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逢箴：试论杜甫的民族观

　　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论述杜甫的思想时曾写道：“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这实际上是对杜甫的民族观作了简要的概括。同时也启示我们：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杜甫的思想，对他的民族观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杜甫民族观的中心内容是：主张民族间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不事杀伐。其中包含着两个基本点：第一，维护边疆各族人民的和平生活，反对唐玄宗好大喜功的开边黩武战争。第二，维护唐王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反对边疆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对中原的虏掠与侵扰。杜甫的民族观，一方面固然突破了儒家“严华夷之辨”的狭隘思想，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儒家“仁政”“民为贵”的思想。是他“穷年忧黎元”思想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体现。
　　关于第一个基本点：唐朝建国者是西魏北周时形成的关陇集团的显贵，唐高祖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家”之一，因功被封为唐国公。所谓关陇集团即包括汉人世族和鲜卑贵族等，其中少数民族占重要地位。因此《朱子语类》称：“唐渊流出于夷狄”。业师刘盼遂先生曾考证：李唐皇族出于鲜卑叱李氏。向达先生也说：“李唐氏族据最近各家考证，出于蕃姓，似有可信。”唐太宗的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也都出于鲜卑显贵。这便在心理因素上促使唐朝推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在政治生活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这个主张。如：重用长孙无忌，耿仁杰等少数民族出身的人为宰相。至于重用蕃将更是突出的事例。史书上曾记载这样一些感人的事：突厥族出身的唐朝蕃将阿史那思摩跟随唐太宗征高丽时，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死后陪葬昭陵。铁勒族出身的蕃将契苾何力从太宗征高丽，其时疮重疾甚，太宗亲为敷药。由于唐初执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当时中华各民族间的关系比较和睦，唐太宗也被尊为“天可汗”。正如唐太宗自己所宣称的：“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也。
　　然而到了盛唐，尤其是天宝年间。由于唐玄宗好大喜功，进行多次的开边黩武战争。破坏了自初唐以来形成的民族友好关系。给边疆和中原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斥责这种不得人心的开边黩武战争，正是杜甫在天宝年间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脍炙人口的《兵车行》。
　　杜甫这篇新题乐府的叙事诗，选取了在咸阳桥发生的尘埃滚滚、哭声震天的送人出征的悲惨场景，愤怒地揭露了天宝年间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者穷兵黩武，屡开边衅，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由于开边战争，使大批中原人民被迫长期在边地服役，不能从事农业劳动。造成“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的农村凋弊，土地荒芜的悲惨情景。由于开边战争，使中原和边疆各族人民惨死在战场上。仅以石堡城之战为例：天宝八载六月，唐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象石堡城这样一个狭隘的关口，一次战争竟死了数万人。大批汉族、铁勒族、突厥族、吐蕃族的将士惨死在沙场上。所以诗中的“边庭流血成海水”并非夸张之词。这怎不使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杜甫诗中所写的，人怨：“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白草”；鬼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是何等悲惨的情景。正如仇兆鳌所说的：“青海鬼哭，则驱民铎谪之祸，至此极矣。”总之，杜甫这首诗通过抒写在咸阳桥上发生的一幕惨剧，揭示了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此告戒当时统治者。正如单復所说的：“此为明皇用兵吐蕃而作，故托汉武以讽，其辞可哀也。吁！为人君而有穷兵黩武之心者，亦当为之恻然兴悯，惕然知戒矣。”
　　杜甫的《前出塞》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著名作品。尤其是其一和其六两首。
　　其一：“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七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直抒胸臆地抒写了讽开边的主题。正如浦起龙所说的：“《前出塞》，刺开边也。”“已富而又开边，乃九首寓讽本旨。”
　　其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如果说，第一首重点在于讽开边，而这一首重点则在讽黩武。“战阵多杀伤，始自秦人，盖以首级论功，前代无是也，至出塞之举，则始于汉帝，当时卫、霍虽屡胜，然士卒大半物故矣。明皇不恤其民而远慕秦皇汉武，此诗托讽良深。”
　　关于第二个基本点：隋唐时期是继汉代以后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重要时期，唐朝除了在边疆羁縻州府中聚居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外，其中原地区也住着各民族的居民。有些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在唐朝政权机构中还担任着各种职务。此外，当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还派本民族青年到长安学习。关于住在长安的少数民族居民，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有很详细的论述。文中提到：唐京兆府，在天宝初仅三十馀万户，贞观时不及于此，而长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万家。尤其是长安城的西市，聚居着大量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商人。他们主要是作珠宝生意和开设酒家。唐诗中屡屡咏及酒家和胡姬。如李白《少年行》之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诗中的“金市”即指长安的西市。由于大量少数民族人民入居长安，工市民的服饰、饮食、乐舞等风气的胡化也极盛一时，胡气成为唐人的时代特色之一。如白居易《时世妆》：“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赭面非华风。”妇女赫面，是吐蕃的风习。当时长安就是唐帝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缩影。
　　公元76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由于边兵调赴平定安史之乱前线。河西、陇右与西南边塞兵力空虚。吐蕃统治者驱兵乘虚而入，大肆进行扩张和侵扰。至广德元年（763）甚至攻入长安，唐代宗出走幸陕。吐蕃统治者在长安立雍王守礼孙承宏为帝，大肆掳掠十五天乃退。此时，杜甫在四川梓州写了《冬狩行》，为保卫唐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维护她的安全和统一，应奋起抗击吐蕃军队的颠覆和侵扰。
　　这首诗是作者于广德元年（763）冬在梓州写的。它的写作背景，据《资治通鉴》记载：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寇泾州，剌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向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成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仓猝不知所为，丙丁，出幸陕州。官吏藏窜，六军逃散。郭子仪闻之，遽自咸归长安，比至，车驾已去。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在这种情况下，杜甫认为：全国武装力量应奋起抗击吐蕃奴隶主对唐朝的颠覆和侵扰掳掠行为。但是，手握重兵的梓州刺史兼侍御史留后东川的章彝，为了保存实力，拥兵自重，在国家危难之际，不是挥军抗击吐蕃的入侵，而是在冬季组织部队打猎，寻欢作乐。因此杜甫十分愤慨地写了这首诗。呼吁章彝立即出兵抗击吐蕃军队，以保卫唐王朝的安全。
　　属于这一类的诗还可举《岁暮》为例：“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首诗也写于广德元年。这时，吐蕃在北线曾攻入长安，而南线吐蕃又侵扰西川。据史书记载：这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11）这首诗前四句以写边塞之景的角度，表现了吐蕃侵扰西川，战祸又起。后四句写情，表现了作者不惜冒死，为抗敌保边出力的精神。因此仇兆鳌曰：“当此流血不已，请缨无人，安忍惜死不救哉。故虽寂寞之中。而壮心忽觉惊起，可见公济时之念，至老犹存也。”（12）
　　以上谈的杜甫民族观的两个基本点，都是围绕着主张民族间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不事杀伐这个中心。杜甫是十分珍惜民族间的友好关系的。请看下面两首诗：
　　《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其二：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
　　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近闻》：
　　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
　　渭水逶迤白日静，陇山萧瑟秋云高。
　　崆峒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
　　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
　　这两首诗都是以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联姻的历史事实，来告戒人们应珍惜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甥舅”，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亲属关系，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和亲来促进唐蕃之间逐步形成的中华一体格局。正如吐蕃赞普弃隶蹜赞在《请约和好书》中写道：“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兼皆安乐。”（13）建中四年（784），唐蕃盟文中也说，唐与吐蕃“代为婚姻，团结邻好，安危同体，舅甥之间，将二百年。”（14）可见唐蕃和亲在唐蕃友好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巩固这种友好关系，杜甫主张在边防上，应以静边睦邻为宗旨，力戒寻畔。他在《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中写道：“和掳犹怀惠，防边讵敢惊，古来於异域，镇静示专征。”当然，在边疆地区，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摩擦，面对这些问题，杜甫主张在行动上有所节制。即有理有节。如天宝六年，哥舒翰为河源节度使时，吐蕃先是“每至麦熟时，即率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德，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钉之略尽。余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15）吐蕃以武装抢我边地的麦子，当然应加以制止。但是哥舒翰却“杀之略尽”“匹马不还”实在杀人过多。因此杜甫对此表示不满。他在天宝十一载写的《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批评说：“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杜甫主张用战争手段来反击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军队的侵扰，是不得已的。他的最佳选择还是用和平或较为温和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间的矛盾。其《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也说明这一点。诗中说：“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销兵铸农器，今古岁方宁。”这正是杜甫所信奉的儒家“仁政”思想的体现。
　　在本文快要结束时，话题仍要回到杜甫的名句“穷年忧黎元”中来。这里的“黎元”既指汉族人民，也指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的人民。杜甫的一生，以人民之忧为忧，以人民之乐为乐；以人民之好为好，以人民之恶为恶。就民族问题而言，人民是他考虑民族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考虑民族问题的归宿。杜甫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进步开明的民族观都由此而来。
　　注释：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
　　刘盼遂《李唐为蕃姓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转引自邱久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资治通鉴》卷216
　　（12）《杜诗详注》
　　浦起龙《读杜心解》
　　（11）《资治通鉴》卷223
　　（13）《全唐文》卷196《吐蕃传》
　　（14）《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15）《册府元龟》卷366将师部机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