷，合二十卷。
　　王洙编定的《杜工部集》二十卷是诗文合编本，一共汇录了九种古本《杜集》而成书，前十八卷是诗，计1405首，其中古体诗为399，近体诗为1006；文赋杂笔29篇列为卷十九和卷二十两卷。在编次上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大类，然后分别按岁月之先后进行了粗略的编年。王诛所辑《杜工部集》刊刻与否，今已无由知见。王洙后二十年，姑苏郡守上填于嘉祐四年（1059）与苏州进士丁修等人，在姑苏郡斋聚古今诸本校理王沫本，费时三月遂镂刊行于世。治平年间（10641068）裴煜知苏州，取王琪之郡库原版，补刻逸诗5首，逸文4篇，作为《补遗》，增附于集外，这是宋人搜集杜甫集外诗的开始。
　　对于上述二王本杜集刊行后在当时流传的情况，范成大《吴郡志》载曰：“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为值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注：《吴郡志》卷六，“官宇”条，守山阁丛书本。）可知当时印有万部，而今北宋嘉祐年间之原刻已不存一部。今日我们所见之《续古逸丛书》之四十七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南宋绍兴初年的翻刻本，基本上保存了王洙原编本的面貌，其中所缺数叶系参据别本补足而成。
　　今检核《续古逸丛书》本《杜工部集》，前十八卷诗歌部分，共有诗1423首，除去其中所收他人诗13首（注：即李邕1首，见卷一：高适2首，见卷八和卷十一：岑参2首，见卷十：王维1首，见卷十：贾至1首见卷十；严武3首，见卷十二和卷十三；违迢2首，见卷十八；郭受1首见卷十八。）以及裴煜的5首补遗诗之外，计有杜诗1410，其中古体409，近体1001。而二王原刻本古体诗为399，近诗为1006，总计为1405首。那么，《续古逸丛书》本较之嘉祐四年（1059）王洙刊刻王洙编定本杜集，一共多收古体诗10首，少收近体诗5首，即全集多出杜诗5首。此5首增加之诗，疑为后人翻刻二王原刻本时所补入。由于所补之诗掺合在正集之中，今天我们已无从辨认其确切的篇名了。由王洙编定，经过王琪等人刊行的这一《杜工部集》，是杜诗的第一个定本。后来杜诗的编年、分体、分类、注释、分韵、选评等等名目繁多的版本都源于此。
　　自杜集刊行后，杜诗的注释应运而生。北宋南宋之交，注家蜂起，兴起“注杜”高潮，当时号称“千家注杜”，流传至今的只有九种，它们分别是：《宋本杜工部集》（简称《宋本杜集》），《草堂先生杜工部诗》（成都杜甫草堂藏残宋本）两种白文无注本；《门类增广集注杜诗》（北京图书馆藏残宋本，简称《增广集注》）、《门类增广十注杜诗》（残本，同上，简称《十家注》）、《九家集注杜诗》（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简称《九家注》）、《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1981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翻刻刘世珩影宋本，简称《百家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四部丛刊》影宋本，简称《分门集注》）、《草堂诗笺》（《古逸丛书》本，简称《蔡笺》）和《黄氏补千家集注杜陵诗史》（《四库全书》本，简称《黄氏补注》）七种集注本。其中只有六种完帙本。而保存完好的这六种杜集，所收杜诗的总数并不相同。今将以上六种宋刊杜甫全集以及清初钱谦益、朱鹤龄（注：按：朱氏注本为《杜工部诗辑注》，清康熙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简称《朱辑》。）两家所收杜诗的统计结果附表（注：详勘以上六种宋刻本的目录与正文所收之诗，多有不合之处，分别罗列如下：
　　《宋本杜集》：（1）卷十六《雨一首》和《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君司马佐》二首有目无诗，应据它本补足，此处已计人总数中。（2）卷七《锦树行一首》有诗无目，应补入卷目中，此处已计入总数。（3）卷九实收诗87首、卷十五实收诗138首、卷十六实收诗133首，而卷目分别误题为85首、133首、132首。
　　《九家注》：《登高一首》，复见于卷十六和卷三十，仍作一首计。
　　《百家注》：《江涨》“江发蛮夷涨”复见于卷十一和卷三十，仍作一首计。
　　《分门集注》：（1）《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复见于卷九和卷二十一，仍作一首计。（2）《复愁十二首》之十“每恨陶彭译”复见于卷三和卷二十五，仍作一首计。
　　《黄氏补注》：《大云寺赞公房二首》复见于卷二和卷十九中，仍作二首计。
　　《蔡笺》：（1）《寄高适》复见于卷四和卷四十，仍作一首计。（2）《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复见于卷四十和《补遗》卷三中，仍作二首计。（3）《惠义寺送辛员外》和《又送》二诗复见于卷四十和《补遗》郑五中，仍作二首计。）如下：
　　注本《宋本杜集》《九》《百》《分门》《蔡笺》
　　数量14101432144314511449
　　注本《黄补》《十》《增广集注》《钱笺》《朱辑》
　　数量1430不详不详14551456
　　由上表可见，宋代各本所收的杜诗总数互不相同，《宋本杜集》有诗1410首，至朱鹤龄《辑注》本收诗1456首，增加了46首。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朱鹤龄并未在宋人的基础上得到任何新增的逸诗，只是将宋代自裴煜以来各家所收之逸诗进行了全面的汇总，除其重复，共得46首。因此，朱鹤龄本杜诗1456首完整地反映出宋人裒集的杜诗总数。
　　宋代各集注本的正集收诗互有详略，对于所得之逸诗，都标以“新添”。托名王十朋的《百家注》本后附有逸诗41首；蔡梦弼《草堂诗笺》，汇集裴煜、陈浩然、员安宇、卞圆、吴若等家所收逸诗，列为《拾遗》一卷，收得45首；另外，郭知达《九家注》本收有《汉州王大录事宅》一首，系其它各本所无。宋代所收杜甫之逸诗，有的来源于石刻，如李纲在绍兴六年（1136）作《校定杜工部集序》说黄伯思“又得逸诗数十篇，参于卷中”。（《梁溪集》卷一六二）《王直方诗话》引《李希声诗话》谓存“老杜逸诗二十九首”。（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三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版，第89页。）周紫芝《竹坡诗话》云：“近世士大夫所臧杜少陵逸诗，本多不同。余所传古律二十八首，其间一首，陈叔易记云，得于管城人家册子叶子中；一诗，洪炎父记云，得之江中石刻，又五诗，谢仁伯记云，得于盛文肃家故书中，犹是吴越钱氏所录。”有的杜甫逸诗来自唐人的唐诗选本，如杜甫集有《遣忧》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云：“余家有唐大中丙子岁所编《唐诗类选》，载杜子美《遣忧》一诗，世所传杜集皆无此诗。”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云：“朝奉大夫员安宇所收”。清杨伦《杜诗镜铨》注云：“见郭知达黄鹤本。”则无论是北宋之员安宇或南宋之黄鹤所收之《遣忧》一诗，亦均出自唐代顾陶之《唐诗类选》。
　　当时各家所声明之逸诗，实际上有重复。周紫芝自云得杜甫逸诗二十八首，《王直方诗话》云得老杜逸诗二十九篇，二首都与《蔡笺》所收员安宇逸诗二十八首大致侔合。周紫芝所谓之《巴西闻收京》，《王直方诗话》所云之《柳边》、《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为员安宇所收。其中也有并非逸诗者：如员安宇所收逸诗《题郪县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已见《宋本杜集》卷十二，卞圆本收两首逸诗《惠义寺送辛员外》和《又送》（《蔡笺》附，亦见于《宋本杜集》卷十一。
　　对宋人所收逸诗，前人多疑有伪。《竹坡诗话》云当时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诗》，刻本多不同，并云“要之皆得于流传，安得无好事者乱真？”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云：
　　世所传《下注杜诗》，其间有曰“新添”者四十余篇，吾舅周君德卿尝辨之云：唯《瞿塘怀古》、《呀鹘行》、《送刘仆射》、《惜别行》为杜无疑，其余皆非真本，盖后人依仿而作，欲窃盗以欺世者。其中一二虽稍平易，亦不免磋跌。至于《逃难》、《解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及《呈窦使君》等，尤为无状。吾舅自幼为诗，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尝与余语及“新添”之诗则颦蹙曰：“人才之个不同如其面焉。耳口鼻口相去亦无几矣，然谛视之，未有个差殊者。诗至少陵，他人岂得而乱之哉？”公之持论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顾我辈未之见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于云。
　　杜诗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伪诗误入。薛雪《一瓢诗话》云：“好事者往往伪撰杜少陵逸诗，或谓得于石刻，或谓得于民间败箧中，以冀流传。”薛氏之说言之成理，如杜甫《过洞庭湖》就是一例。《王直方诗话》云：“‘蛟室围青草，龙堆隐白沙。护江幡古木，迎掉舞神鸦！破浪南风正，开帆畏日斜。云山千万叠，底处上星檐’。元丰间，有人得此诗刻于洞庭湖中，而不载名氏。或以示山谷，山谷曰‘子美作也’。”（见《钱笺》卷十八）此诗郭知达《九家注》以后各本，均列为“新添”逸诗，其源盖出于黄庭坚。《王直方诗话》云元丰年间得此诗于洞庭湖中一石刻，为无名氏作。黄庭坚无可靠证据，仅凭印象言之为“子美作”，似缺乏说服力。再者，杜集中收入他人之诗，有明显可辨者，如严武、高适、岑参等人诗，均标明为附载。若误收其他人诗而不明言附载，则难以分辨。如《虢国夫人》又见张祐集；《万首唐人绝句》亦作张祐诗，而《蔡笺逸诗拾遗》载此诗为员安宇收。又如，《杜鹃行》一诗，《文苑英华》作司空曙作，注云“又见杜甫集”，陈浩然以为是杜甫逸诗。今人吴企明《杜甫诗辨伪札记》考证《避地》、《虢国夫人》、《江南逢李龟年》、《军中醉歌寄沈八》、《过洞庭湖》五首诗皆非杜甫作，可以参见。（注：《唐音质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王洙编杜集，实际上并未搜罗完备。对逸诗一概抱轻易的否定态度，亦为无见。宋谊《析类杜诗》述及：“及观内相王公（王沫）所校全集，比于二公中（按：此处指处士孙侔和王安石），互有详略。”又《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唐杜甫诗二十卷，王洙序又《外集》一卷，合三十五首，吴铸为序。”吴铸序本杜集已失传，其中《外集》三十五首可能为逸诗。辨别杜诗逸诗的真伪，需态度审慎，不能一概以“是子美诗”或“语似不类”（黄庭坚语）、“诗义浅薄”（仇兆鳌语）等唯一标准来裁定。朱鹤龄云：“新添诗固多赝者，然滹南之说，恐亦未然。如《别严二郎》、《客旧官》、《呈路十九》、《遣忧》、《巴山》、《愁坐》、《陪郑公秋晚临眺》、《放船》、《避地》等诗，皆非子美不能作”（见《朱辑》卷十二）。
　　杜甫在宋代享有“诗祖”的地位，宋人治杜研杜既精又勤。对于杜甫的全集，从注释、分类、编年到辑逸，宋人莫不倾注苦心。杜诗在宋代基本已被网罗干净，元明以至清朱鹤龄注本以前，未见新增逸诗。朱鹤龄注本1456首，较之《钱笺》仅多出《汉州王大录事宅》一首，此首诗见于宋郭知达《九家注》，它本皆无，后人怀疑此诗为郭知达自作的“伪杜诗”（注：曹树铭《杜集丛校》，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版，第205页。）。直至清代仇兆鳌，才续得六首，由于其以贪多为目的，故所补之逸诗并不可信，故未列入上述统计表中。清代乾隆年间仇注本迄今，惟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得《寒食夜苏二宅》一首逸诗（注：《全集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版。），至此，杜甫诗篇的总数增至1463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