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杜甫《行次昭陵》诗略说

　　杜甫有《行次昭陵》诗，诸本编年不同，说解亦异。有趣的是，作为清代集大成的杜诗注本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对这诗的解说，认为它应是安史乱前的作品，但在编次上，却把它排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而吴见思《杜诗论文》的作法，恰与仇氏互倒。这一矛盾现象，说明这诗涉及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这里，我想推荐已故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对这诗的说解，兼述个人的浅见，希望有助于探讨的深入。其诗原文如下：
　　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
　　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指麾安率土，盪涤托洪鑪。
　　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
　　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
　　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松柏瞻虚殿，尘沙立瞑途。
　　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
　　昭陵，唐太宗墓。在陕西醴泉县北九嵕山。杜甫途次昭陵，追想太宗圣德，感而赋此。此诗编年，宋本、宋九家注本、宋黄鹤注本皆列在天宝八载所作《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之后。宋千家注本列于《饮中八仙歌》之前。据此，则以上宋代诸本，皆编此诗为安史乱前之作。但宋百家注本、宋蔡梦弼《草堂诗笺》皆列此诗于《北征》之后，认为是安史乱后之作。又，草堂本为该诗“铁马汗常趋”句作注，引《天宝故事》云：“安禄山反，昭陵奏石人马皆有流汗。”这“昭陵石马”，疑指昭陵六骏。草堂所引，亦见《蔡宽夫诗话》。而这个故事，实出自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为钱牧斋《笺注》所引，故有清一代之钱笺、朱鹤龄《辑注》、仇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等，皆从草堂本，定为乱后之作。但明代王嗣奭《杜肊》、清代卢元昌《杜诗阐》、黄白山《杜诗说》仍从宋本乱前之作说。日本吉川教授亦主乱前之作，在其《杜甫诗注》一书中，有专文详论（参见《北京师院学报》1986年第二期《〈行次昭陵〉诗注》，〔日〕吉川幸次郎注释，武晋煊译），似尚未引起学界注意。
　　吉川驳所谓乱后之作，其理由有五。其一，驳草堂、钱笺“铁马汗常趋”注，以为这句诗并非本于《安禄山事迹》所载关于昭陵石马协助官军抵御安史军队的神话，它早在安史乱前，即天宝十载杜甫自己所作的《朝享太庙赋》里就说过：“园陵动色，跃在藻之泉鱼；弓剑皆鸣，汗铸金之风马”，皆在描述陵庙的灵异。其二，驳此诗之作，与《北征》同时。认为杜甫北征途中所作，只有《九成宫》、《玉华宫》，而无醴泉县的昭陵。其三，引黄白山说，以为诗若作于安史乱后，为何对这样的一场大乱，诗中竟无一语道及。其四，若诗作于安史乱后，何诗中无国破家亡之悲伤语？且《重经昭陵》一诗，作于本诗之后，该诗更未见悲伤之语，尤似乱前之作，则《行次昭陵》更应是乱前之作了。其五，“行次昭陵”这样的标题，乃太平时期的用语，不当用于安史乱后。此外，吉川还指出，本诗首句“旧俗疲庸主”，“庸主”一词，乃指魏晋到隋几代非正统王朝之君主，这个意思也早就暗含在《朝享太庙赋》里了。它说：“臣闻之于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萧条，无复生意。遭鲸鲵之荡汩，荒岁月而沸渭，衮服纷纷，朝廷多闰者，仍互乎晋魏’。臣窃以自赤精之衰歇，旷千载而无真人；及黄图之经纶，息五行而归厚地。”意谓汉衰以来，四百年间，无人承继正统；至唐兴，始遥承两汉。而杜甫这些议论的来源，当本于天宝九载处士崔昌的建议，认为唐行土德，应承周、汉，中间魏晋六朝不在其列。那么，我们从吉川的这些分析，似乎可以推断杜甫此诗应作于天宝九载以后，天宝十四载以前。
　　以上是关于编年问题的推断。在诗句的注释方面，吉川也有些发人深省的新意。如前面提到的他对“庸主”一词的解释，就是例证。还有，他解释“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两句，认为“幽人”指有冤者，因为《易经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易经归妹九二》：“眇而视，利幽人之贞”，吴虞翻都把“幽人”解为“幽囚之人”，所以是有冤者。而宋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说：“天下有冤者，许哭诉于太宗昭陵之下”，说这是唐代故事。那么杜甫长期坎壈不遇，也可算是有冤者了，因有“幽人拜鼎湖”之句。这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今检《唐诗纪事》卷五八云：“（李）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李洞）簾前献诗：‘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所致。”这一条关于唐人的记载，又见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该书还引录了陆游诗和陆游自己的注释：“陆务观亦有句云：‘积愤有时歌易水，孤忠无路哭昭陵。’（按，此陆游《遣怀》诗，见《剑南诗稿》卷二十三）自注：唐制，有冤者许哭昭陵下。”这些材料，都可以作为吉川新说的佐证。另外，这“壮士悲陵邑”的“壮士”指谁，仇注说指守陵者，吉川说是剽悍武士，荆轲一类人物，但又引颜延之《拜陵庙而作》，说本诗的壮士之悲，类似颜见宋武帝墓的悲伤之感。我们认为，吉川引颜延之拜宋武陵庙，确与本诗有某些类似，本诗的“壮士”之悲，就指杜甫自己。这里，杜甫把“壮士”和“幽人”对举，实际上他既是壮士而又兼为幽人的。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还有，如他的《古柏行》：“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自古幽人泣，流年壮士悲。”
　　关于“往者灾犹降”四句的解释，吉川基本采取仇注，对其馀各家注释的评骘较少，然而这四句关系甚大，说得重一些，则它也是考虑本诗系年的一个重要依据。所以这里有必要对前人说解，予以商榷。按，前人对这四句的解释约有五说。
　　一、宋九家注引赵次公曰：“此六句（指“往者灾犹降”至“幽人拜鼎湖”），言太宗末年，有日食、太白昼见之灾，兴翠微、玉华之役；高丽、龟兹之战，相继用师，则太宗之意犹欲好大喜功、勤兵于远。立思方如此，遽尔升遐，故继之以壮士悲陵邑也。”赵注认为这“往者之灾”乃太宗大兴劳役、兵役，引起上天降灾，则是作为太宗的缺点来看的。但“指麾安率土，盪涤抚洪鑪”，明明是颂扬功绩的语气，被赵注解为太宗好大喜功的欲望，不免扦格。
　　二、王嗣奭《杜臆》：“‘往者’，犹《史》、《汉》叙事而言‘先是’，以补前之所未备。”仇注：“自隋末大水，饿殍满野，至贞观初年，连遭水旱，是往者之天灾犹降，而民困尚未苏也。太宗则勤恤以安民，修省以回天，如吞蝗而畿辅不灾，肆赦而所在皆雨，遂能‘安率土，抚洪鑪’矣。”按，仇氏自谓其解说本于王嗣奭，但他把“往者灾”三字连读，实是受钱笺的影响（详后），因而与王嗣奭在“往者”后面停顿的语气不同。仇氏注意到王氏“补前之所未备”的话，把“指麾”二句作为称颂太宗的功绩来理解，比赵注正确。他们和赵注的共同点，是把这几句都看成是说的唐太宗。
　　三、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谓武韦之祸；“指麾安率土，盪涤抚洪鑪”，谓玄宗再造唐室也，本于太宗之遗德在人，故诗中及之。”按照这个说法，则这四句是赞美玄宗之词。然而这诗题目是“行次昭陵”，忽然插进玄宗，似乎不伦不类。大概说者也觉不妥，所以他又说：“本于太宗之遗德在人，故诗中及之。”也就是说，太宗的遗德之一，是他施好影响于自己的后代。所以称颂玄宗，也就是称颂太宗。我们看玄宗平韦后之乱，和太宗的玄武之变，确有些相像之处。但既然太宗后继有人，那么本诗结尾又何来“寂寥”之恨呢？浦起龙批评顾炎武的说法是使本诗“通身神理俱涣”，也还搔到了痒处。
　　四、黄白山《杜诗说》云：“唐仲言云：‘明皇任杨、李乱政，故有灾犹降、喘未苏之叹，因思向者之安抚而不可得，是以向山隅而流恨。旧作隋末之乱者非。’按，此说甚是。盖从‘文物’四句读下，便见今日之朝廷，事事与之相反。开元之治，媲美贞观者，今已扫地。有志之士，皆为当路沮抑而不得进，安得不望昭陵而兴悲乎？后来杜牧亦有‘东游原上望昭陵’之句。盖昭陵之时，士无不遇之叹也。”其实，唐仲言的说法并非自己的发明，而是来于宋代的黄鹤，其《杜诗补注》云：“公作此诗时，明皇任用，寖非其人，国势已不如开元，乱萌危兆，早自可见，故流恨为之满山隅也。”这个说法，初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想来，杨、李乱政乃眼前事，如何能用“往者”字样？且与下面“指麾”二句如何接榫？这“指麾”二句无论解为“有望于太宗之灵”，或“追念太宗指麾之功”，都无法把前后融贯起来。
　　五、钱笺：“往者灾犹降，盖言天宝之乱，乃隋末之灾再降于今日也。”朱鹤龄注同。把“往者灾”三字连读，解释为“隋末之灾”是毫无根据的想象之词，这在钱氏以前还没有过。把“往者”和“灾犹降”断开，则“往者灾犹降”本来是追述过去的事情，经钱氏这一变，全句变成说眼前的事了，所谓“隋末之灾再降于今”，就指安史之乱。这个说法其实是不通的。因为下句是“苍生喘未苏”，“喘未苏”当指民众长期遭难，至今未得苏息，而钱氏定此诗作在安史乱初，那时因国家承平日久，卒然遭变，民众陡然陷入战祸，距离“喘而未苏”还很远，此不合者一。再看“指麾”、“盪涤”二句，说是“颂收复之功也”。即使如钱氏所说，这诗是北征时所作，那时两京尚未收复，说“颂收复之功”，似嫌太早，此不合者二。朱鹤龄意识到这个矛盾，所以改为“叹太宗之功，今无人能继也。时两京尚未收复，故云然。”也就是说，“往者”二句是说爆发了安史之乱，“指麾”二句是美太宗之功，因为太宗之功，今无人能继，于是才有了“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的悼念太宗之语。这种解释不是太过于凿空了吗？连支持乱后之作说的施鸿保也觉太“费斡旋”了。
　　斟酌以上五说，我以为王嗣奭、仇兆鳌说比较合理，所以吉川从之。唯不当以“往者灾”三字连续。因为前面“文物多师古”四句，主要说的太宗的政策，“往者灾犹降”则转到太宗的功绩，这功绩产生在多灾多难的背景环境，就尤其显出他的伟大。我们只要翻看《唐书》太宗的本纪和《新唐书五行志》的记载，就可知道从太宗即位前后算起，直到贞观二十年前后，水、阜、蝗、霜、雹、地震等灾害几乎是连续不断。太宗不但度过了这些灾难，而且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特别是太宗吞蝗的故事，给人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本诗强调“灾犹降”。“犹”，尚也，太宗在隋末凋敝的现状下继高祖而登大位，与民更始，却又遇上各种天灾，因此用“犹”字。基于这种理解，我认为这诗是杜行次昭陵而追想太宗功德，这才抚今追昔，有生不遇时的悲感。就是说，诗应该作于安史乱前，而不是以后。
　　还有，关于昭陵所在，是否杜甫北征途中所经？朱注云：“昭陵在醴泉，近泾阳，直京师之北。《草堂》序于《北征》诗后，良是。盖省家鄜州道经此也。黄鹤编天宝五载，谓西归应诏时作，大谬。”按，黄鹤疏于地理，昭陵在长安西北，杜甫自东都赴京，并不经过那里，朱注指斥其谬，良是。但朱氏说它是北征途中所经，可见他对于杜甫北征路线也是疏于考证的。杜甫于至德三载闰八月北征往鄜州省家，其时两京尚未收复，故他的出发地是在凤翔，而非长安。他的方向是东北，而醴泉县遥在凤翔之正东方。他途经麟遊县，写《九成宫》诗。《旧唐书地理志》：“（隋）义宁元年，于仁寿宫置凤棲郡及麟遊县太宗改仁寿宫为九成宫。”经邠州，有《徒步归行》诗，题下原注：“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途经邠州作。”邠州治新平（今陕西邠县）。再经宜君（属坊州），有《玉华宫》诗。《旧唐书地理志》：“（坊州宜君县）旧属宜州，贞观十七年废，二十年复置，属雍州，管玉华宫，龙朔三年，属坊州。”又经坊州（治中部，今陕西中部县）而达鄜州（治洛交县）。因此，昭陵非杜甫北征途中所经。那么，杜甫行次昭陵，当是另一次，是从长安往西北去。元稹《杜工部墓系铭》说杜甫父闲，为奉天令，未言在职是哪年。据《元和郡县志关内道》载，奉天县乃光宅元年割醴泉、始平、好畤、武功及新平郡的永寿这五县所置。因为那里有梁山，为高宗乾陵所在，所以县名叫奉天。从地望上考察，昭陵在醴泉县东北之九嵕山。醴泉县东南到京兆府一百二十里；奉天县，
　　东南至京兆府一百六十里。就是说，奉天在醴泉西北四十里。那么，昭陵正是杜甫往奉天省父的途中所经。这诗是否那时所作，这是我们的推测。
　　《行次昭陵》以外，杜甫还有《重经昭陵》一诗。杜集各本公认这诗是归途所作，应编在《行次昭陵》一诗之后。随着各本对《行次昭陵》系年有乱前乱后的不同，《重经昭陵》也就附在乱前或乱后。主《行次昭陵》作于乱后之说的，为了解释《重经昭陵》何以酷似太平时代的气象和语词，便说它是作于长安收复以后。尽管如此，杜甫收复京师后的手舞足蹈的情绪，在这诗里却了无痕迹，我们只要和《喜闻官军已临贼境》、《收京三首》加以对照就明显看出其差异了。所以吉川把此诗系在安史乱前的太平时代，并据此推断《行次昭陵》一诗也作于安史乱前。因为两诗关系紧密，为了彼此对照的方便，我们把吉川对《重经昭陵》的说解，也作了翻译（见本文附录），供大家研究参考。
　　注释：
　　《安禄山事迹》：“潼关之战，我军既败，贼将崔乾祐领白旗引左右驰突，我军视之，状若神鬼。又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潜谓是贼，不敢偪之。须臾，又见与乾祐斗，黄旗军不胜，退而又战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后昭陵奏，是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七：“钱氏谓此诗天宝乱后作，而改‘铁马’为石马，以合李义山诗‘昭陵石马’之说（按，李义山有《复京》诗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非矣。其《朝享太庙赋》曰：‘弓剑皆鸣，汗铸金之风马’，此在未乱以前，又将何说？”知顾炎武之反驳钱氏，予吉川以启发。
　　吉川《行次昭陵诗注》：“北征旅途上的诗，还有《九成宫》，在麟遊县，《玉华宫》，在宜君县，是确实肯定的，但对有昭陵的醴泉县，却从其沿途脱出，略而不提。”
　　黄白山《杜诗说》卷十一论《行次昭陵》诗云：“禄山之乱，率土翻覆，九庙震惊，何诗中略无一语叙及？恐蹂躏之惨、恢复之功，以‘往者’四语当之，亦不甚似；而‘寂寥’二语作结，亦不相应也。”
　　黄白山论《重经昭陵》诗云：“重经作此，尚见承平口吻，益知前诗（指《行次昭陵》）非乱后之作矣。”
　　《唐会要》卷二四：“（天宝）九载六月六日，处土崔昌上封事，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按，指北周）、隋不合为二王后，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昌负独见之明，群议不能屈。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表，陈议论之夜，四星聚于尾宿，天象昭然，上心遂定。”
　　《读杜心解》卷五之一。
　　杜甫《建都二十韵》：“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诗作于上元元年九月以后，其时安史之乱已近五年，故用“苍生未苏息”之语。若《行次昭陵》作于安史乱初，安能用“苍生喘未苏”耶？
　　施鸿保《读杜诗说》卷五：“‘往者灾犹降’四句注一说隋末荒乱，太宗勤卹民瘼，遂能安率土而抚洪炉；一说禄山陷京，是隋末之灾复降于今，故想太宗之灵，指麾荡涤之从后一说，则确合时事，惟于指麾荡涤二句，稍费斡旋。”
　　《新唐书五行志》：“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太宗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毂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邃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这个故事，在《贞观政要》、《唐鉴》、《资治通鉴》等书皆有记载。
　　附录《重经昭陵》
　　（日）吉川幸次郎注释
　　李银珠译
　　杜甫《重经昭陵》原文：
　　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翼亮正文德，丕承戢武威，
　　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
　　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
　　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吉川先生的译文及此诗的音、训两种读法，均略译者）
　　杜甫在前面的《行次昭陵》一诗中歌咏了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坟墓昭陵，在其后又一次经过这里时写下了这首《重经昭陵》。在最古的王琪本、九家注本中，此诗没有排在前诗之下。不过，仍然列入安禄山叛乱前的初期作品中。而在宋杜陵诗史、草堂诗笺，还有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近人诸注中，则将其视为叛乱之后的作品。他们认为在北征途中，杜甫由凤翔去鄜州时写了前诗，归途写了此诗，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此诗为仄起格，韵脚是“广韵”上平声“八微”。在各个注本中，其编次的理由皆同于前诗。明代李于鳞的《唐诗选》也选录了这首诗，我们日本人耳闻诵十分熟悉。一般认为这首诗是杜甫初期长律最好的杰作，所在我这本诗注中也将其置于前编的最后。
　　解说
　　1。〔草味英雄起〕
　　第一段二联四句，写帝国创业之伟绩。“草味”原意是天地开创之始，《易》的“屯”卦“彖传”作“天造草味”，王弼注云：“屯者，天地造始之时也。造物之始于冥味。故曰草味。”现在用来比喻帝国兴起之始。在隋王朝的崩溃中奋起的英雄们，不光有陵主李世民，还有李密、王世充、窦建德，即前诗（《行次昭陵》）所谓的“群雄问独夫”的“雄”。不管杜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在太宗与群臣的对话录《贞观政要》的《君道》篇里，太宗曾问过“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地草味之时，群雄竞起。”附带说一下，这首诗里的“英雄”与前诗的“群雄”是相同的。也许有人觉得把李密、王世充们称为英雄不大妥当，可是在三国动乱时期的豪杰们的列传中，就是以《汉末英雄传》、《英雄记》（重点号为吉川先生原著所加，下同译者）作书名的。全书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不问正统与否，凡活跃于这个草味时代的人物都被冠之以英雄的称号，杜甫此诗亦如是。
　　2。〔讴歌历数归〕
　　“歌”同歌。“讴歌”，赞美的歌声。历数：历史的必然。归：归于。在纷乱中，顺应历史的李唐王朝在人民的讴歌中创立了。在《孟子万章上》中说，尧的养子舜承继王位，禹的儿子启承继王位，全是人民的讴歌决定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论语尧曰》篇中，载有尧让位给舜时说的话：“天之历数在尔躬。”注云：“历数，列次之谓也。”在《书经大禹谟》篇，舜让给禹时也说过这样的话。相同的话还见于《孔传》：“历数，天道之谓也。”“讴歌历数归”这一句在前诗便是“谶归龙凤质”。
　　3。〔风尘三尺剑〕
　　三尺之剑扫荡了混乱的风尘。《文选》四十五汉班固的《答宾戏》中，将汉高祖开创帝业之前的秦王朝的纷乱称为“风尘之会”。关于平定这一纷乱，在《汉书》的“高祖本纪”中有“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之说。颜师古注云：“三尺，剑也。”俗本《汉书》作：“提三尺剑。”在《文选》五十二，魏曹冏的《六代论》中云：“昔汉祖奋三尺剑，驱乌合之众，五年中，成就帝业。”我太宗皇帝的创业也是这样。不同的是：他是将军之子，不是以布衣起家，而且他也不是驱乌合之众。
　　4。〔社稷一戎衣〕
　　“社稷”是帝国的另一说法，最早见于《礼记》之“檀弓”。天子祭祀的土地神为“社”，谷物神为“稷”。“戎衣”是军服的意思。周武王一举粉碎了纣王朝的恶政。《书经》“武成”篇云：“一戎衣天下大定。”太宗之业亦同。这一联只用了几个名词，而在前诗却用了很多句表示，“一戎衣”，索性用“一”字来总括，堪称篇中警句，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文后之余论。另外，“三尺剑”与“一戎衣”之属对也是有例可循的。杜甫爱读的庾信的《周宗庙歌》中就有“终封三尺剑，长卷一戎衣”的诗句（见赵次公说）。
　　5。〔翼亮正文德〕
　　以下是第二段二联四句，写即位后的功绩以及后代对这一功绩的尊崇。“翼亮”指房玄龄、杜如晦及其它诸名臣。这句是说，这些辅臣端正、充实了比什么都更有价值的文德。“翼亮”说的是臣下的辅佐，此语六朝时经常使用。《文选》六十，梁任昉的《文宣王行状》有“翼亮孝治”之语。“正文德”三字，“文”是孤平，九家注、吴若、草堂诗笺作“贞文德”，就避免了这一弊病。这恐怕就是原句，王琪本之所以作“正”，是为避宋先代皇帝之讳而改的。“贞”意与“正”相同，《易》屡屡有此用法。“文德”是《易》及其它诸经书的常用语。《汉书刑法志》论其重要性时云：“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
　　6。〔丕承戢武威〕
　　是说太宗接受了高祖李渊的让位继为皇帝，至此困扰世人的纷乱终于得以平息而告终止。“丕”训为大。《书经太甲上》云：“王肆嗣丕承基绪。”还有《君牙》篇云：“丕承哉，武王之烈。”“戢”者敛也。《左传》隐公四年，众仲语云：“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武威”即上引《汉书刑法志》之“威武”。“武威”只不过是文德的辅助。《刑法志》还说过：“天下既定，藏戢干戈，教以文德。”杜甫在这里将前诗的数联总括为一联。
　　7。〔圣图天广大〕
　　圣图如天一样广大，作者写这句时已经想到了下一句，因而预先就说创业者们为后代设计了英明的帝国大策。“图”训为谋。“圣图”之语，不见《文选》。但是梁任昉为齐文德皇后撰写的给梁武帝的书管中有“圣图睿范”之语。还有，前辈诗人张说呈玄宗诗中亦有“殷忧启圣图”之语。《论语泰伯》篇云：“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易》之《系辞传》云：“广大配天地。”
　　8。〔宗祀日光辉〕
　　后代子孙继承了先皇的王位，显示出圣图的广大犹如太阳的光辉永远普照。《孝经》云：“文王宗祀明堂，以配上帝。”说得具体些，“宗祀”就是以宗的称号祭祀最有功绩的天子。这个陵墓的主人也是以“太宗”的“宗”为谥号的。将天子比作太阳，见于《汉书李寻传》：“夫日者，众阳之长。辉光所独，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
　　9。〔陵寝盘空曲〕
　　最后一段四句陵墓的风貌并抒发感慨。陵上建有寝殿的建筑物叫“陵寝”，就如同现在在北京郊外十三陵所看见的一样。陵寝建在寂无人烟的九嵕山的空曲之处。“盘”同蟠。“陵寝”一语不见《文选》。北宋旧注和所引古诗“陵寝暮烟表”不知出处。“空曲”一语，后面卷的《观三川水涨》诗亦云：“群流会空曲。”
　　10。〔熊罴守翠微〕
　　熊与罴比喻警护的兵士。《书经康王之诰》篇云：“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守翠微”的“翠微”就是山的中腹。《尔雅释山》篇云：“尚未及顶之翠微。”《文选》四《蜀都赋》刘逵注：“山气之轻缥也。”明钟惺评“守”字曰：“说得神来。”就是赞赏目不转睛地牢牢在那里警护的神态。卷15《秋雨叹》第三首第二句说的“反锁衡门守环堵”，也是牢牢地警护之意。
　　11。〔再窥松柏路〕
　　通向陵墓的参道种植了松柏，如今重经之处就是前诗所说的：“松柏瞻虚殿”的所在，现在我又再次拜访了。
　　12。〔还见五云飞〕
　　开头的“还”字是用以代替又、复而使用的。现在看到的依然是五色彩云在飞舞。赵次公引《孝经援神契》云：“王者之德，至山陵，则庆云出。”那么这句和第八句的“宗礼日光辉”是紧相呼应的。
　　（以下为作者所列本诗双声，今从略。译者）
　　余论：
　　三、四句“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我认为是此诗之警策，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只用名词构成的句子，如此卷前编第六诗“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赠翰林张四学士》）、第七“霜啼千里骏，风翮九霄鹏”（《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第十二“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上韦左相二十韵》）、第十三“方丈三韩外，昆仑万国西”（《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第十五“今代骐麟阁，何人第一功”（《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全是如此，不过不如《重经昭陵》这样警拔。这种句法，在《文选》及其它六朝著作中是很少见的，我觉得是到杜甫才活泼起来的。对此，我尚无暇详细调查，只好留待将来的研究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