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朝鲜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底本辨析

　　李植（15841647），字汝固，号泽堂，德水人。朝鲜光海君二年（1610）文科及第，历官吏曹佐郎、大司成、大司宪、判书等职，特以文学著称。
　　泽堂十六岁“着功于杜诗”〔1〕，以后一直着力于杜诗的研读，他认为“学诗之本”“当以三百篇为宗主”，“学诗之准的”则以杜诗为主〔2〕。他自己亦多和杜之作〔3〕，乃有“东方杜少陵”之称〔4〕。《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以下简称《杜诗批解》）为他晚年用力之所在，成于仁祖十八年（1640），英祖十五年（1739）由其曾孙李箕镇付梓刊行，此为朝鲜文人批解、注释杜诗的第一部个人著述。申纬对李植此书可谓推崇备至，有诗云：“天下几人学杜甫，家家尸祝最东方。时从《批解》窥斑得，先数功臣李泽堂。”〔5〕其诗充分肯定了泽堂的功绩，对朝鲜学杜诗的人来说，《杜诗批解》乃为入门之要籍。
　　是书流传至今，却未能得到后人充分重视。全英兰《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以及李丙畴《杜工部诗注译的始末》（收于其《杜诗研究论丛》）、《韩国文学里的杜诗》（收于郑判龙、李钟殷主编的《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有点滴涉及，亦只是大略的介绍。其中的许多问题值得探索，存在的一些误解也值得澄清。本文拟先就其底本问题予以辨析。
　　据《杜诗丛刊》中所收清康熙十八年朝鲜李氏家刊本《杜诗批解》来看，是书二十六卷，前有《新唐书杜工部本传》以及包括王琪、王安石、黄庭坚、蔡梦弼、严羽、刘辰翁、虞集等人评论的《杜诗总评》，其次为目录与正文，后有晦庵先生《章国华杜诗集注跋》、宋时烈《杜诗点注跋》、泽堂《杜诗批解跋》以及李箕镇跋，正文体例先抄录杜诗，然后于每句下以小字抄引各家注，下附其自注或批解。
　　要对《杜诗批解》进行底本辨析，其间将涉及较多杜诗版本，包括中国的与朝鲜的，兹分别考辨如下。
　　一、关于《纂注分类杜诗》
　　自高丽朝开始，杜甫一直为东人心中学诗之典范〔6〕。至朝鲜王朝时，则透过王室之力，进行杜诗的翻译、注释工作。据《世宗实录》记载，世宗二十五年（1443）：
　　命购杜诗诸家注于中外，时令集贤殿参校杜诗注释，会粹为一，故求购之。（《世宗实录》卷一一五）
　　朴彭年《六先生遗稿》中《三绝诗序》亦有记载：
　　正统八年夏四月，上命会粹子美诗注，于时，鹫山辛公（辛硕祖）以下凡六人为属官，匪懈堂实总裁焉。〔7〕
　　由以上记载可知，世宗时召集精熟杜诗的名家会于集贤殿，搜罗中土诸注本而加以补注，此即为《纂注分类杜诗》（以下简称《纂杜》）。是书为东人从事我国古典诗集注释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东人注释的第一本杜诗，此书在东国影响极大，为东国一般研读杜诗者之必备本。李立信先生认为此书所依据的底本是元刘辰翁批点、高楚芳编纂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以下简称高本）〔8〕，此说不确。对二本进行检校，高本体例为编年性质，与《纂杜》的分类体例差别很大。但《纂杜》对高本吸收较多，特别是刘氏批点几乎全部转录，甚至很少字句的更改。对于刘辰翁的批点，历来各家褒贬不一，明单复《读杜愚得自序》云：“余乃知须溪所评，大抵止据一时己见而言，亦未明作者立言之旨意。”守濂亦曾訾刘氏评诗“如醉翁呓语，终不能了了。”〔9〕此因刘批常以“妙处不可解”等语作为遁辞。而《纂杜》对刘氏批点几乎全部加以吸收，其原因当有几种：一、在流传朝鲜的各杜诗评解本中，诸家大多重解释典故，字句出处以及时事内容等，唯须溪批点独标特行，重在选隽解律，阐释意蕴。刘氏自己亦多诗文创作，他从创作的角度对杜诗进行分析，颇多精到之处，对帮助读者领会杜诗有一定益处。二、刘氏批点简明扼要，多一字评、二字评，如“好”、“不乏”、“无味”、“是是”等语随处可见。虽然有人批评他“简而失之略”〔10〕，但这种简要的批点作为集注中的一家，也不失为较理想的选择。三、高本中刘批已多列于正文的各句之下，而其他各家注多集中在篇末，则刘批特别清晰明了，便于转录。虽然集贤殿学士对刘辰翁的批点情有独钟，但并非以刘氏批点的高本为底本却是事实。
　　据现有资料看，在《纂杜》之前，朝鲜刊行的杜诗集有宋鲁訔编、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以下简称《草堂诗笺》）、宋黄希、黄鹤注《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以下简称《杜诗补遗》）、元郑肃编次、范梈批选的《杜诗范德机批选》初刻本〔11〕。但据《世宗实录》的记载，为了注释杜诗，世宗曾派人于中外购求诸家注释，可以推测，当时购进的注本中，当有其他版本的杜诗，如上文所提及的高本。将《纂杜》与现存杜诗版本对照，是书与宋徐居仁编、黄鹤补注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以下简称徐本）相近，二书同为二十五卷，都为分类体，同分纪行、述怀、怀古、古迹、时事、边塞等七十二类（只是在《纂杜》中将星河类附于月，陂池、溪泽二类附于江河），二本编次也完全相同。另外《纂杜》对徐本的目录略有改动，但所改有对有误，如卷五时事下，将《喜闻官军已临贼寇》的“寇”改为“境”，此为改对的一例；又如卷十五燕饮，将《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的“渼”改作“漢”，此为改错的一例。〔12〕
　　徐本为伪书〔13〕，由于当时朝鲜人并无此认识，所以《纂杜》以此为底本，但并非全部转录。以第一首《北征》为例，在徐本中此诗标题下的注解有王洙、鲍彪、苏轼、黄庭坚、黄鹤，而《纂杜》无黄鹤注，又因黄庭坚语出于《诗眼》，所以转而改引《诗眼》故事。至于正文的注解，更是取其所需，对所引用的注解亦多删改。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纂杜》是以徐本为底本，以高本为重要参照本，且同时参阅《草堂诗笺》、《杜诗补遗》等杜诗版本，加上集贤殿诸学士的补注而成的集注本。
　　二、《杜诗批解》与《纂杜》
　　《纂杜》在朝鲜影响极大，于世宗26年（1444）编成后，曾数次重刊，如成宗16年（1485），中宗朝（时间未详）、光海君七年（1615）、孝宗朝（时间未详）都曾有刊印〔14〕。泽堂《杜诗批解》成于1640年，受此书影响很明显。“诗集分门类，为编诗之下乘”〔15〕，而《纂杜》正是分类体，且分类繁琐，错综复杂，归类多不当处，因此既不便于寻检，又无益于对诗人的人生经历，情感、个性变化以及艺术进展的准确把握，特别是对杜甫这样一位有“诗圣”之称的诗人而言，此编诗法尤为下乘。《杜诗批解》采用编年体，相对《纂杜》而言，实是一大进步。《杜诗批解》与高本编次完全一致，起于《游龙门奉先寺》，迄于《过洞庭湖》，唯高本20卷，《杜诗批解》26卷，其间差异只是分卷的不同。但《杜诗批解》目录比高本少《吾宗》、《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觅使寄此二首》和《送田四弟将军归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节度阳城郡王卫公幕》三诗题，而正文中缺前二首诗，有《送田将军》。据《杜诗丛刊》中明朱经扶《集千家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来看，其行款为行18字，半页8行，此三首诗与下首诗题《送田将军》正好在相对的两个半页上。假设泽堂所见高本与此版式相同，则他可能在转录时漏过这两个半页。又如此三首诗和诗题在同一页上，则泽堂所见版本可能脱漏此页。李箕镇在将《杜诗批解》付梓刊行时曾加以检校，只在正文中补上了《送田将军》一诗题，而目录上仍缺漏，所以造成现在见到的情况。因材料不足，只能做此假设，以俟后考。
　　《杜诗批解》的编次、体例虽与高本杜诗相同，但正文的内容受《纂杜》影响更大。特别是对集贤殿学士们的补注部分更是几乎全部转录。又如刘辰翁的批点，以《成都府》一诗为例，在“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一句下，高本刘批为：“愤怨悲感，读之默然。”《纂杜》引列批为：“愤怨悲憾，天性纶至，读之默然。”《杜诗批解》为：“愤怨悲憾，天性绝至，读之默然。”显而易见，《杜诗批解》引用的刘辰翁批点更接近《纂杜》。“绝”与“纶”的差别，当有两种可能：一是“绝”与“纶”二字字形相类，由于刻印时字迹模糊，造成泽堂转录时的错误。一是泽堂认为“纶”为错字，故意改动。无论哪种情况，泽堂的《杜诗批解》据《纂杜》而来是肯定的。又如《梦李白二首》之一“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一句下，《杜诗批解》中有刘批：“言蛟龙则又因应历江湖而言，下篇‘舟楫’语同意。”此段批点不见于高本，而独见于《纂杜》。
　　《草堂诗笺》、《杜诗补遗》等各家书都以删汰伪苏注为己任，而徐本中伪苏注赫然在目。《纂杜》与徐本一脉相承，其中也保留了许多伪苏注。泽堂对伪苏注有清晰的认识，他在书后特别引晦庵先生《章国华杜诗集注跋》，其中说到：“其所引东坡事实者，非苏公作，闻之长老，乃闽中郑昂尚明伪书之旧尝考之，知其决非苏公书也。”泽堂在跋文后加按语云：“世人非不知假苏之名，而犹疑虽假而注则是实，故存而不废，是可哂已。”因此泽堂在《杜诗批解》中大力删汰伪苏注，但此工作仍有不彻底处，如《望岳》（“西岳崚嶒竦处尊”）、《牵牛织女》、《滟滪堆》等诗的注中仍残留了一些伪苏注。即使如此，泽堂仍可谓功不可没。
　　《杜诗批解》虽以《纂杜》为底本，但并非全部照搬，其间除保留了《纂杜》的补注和刘辰翁批点外，对其他各家都有一个选择检汰、由繁返约、去粗取精的过程。以《望岳》（“岱宗夫如何”）为例，《纂杜》涉及注家有王洙、蔡梦弼、郑昂、师尹、赵次公、王彦辅、黄希、刘辰翁以及集贤殿学士的补注。而《杜诗批解》中此诗无郑昂、黄希、王彦辅的注。又从此诗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看，《纂杜》中此句下即有蔡梦弼、师尹、黄希、补注四家，其中梦弼注云：“孟子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扬子升东山而知众山之迤逦也。”《杜诗批解》此句下只有梦弼注与补注，梦弼注也只引用了前半句。由一斑而窥全豹，从中可见泽堂在以《纂杜》为底本的编注过程中，对它的吸收和改进。
　　三、《杜诗批解》与《草堂诗笺》
　　经以上分析，《杜诗批解》的底本已很明确。此处之所以讨论《杜诗批解》与《草堂诗笺》的关系，只因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草堂诗笺》具编年性质，且《杜诗批解》引用蔡梦弼注独多，所以容易引起误解，如李立信先生就有是书编次大抵本于《草堂诗笺》之语〔16〕，这种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二书虽同为编年体例，但比较二家目录，差异甚多，兹将二书第一卷前十个诗题列表比较如下：
　　其不同显而易见。至于泽堂所引蔡梦弼注，并非出于《草堂诗笺》，而是从《纂杜》而来。以《游龙门奉先寺》为例，《草堂诗笺》在“天阙象纬逼”一句下有梦弼很长的一段注释：
　　天阙指龙门也。王荆公改天阙作天阅。蔡兴宗《考异》作“天闚”。以余观之皆非是，乃臆说也。按《洛阳记》，阙塞山在河南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晋赵鞍纳王使汝宽守阙塞。杜预注：洛西南阙口也，俗名龙门。今河南府东一百八十里有龙山，即禹所凿。《三秦记》鱼鳖上之即为龙，否则点额而还。两山对峙如门然，故名龙门。龙门者乃天阙门也。天有九阙，二十八宿为经，五星为纬，甫宿子招提最高之处，则身近天阙，势逼于象纬矣。庾肩吾《禹庙》诗“侵云似天阙”。
　　在《纂杜》中这段话已被变更、删减、分解，“河南府东有龙门山”至“故名龙门”一段被引作标题注，而“天有九阙”至“势逼于象纬矣”列于“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一句下，
　　其他内容全部删汰。《杜诗批解》中此两处所引用梦弼注与《纂杜》完全相同，从中亦可见从《草堂诗笺》至《纂杜》再至《杜诗批解》的沿承关系。
　　注释：
　　〔1〕《泽堂先生年谱》。
　　〔2〕《学诗准的》，收于《泽堂别集》卷十四。
　　〔3〕据《泽堂年谱》，万历三十九年，先生28岁，冬游砥平有卜居意，次老杜《寄赞上人》韵。四十一年，先生30岁，四月次老杜《述怀诗》。此例甚多，不胜枚举。
　　〔4〕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页八三。
　　〔5〕申纬《东人论诗绝句》第三十四首。
　　〔6〕如李仁老（11521220）在《破闲集》卷上论琢句云：“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如‘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类是已。”
　　〔7〕转引自沈庆昊《〈纂注分类杜诗〉解题》。以会文化社。
　　〔8〕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页七七。
　　〔9〕明宋濂《文宪集》卷五《杜诗举隅序》。
　　〔10〕曹伟《杜诗谚解》初刊本序。
　　〔11〕据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第三章《韩国历代编注刊印及研究杜诗概况》、全英兰《韩国诗话中有关杜甫及其作品之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点《高丽、朝鲜朝所刊行之杜诗著作》、沈庆昊《〈纂注分类杜诗〉解题》以及李丙畴《韩国汉文学里的杜诗》。
　　〔12〕沈庆昊在《〈纂注分类杜诗〉解题》中提到李丙畴先生在《〈杜诗谚解〉经纬及其声价》（雨田章镐烈先生古稀纪念论丛，1983）一文中第一次提出《纂杜》参照了徐本和高本，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未有深入的分析。（沈氏一文为韩文，此大意据郑台业博士口译。）
　　〔13〕周采泉《杜集书录伪书之属》中称徐本“殆与现存之分门本异流同源，盖坊贾取次分门本及集百家注等，附益黄、蔡二家之注，杂糅而成此编，非出于通人之手也。”
　　〔14〕沈庆昊《〈纂注分类杜诗〉解题》与李丙畴《韩国汉文学里的杜诗》都加以列表说明，一目了然。
　　〔15〕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页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