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之野：审美人生的第一人

　　多年来，我始终想给“吴季札”其人作个论定。因为他独步古今，才高而品卓；以传统圣贤之道度之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遍观中华史册，可与之比肩者几乎寻不见。同时，他在后世的名声也不显赫直到很长时间，我才渐悟，他原本就是位另类圣贤。可他这类有别以往青史的光辉之点，又应冠以何名呐？他的生命特征和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最后，我终于确准了一个概念审美人生。
　　说“审美人生”有点现代化了。且自然要区别于生存层面的“利”与创造层面的“名”：这跟我们民族传统意识相悖。因为“成王败寇”“追名逐利”的魔咒一直摄魂着中华大地。其实，先祖们早有榜样摆在那里。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乃至认知都已麻木，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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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从吴季札的第19代先祖吴泰伯谈起吧。
　　追溯起来，吴泰伯这位商代周国的诸公子后来的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就已经具备高尚且独特的生命基因了。他因父亲周太王偏爱孙子姬昌和姬昌的父亲（季历），预废长立幼把王位传给三儿子季历。泰伯为避免家庭（宫廷）内乱，便带着二弟仲雍从陕西逃到了吴地（现在苏州一带）当时被称作“荆蛮之地”的天涯海角。从此“文身断发”混居于野人之中，经数代艰辛，开创了吴地（国）文明。现在想来，泰伯的这种悲壮的无奈之举的背后，既有着对亲人的别样深情，又是潜蕴着无尽的生命创造力的。
　　这，该是他留给后世子孙的一笔独特的财富。
　　后来，吴国传至第18代吴王寿梦手里。寿梦有四子，季札最小，行四。
　　吴季札从小到底“贤”到什么程度，《史纪》上也只有这一个字记载和“听音而能知政”等很不准确的说法，无从察考。但从他一生的行为轨迹归纳，大致有四点：一，季札对艺术（歌舞）有上帝般的理解力；二、他有极强的政治洞察力，懂得管理国家的道理；三、他善于体察和尊重别人的感情，也十分看重自己的情感；是位“思行合一”，想到就必须去做的人；四、他尊从旧礼（理），轻视肤浅的人生利益，有自己的“作人”原则。
　　当然，也正是他从小就崭露出这些美德，使他父亲吴王寿梦产生了“破长幼之序，要把王位传给他”的想法；也是他性格使然，以“礼之旧制”说服父亲而没有这么做；无疑，更是他的人格魅力致使他三位哥哥，能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依照父亲遗嘱将王位兄弟传承目的是想让他这“大贤德”的小弟，最后来接管吴国的治理工作。
　　然而，社会发展是不会过多珍视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善言善行美好愿望的。
　　就在吴季札的三哥馀眜死后，当季札再次拒绝继承王位，甚至“出逃”，馀眜的儿子僚一屁股就坐在了那滚烫的王位上。这就很快把上一代良好的兄弟礼让的王位传承之风，转瞬演变成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原因很简单：季札大哥的儿子公子光，说：“这王位既然我四叔不坐，理应轮到我呀。”而此时，强大的西邻楚国因“国王娶了儿子的未婚妻”遂起一系列事端，那位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严重伤害的伍子胥先生，逃亡到了吴国。此人非但智勇双全，更加上他处心积虑地要利用吴国的国力来为自己的父兄复仇。于是，他一眼索定了吴国王族中这一致命的潜在矛盾
　　接下来，便是众所周知的“鱼肠（藏）剑”要了王僚的命，公子光上台。
　　我在儿时就听到过父母（两位民间历史学家）对此事的深层议论。
　　记得母亲说过“我看这事全怪季札，他干嘛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让？最后使他的侄儿侄孙（后来还有“僚的儿子庆忌反吴而被杀”之事）们动起刀兵”。当时，我认为母亲这话极有道理，母亲英明。后来长大了，我不这样想了。因为我认识到，“善”虽然是人世间最可追求的，但那却不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再则，我渐渐地理解了季札其人。
　　那么，吴季札为什么再三拒绝王位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贤能贤德”到底表现在哪里？他的良知、艺术天赋、作人原则，我们后辈该怎样看待、如何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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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544年，吴季札聘（出访）於鲁。而鲁国为表示敬意竟以一场诸侯们都难得一赏的、当时中华大地最高规模的《诗经》演唱会，来招待他。鲁国虽也属诸侯国，但因是贤德的周公旦的后代，有资格举办周天子级别的演唱会（所谓“周礼尽在鲁”）。而就在此次观摩中，天才的季札即兴感慨出自己的美学思想，遂成中华乃至全世界的经典。
　　当鲁国的乐工（即乐师）们为他演唱起《周南》和《召（音“绍”）南》时，季札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意为“真优美啊，从音乐中能听出周王朝的基业已经打好了，未来还有很多事要做。这乐曲中洋溢着虽辛劳而无怨言的情绪。”
　　当乐工又演唱《邶（佩）风》、《鄘（拥）风》、《卫风》时，季札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意思说“真优美啊，深沉得就像一眼看不见底的深渊哪，虽然经历过坎坷而其精神不陷于困顿颓废我听得出卫康叔，卫武公的品格就是这样子的这该是卫国风情的歌曲吧？”
　　当乐工又演唱《王风》。季札说：“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意为“真优美啊，这情调虽属沉思型的，但绝无畏葸之感，这是周王室东迁后的情调吧？”
　　又演唱《郑风》。季札说：“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意为“这首歌，声调细碎得很，流泄出老百姓不堪重负、忍无可忍的感觉，这个国家怕要率先灭亡的吧？”
　　又演唱《齐风》。季札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意思是说“真优美啊，这曲调犹如浩荡的江河一般弘大广远，可谓大国之风情。堪为东海一方的表率，这其中能没有姜太公的遗风流韵吗？这个国家的前景无可限量！”
　　又演唱《豳（宾）风》。季札说：“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其意是“太优美啦，这乐曲一波接一波的，真好像原野的草浪和大海波涛样的荡漾，欢悦而不过分，这是承袭了周公东征的宏阔气势吧？”
　　又演唱《秦风》。季札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意思是“呀！这个曲子应该叫‘夏’声。说来，能把古老‘夏’的曲调传承下来，这个国家一定会日益壮大，不可估量，能达到周王朝这样的基业都说不准的呀？”
　　又演唱《魏风》。季札说：“美哉，沨沨（烦）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意为“真优美啊，曲调像高天的风声，博大而空灵、朴实而贴切的，搞国家管理就该是这样子的，施行政当辅助，以无形的道德教化，这样也就能出现圣明的君主啦。”
　　又演唱《唐风》。季札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其意是说“思虑在此曲中表现得太深沉啦，这一定是陶唐氏的流风遗韵吧？不然，怎能如此忧心深远呢？如不是有美德之人的后代，哪有人能唱出这么好的歌！”
　　又演唱《陈风》。季札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其中意思是“能听出，这个国家怕是连国王都不存在了，它又怎么能长久而不灭亡呢？”
　　对于《郐（快）风》以下的地方乐调，季札没有加以评论。
　　又演唱《小雅》。季札说：“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其意为“优美呀，在满怀忧思里，听不出要叛离的味道，怨悱之情含而不露，这表现的应该是周朝德化衰微的一种情调吧？可这歌里还存留着先王遗民时稳定的情愫。”
　　又演唱《大雅》。季札说：“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其意是“这乐曲宽泛啊，如热闹的人群，旋律曲折，表达的是些实体，这是周文王时代的风范吧？”
　　此后演唱到《颂》这是此次演唱会的高峰一支最宏大的乐曲。
　　吴季札这样说道：“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段议论应该翻译成：
　　“这是音乐的极品啦。曲调镪锵坦荡却无倨傲不逊之感；旋律婉转却无过大的落差；节奏紧密时没有急迫窘促之嫌；节奏舒缓的时候也没有分断割裂之处；变化丰富而不淫靡，回旋反复而不令人厌听；表达悲哀情绪之处恰到好处不显愁苦；表现欢悦之时又很有节制不流于放纵。这种音乐就像圣人的才德，广用智慧从不匮乏，宽弘又不显侈大，施惠于民显不出耗费了什么，征收之时又没半点贪图之意。当音乐暂时休止时却没显出陡然停下来；当音乐又进行时也没显出是重新开始的。五音和谐，八律协调，节拍收放整齐，旋律前后有一定排列这跟高尚的道德教化是有着相通的联系呀。”
　　（以下还有吴季札对舞蹈方面的评议，这里不提了）
　　以上记载是距今2500多年前，中国偏远地区的一位学人（或可这样称呼）在临听一次难得的高级音乐会时的即兴感慨之言。但这些感慨之言的意义是非凡的，是当时，甚至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约2400多年）里，人们（包括偌多的名人学者）都没法准确地给予价值上的评定的。流行的认定，只是说他“听音而能知政”。连司马迁给出的评语也只是很不准确的“见微而知清浊”“宏览博物”云云。直到现当代，人们才始有新认识。谢柏梁先生在他的《世界悲剧文学史》里说：“这段话在情感审美上最根本的尺度是‘怨而不言、哀而不愁、曲而不屈、乐而不淫’提倡有节制、合法度、理性化的情感宣泄。”此评语基本准确。也就是说，这是我华族人在艺术审美上，以及古代的“怨谱典则”方面，乃至在现代悲剧理论方面的最早的体悟或叫认知。
　　因为这时，西方美学鼻祖柏拉图或刚刚出生或还没出生。
　　诚然，一种学术理念在最初被发觉时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必然带着某些偏激、羼杂其他理念在其中。吴季札亦如此。他的这些审美议论明显地带有社会管理学成分在里面。他议论中频繁使用“德”这一辞。而这一点，倒给东西方两位美学鼻祖带来了“道德”意义上的可比性。因为那位设想有个《理想国》的柏拉图先生，更为偏激。他干脆说“感情是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而“文艺只是低级有害的游戏”。这样看，季札的观点要更接近“真理”。而且，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待于后来同道的发展、修正、完善。季札的“揭悟”在几十年后孔子评价《关雎》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对《诗经》的评价“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时，就有了审美感知的纯粹性发展。等再到200多年后孟子那里，就把这一审美理念升华到对审美主体的人生人格的强调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激励了我华夏众多悲剧型优秀人物。
　　补述一点，天才的吴季札在鲁国听音乐会那年，被历代皇道统文化强化为圣人的孔夫子孔丘，还是个8岁孩子。相传有“孔子问礼于季札”之说。想来，该是那年月。
　　遥想当年，季札风华正茂，江淅人的鹤骨仙姿配上吴侬软语的“文雅”气质，一定深深打动了齐鲁的文化人艺术家。他的感慨揭悟之所以被逐句记述下来，穿越2500年历史隧道泽披于吾辈，足能再现当时他语惊四座发聋振聩的场面。就是说，吴季札对每个节目的“点评”既震摄了当时在座的人们，也立即嬴得有悟性者们的赞同，反响甚大。
　　遗憾的是，因为战乱频仍，“王权霸道”的肆放与张扬，我华族文化中的“礼仪”渐次演变成儒学的“纲常”。而此种社会意识严重遮蔽了由季札及孔孟发展起来这一脉“审美理念”，使中华这一可贵的“艺术元（原）典”最终汩没和染（演）变在“帝王术”的污泥浊水之中。致使此后近2000年的大跨度里，除屈原的《离骚》，我华族的文化和文化人没能产出像“古希腊悲剧”样的重头艺术产品。这该说是东方文化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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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现代人眼光看，吴季札在审美理论上的贡献，足以傲然于世了。
　　然而，在饱含封建功利意识的中国古代人（尤其秦汉以降）的视域里，那不过是一种聪慧、对杂艺曲乐的偏智而已，远没有社会学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那么重要。人们对吴季札的“高洁”更看重的，还是他品格中的另几个侧面。尤其三辞王位，视富贵如粪土这种让常人瞠目懵懂之事，在认知的反差中折射出比较耀眼的光辉。
　　此外，很体现平民意识的“信”与“义”一直是华族人衡量人质的标准。因为“意图伦理”一直在中华文明中有着底色般的意义。譬如，要“齐治平”，就得先“修”自身所谓这个“人”必须是好的。可这种以“实用”为目的、以“唯心”作基础的文化人，却总是败（拜）倒在“成王败寇”脚下。至于“信义”二字本来就概念模糊、歧意多多的，又常被“伦常”里某些误区所遮蔽。譬如说，为公子光（吴王阖闾）立下汗马功劳的伍子胥吧，他的“信义”该以忠于吴国论？
　　还是以背叛楚国论？更糟糕的是，一些古人和今人对这“信义”二字的滥用、乱解释。譬如，对“季札挂剑”一事的评论，即如此。
　　就在天才的吴季札那次访鲁北上的途中，曾经过徐地（该是现在的徐州，当时或可称徐国），他稍作停留。徐君（该地管理者）可能是很好地招待了他。季札在徐君对他的迎送交谈之时，敏察到徐君喜欢上了他腰间的那把佩剑这很可能因为徐国太小，徐君级别较低或者说他没多大见识的缘故。而且季札还看出，徐君有向他求要这把剑的意思，只是徐君可能不太好意思，一直没开口。于是，善意施人的吴季札暗自决定把这剑送给他。只是他一转念，想到自己正在出访途中，还要到不少大国去，要见一些地位较高的诸侯、士大夫，而自己是代表吴国的，身上的佩剑标志外交身分所以季札又决定，暂时不把这把剑给徐君。他想，反正我回来时还要路过徐地，那时再给他也不迟嘛。
　　没想到的是，吴季札在中原（当时就叫“中国”）各国走了一大圈后再回到徐地，时间已过去一年多。这时，徐君已死。季札感到一种莫名的愧疚。他来到徐君坟前。
　　祭扫之后，他取下腰间的佩剑挂在了徐君坟前的一棵树上。
　　他的随从们说：“他人已经死了，你这是送给谁呀？你没必要这么做嘛。”
　　季札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想当初，我的心里已经做出过决定，是要把这剑送给他的。如今，我怎么能因为他去逝了，就违背了我当初的意愿呢？”
　　后人在评价这件事时，都把这作为一则“讲信义”和“守信”的典范。我认为，这是十分牵强、不准确的。因为这故事里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信约”可守。吴季札当初只是观察出徐君有向他“讨剑”之意，他又是在自己心里默默决定要送剑给他。这连双方“默契”都谈不上，只是季札单方面的“默许”。而季札的“坟前挂剑”这一举动，又明确的表白“是要不违背自己当初的意愿”，他话中的两个“吾心”就是确证。
　　而“信”的概念在此是针对自我的，其客观造成的效果只是一种错觉。
　　这件事只能说明，吴季札是位待人心细又很尊重别人的情感的人。而他更执著的是，他对自己心灵中那份“完美作人的理念”的遵循也就是，他的灵魂中有一股极稳定的“思行合一”的作人原则。他把物（如那价值千金的剑）的价值看得很低。试想，一个连王位都没当回事的人，对于肉眼能识得的所有“利益”又怎能当成一回事呢？
　　这一点，唐代诗人周昙有诗云：“吹毛霜刃过千金，生许徐君死挂林。宝剑徒称无价宝，行心更贵不欺心”。而这后一句“行心更贵不欺心”，是对季札的理解最为准确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超高标的“作人原则”；这不但超越了封建的“忠义论”，也超越了儒家的“仁智论”。这是一种直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做到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乃至全人类都倡导追求的、一种作人的真正原则。“不欺心”“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话，说说容易，可做起来十分难。平素，我们总有一百个理由为自己的某些“欺心”行为辩说。能执著地以自己的心愿做事这既要有良知有自信，又必须懂得这良知与自信给人类带来的尊严和“类”上的意义。这种“思行合一”，其实跟现代的“存在主义”和“行为艺术”都是通理的。完全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的一种终极的人生追求。
　　而3000年前的吴季札，正是这可贵的“不欺心”作人原则的履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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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如此有天分又很尊重别人感情的人，为什么对父兄给予的王位（国家）不晓得“寄予与嘱托”的分量之重呢？是不是他自省到自己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才能，才如此推让呢？或者是他敏察到中原的战乱、毗邻的强敌，预见到吴国不测的未来了呢？
　　我认为，这些或许都是影响吴季札做出抉择的客观，也一定是我们走近吴季札的切入点。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他出访各国的那些言论他那敏感的前瞻的政治眼光。
　　那年，吴季札离开鲁国来到齐国。见到了齐国名相晏婴。他对晏平仲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於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
　　意思是“你得赶快把齐王给予你的封地和授予你的国家管理权，交还给国君。你无地无权了，才能身处险地而不惊，保得住后世平安。否则难免有杀身之祸。你们齐国的国家管理权，终将归还（集中在）国君那里的。是啊，没有此集权，国家动乱就停不下来。”
　　一向有超人智慧的晏平仲受益非浅，接受了吴季札的劝诫。后来，晏婴还沿用了这个道理劝诫过一个叫“陈桓子”的人，让他把“所得的‘政与邑’交还国君”得以免灾。
　　此事足见，吴季札在国家管理中的君臣关系上，思考和体察得十分明澈。同时能从中看出，他对于跟君主相比的“弱者”即臣子的命运，尤为思考和关注。
　　离开齐国，吴季札来到郑国，见到了郑国的子产。他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意思是说“你们郑国当今的国家管理者，太奢侈放纵了。国家动乱很快就会到来。那时候，国家的管理重任一定会落在你的肩上了。希望你谨慎小心地以施教化，来整顿国家的秩序。不这样办的话，郑国可真的就要走向消亡了。”
　　后来，郑国果然发生内乱，子产当上相国。郑国在子产的管理下一度复兴。
　　此事证明，吴季札对国家管理上政策的偏差与可能发生的后果，有着很清醒的推断预见，同时又懂得维护教化与秩序对于治国的重要。更说明他有“识人”之明。
　　离开郑国，吴季札来到卫国。见到了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对这些朋友感慨地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意思是“卫国有这么多贤德之人。这个国家不会有什么灾祸的苗头。”
　　果然，卫国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一直是平安无事的。
　　这说明，季札在国家管理上很注重群体力量和良好氛围的作用。
　　从卫国，吴季札来到了晋国。他评议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大巨擘时，说：“晋国其萃於三家乎！”意为“晋国的国势都集中这三个大家族啦。”
　　在他将要离开晋国时，他对老朋友叔向这样告诫并且预言，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难。”
　　意思是“我的朋友，你尽力去做吧你们的国家君主奢侈放纵，他周围又有那么多有能力的人，臣子们都有雄厚的储备。国家管理权将要转移到赵、韩、魏三大家族集团的手里。我的朋友，你是个言行正直的人，一定要想到自己如何渡过未来的动乱呀。”
　　后来，晋国果然被赵、韩、魏三大集团瓜分了。
　　这又一次证明了季札在政治上的敏察力和前瞻性，同时又证明了他对个人命运（在国家动荡中，在个性与环境的冲突上）的理解与关注的独特。
　　对古人的评定，虽属“盖棺”后之论，但由于视域维度的差异和定位测点的不同，常常有鹿马之别。更有些以偏概全、牵强附会的不实之言，混迹于典籍和视听之中。
　　譬如，延陵的《遗闻轶事》）就把季札吹捧成春秋时代“杰出的外交家”，依据似乎蛮充分。除上述季札周游列国外，还有那次楚国名将子期率兵攻打陈国，被季札一番言辞说退了兵的事。然而，即便季札曾有过那么一次外交的成功，也够不上“杰出”。而且，从他那次“聘於鲁”后游访各国的目的看，某种程度是一个“国际观察员”身分。有记载的（上述）那几次与人交谈的“肯綮之言”也大多是私下里跟老友新朋对国事、对个人命运的议论，毫无“外交”辞令乃至折冲樽俎的利害在里面，岂属“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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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的分争局面，人所共知。但对于周王朝的“礼崩乐坏”、各国领导集团以自己眼前利益为进取标准这其中，有识之士对社会前景的设想，我们不甚了解。在这一时期，如前“五霸”等有作为的君主，无非打着“兴灭国、继绝世”当国际警察的角色，实图谋展示自己、壮大本国。可到后来，“尊王（周）”的大旗没人再扯，“仁义”也没人再做行为的口实只要得手，有无借口都不防碍征伐。这便是“春秋无义战”。
　　而这时期，正是后来雅斯贝尔斯认定的一个“民族历史轴心期”在华族史上的那一时段。当时中华的“智识阶层”（虽分散却引领社会）大部分读书人，纷纷寻求追随“英明之主”，参入某集团内部，成为其附庸乃至为虎作伥；只有极少数大智慧者如老子、庄子、孔子、孙子、鬼谷子、墨子、荀子、孟子等纷纷远离政界（他们年轻时或有从政意念或参过政），或作学问或搞教育把自己的学识与情怀投向渺茫的人类未来。
　　吴季札无疑是这大智慧者中的一员。但他与上述这些人又不同。老子属超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孔孟等亦属学理型智者；而季子（可作如此称谓）是艺术型的，思维行为里情感色彩甚浓，只有庄子与他的神思比近，但仍不同器。老子孙子能把平生所思专注于著述；孔子鬼谷子能潜心于教育；而季札呐，他是一位世间奇有的艺术鉴赏家、美学理论家，以及高级社会“观察员”具体说，他是靠心灵、靠行为来体现生命之人，且无社会目的性。那么，哪里才是他的用武之地呐？怕只有那秀美的山川湖海在招唤着他。
　　想来，季札的生命价值，不正跟他的美学揭悟一样，要等待后人来体悟识辨嘛。
　　他禀赋的取向是凸显在艺术方面的。而艺术在当时的中国民间活动基本不在士大夫关注之内，大规模的歌舞局限在宫廷，又常被非议为“骄奢淫逸”；品格、级别较高的文艺活动，季札也只是那年“聘於鲁”有幸观摩过一次；更谈不上有“艺术理论探讨环境”。搞艺术是造美与审美的；时处环境显然不似雅典的城邦国，没有那么多舞台悲剧艺术供季札先生欣赏研究。从政之路，他倒唾手可得，但这又逆反了他那具唯美心理的性情中人的执著意识；他周游列国，对各国的存在现状君主、臣子、民情的优劣、复杂、善恶，他一清二楚；这也属他的天赋，但他的这种政治敏察越深远，他对未来，对整个“天下”前景就越觉失望，越黯然神伤。他头两次拒绝父兄的王位，年龄尚小，如其说辞“不和礼之旧制”。可到第三次他以“逃跑”方式绝受王位，那时他已步入中年，是完全出于“厌恶”或说“惧怕”心理的。他如何厌恶如何惧怕，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我们能从他周游列国时的言论中推断出一些端倪那就是，季札对那个尖顶尖的“君主之位”的里里外外方方面面，是有极清醒的认识的，包括那“王”位的残忍、血腥、不稳定、为之难。可以想像，这个“君之难”的林林总总的“悖论”关系，该是凝聚于季札心里的一辈子的一个“结”。这也是他那种艺术型的“审美人生”的必然的一种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生命归属他既不能像颇有胸怀的齐桓公小白，心存远志、放得手脚，里里外外凭管仲料理，自己边玩女人边坐享霸主之誉；也学不来历经磨难的晋文公重耳，老练精明，身边人才济济，做起事来狠得下心肠（如烧死介子推母子）；他也不可能成为野心勃勃的秦国诸王，一心改变国势，秣兵厉马非打出函谷关饮马东海而后快；他更不能像燕太子丹那样，蓄养力士谋于密室，一心想用非常手段为天下除恶。况且，他的吴国地处偏远，回旋余地甚小；中原有各大国觊觎，西邻有强楚虎视；近，连个小小的越国都难以统领；远，不达中国核心接受不到中原先进的科学文化，吸纳不来智能之士。
　　帕斯卡尔曾明确地说“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可是世人只想着打仗，当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做国王，什么是做人”。其实，做个庸庸碌碌好君主，自然不是这位独具艺术天分、有悲悯之心、有自己作人原则的吴季札的理想终极；可若当个让别人呼来唤去的臣子，也不是他“傲世灵魂”所能委屈接受的。这显然也是他退居山林的动因。
　　吴季札既没有像儒生们那样的以“仁者兼及天下”积极入世，投身社会；也没有像那些很讲现实讲“利”与“术”的法家信徒们，进取于纷乱的国家之争。他所默守的只是自己的那一份内心的锦绣与良知，以及对眼下纷乱社会的偌多无奈。于是，这位堪称我华夏第一位完人的奉行审美人生的吴季札，只有像他那心灵高贵的先祖吴泰伯一样，回归到人类最本质的耕织渔猎中去成为一位真正倨傲天下的隐者，一个求得个人灵魂洁净的无可奈何的“个人主义者”，以自己最美好的艺术情怀，听风林高歌，看雁飞鹤舞，饮山泉以为酒，乐童稚以欢颜；把中原带回的豆种、麦种传授给身边的百姓种植，教他们养蚕、制茶；处深山密林之中，闻不到战争的血腥，听不见饥民号寒；泛舟太湖，享月白风清，把一个真正的大写着的“人”字，长留于那永恒的山川之间。
　　是啊，一个人能够把物象与精神洞穿；让自身与自然融洽；变理想与行为简一；使世俗与崇高虚解；这是何等的完善至美的人生之旅。这样的生命灵魂岂能不亘古一人。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也曾无由幻想过，如果没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没有世界的厚壁青藏高原，季札或该与比他年龄小些的释加牟尼结识的。他二人或许会很投契，谈得拢。
　　但若问，已把浑身灵秀融入华夏山川的智者吴季札，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他可能会说，有。
　　想起最小的侄儿僚一家的横死，原是因他拒辞王位而引起的。僚继其父（他三哥馀眜）的王位，本理所应当；可大哥之子公子光不服，也无可厚非。这宫廷血腥的“悖论”，本可以他身体力行的“让”，来化解之；可这“让”，对于他这种以“审美”作为人生原则的人，是那么简单，可对于别人、对于后辈侄儿侄孙又是那么不可理解不可思议。
　　不过，当他在僚的坟前痛哭过一场之后，他也许更坚定了自己那没入大荒的人生之志。他该想到自己这视“权势利禄”如粪土的生命认知，已经艺术地展示出人的生命最美的意韵之所在；他该想到，他迟早会被华夏大地后辈良知们所理解的人们将了解他无声地告诫那“王”的宝座是多么肮脏、可怕、危险，你们后辈切不可贪恋它。
　　正是“识得庐山真面目，一定不在此山中”。
　　中华历来有“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说法，我以为这仍是皇统文化“名利成败论”的旧认知。试想，“隐于朝（官场）”者还算什么隐？这种“隐”，只能是阴谋诡计或苟活自保的心灵扭曲。真正的隐者，该像吴季札一样胸怀高山大川之奇妙的隐于野者。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卷31“吴泰伯世家”第一
　　本文参考资料谢柏梁《世界悲剧文学史》
　　（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本文刊发于《鸭绿江》2012年3期，后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