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兴云：萧军与鲁迅研究

　　《萧军全集》的出版，使得关于《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以下称“《纲领》”）的疑惑，终于迎刃而解：实际情况是，这一获得研究者高度评价的历史文献，并非张学良所拟，而出自萧军的著作。于是，话题由此延伸至“萧军与《纲领》”，乃至“萧军与鲁迅”、“萧军与鲁迅研究”，等等。本文即从《纲领》这一个案入手，探讨萧军之于鲁迅和鲁迅研究。
　　一、关于“何以如此然呢？”
　　夹在张学良所捐《鲁迅全集》中的《纲领》，出处既然是萧军的《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1）（以下称《宣言》）与《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2）（以下称《经过》）两篇文章，萧军自然就是《纲领》的作者，精确说，是原作者。论者关于《纲领》的评论和疑问，也就可以移用于萧军和他的《宣言》、《经过》二文（下称“萧军二文”）。
　　“表现出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这是张梦阳先生的大作《张学良的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与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3）（以下称“张文”）评论《纲领》的话，自然可看作对萧军二文（主要是《经过》中的6项提纲）的评语。王锡荣先生的《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张学良鲁迅先生研究纲领》（4），则既予以积极评价，又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指《纲领》）完全是一个‘经院式’学问家的学术思维，是一部功力甚深的长篇的学术论著的提纲，如果不是作者对鲁迅作了深入的潜心研究，如果不是系统、认真地研读了鲁迅的全集，如果不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学术功底，如果不是作了深邃的思考，是决不可能有如此学养，如此胸臆，如此感受，如此见地的。这真是文学研究史上一个特例。何以如此然呢？”这些话，读起来感觉分量似乎重了些。萧军自己就比较实际，他解释，6项提纲只是“简单的‘纲领’”，“没有经过怎样严密的思考和研究”，“大致这样分列一下”，“不过是一点参考的意思”，（5）等等。当然，话里含有较多谦虚成分。鲁迅先生研究纲领鲁迅研究大纲草目鲁迅先生研究纲领
　　萧军毕竟不“完全是一个‘经院式’学问家”，而能“表现出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
　　那么，“何以如此然呢？”依愚见，其源有三：
　　其一，深厚的感情基础。这可举三个“一”为例。
　　一是“一个场面”，即吊唁的场面。周海婴先生写道：“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这大汉就是萧军，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而迥异于别人。海婴先生接着写道，“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6）
　　二是“一则题词”，即赠书题词。“鲁迅先生逝世十八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存萧军敬献一九五四十月十九日北京”（原件用毛笔直行书写，分5行排列），这是1983年秋，我借住鲁迅博物馆故居西院北屋，从所借阅的该馆库藏《八月的乡村》（哈尔滨版）衬页发现的。（题词复印件，曾送请萧军老人过目。）赠书当时，萧军正处于极端困窘中（被逼迫而无工作，无工资，一家人靠夫人“养活”），但对鲁迅的缅怀、纪念，丝毫未受影响；在鲁迅逝世18周年当日，他只好采取一种独特方式，即以自己珍藏多年，卷首印有鲁迅序的《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月勉强印出的新版本，即1954年9月版，根据“特别”的“‘体例’规定”，砍掉了鲁迅序（7）），“敬赠”给鲁迅博物馆，实际是借此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和感念。可以佐证的是，萧军1978年在为鲁迅写给他的第一信做注释时，开首写道：“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我是有意识地选取了今天做为开始注释这批书简的日子的，我要终生纪念这个日子！”（8）相隔24年的两个“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之日），选取的方式不同，而均为“纪念这个日子”。
　　三是“一句遗言”，即在逝世前，郑重地对女儿萧耘、女婿王建中说的话（谈话开始，萧军询问：“带录音机了吗？”萧耘回答：“带着呢。”）：“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他希望他的后人也能如此。萧耘此时的感受是，“想到自己的恩师，父亲又动了情。”（9）
　　以上不同时间段（1930、1950、1980三个年代）的三个“一”，凸显萧军对鲁迅的深情厚爱和感念缅怀，是终生不渝，有增无减的。这正是他坚持继承和发扬鲁迅传统（包括研究鲁迅，写作有关文章）的感情基础和力量源泉。
　　其二，丰富的资料储备。
　　萧军是鲁迅晚年亲近而信得过的弟子之一。从1934年10月9日喜接鲁迅第一信，至鲁迅逝世，在两年零10天里，由频繁通信，到亲密接触，成为常客，亲承謦欬，萧军直接感受到鲁迅的思想观念，著作精髓，道德风范，人格魅力这一切，是那么鲜活生动，细致入微，因而深印脑际。这些实际感受，可说是“虚”的资料。
　　鲁迅逝世后，萧军参与《鲁迅先生纪念集》（以下称“《纪念集》”）的编印工作。按照职务分工，“杂志的收集以及其中大部‘悼文’的选定，由黄源负责。一小部及新闻纸中‘悼文’的选定由田军（按，即萧军）负责。”“‘逝世消息摘要’的剪裁，选定，辑录及全部发稿，校对，分类，顺序的编定及‘逝世经过略记’一文，均由田军负责。”（10）为此，萧军要阅读上海及全国各地，纪念和哀悼鲁迅的大量材料（包括未入选《纪念集》者），选入《纪念集》中的诗文（140余篇）、函电、挽联、通讯、消息，等等，必定更熟悉一些，因而印象深刻。这些是“实”的资料。
　　可以肯定的是，萧军未曾看到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11）（以下称“《草目》），但《纪念集》中不乏研究、评论性纪念文章。如茅盾的《研究和学习鲁迅》（12）（以下称“茅文”），文章开篇提到，“《新认识》半月刊拟出‘鲁迅研究’特辑，预定了十二个题目”，并列举出这些题目，然后展开论述。此外，还有欧阳凡海的《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13），以及《关于鲁迅》及《之二》（知堂）、《鲁迅民族革命伟大斗士》（胡愈之）、《鲁迅先生的战迹和思想》（伯衡）、《鲁迅与写实主义》（刘大杰）、《鲁迅先生的‘转变’》（王任叔）、《鲁迅的美术活动》（苦力），等等。研读这些文章，以及《纪念集》中的其他资料，有所借鉴、吸收，萧军自可“形成自己的思考”（张文语）。
　　其三，持续的研读思索。
　　《宣言》写于1940年9月26日，《经过》写于1941年1月14日。从二文写作期间及其前后《萧军日记》所记，可获知萧军这时期持续研读鲁迅和深入思考（包括写作、讲演等）的若干情况。
　　《宣言》写作的前一年，即1939年，萧军正在成都。他积极参加了成都“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的各项工作。这次纪念活动搞得很好。嗣后，即11月6日，萧军写信告诉胡风：“此地的周先生纪念会，都是‘我们’办的，要做的大致全作了，并且做得还不坏，从重庆的报纸上看情形，那要比‘新都’充实一些，至少没‘公式化’，同时死人也没被侮辱。”（14）
　　查阅《萧军日记》1939年10月所记：1日，与鲁迅比较，准备写纪念文章；11日，就小说写法，比较鲁迅与高尔基的不同；13日，《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纪念成都文化界宣言》起草好，抄完；20日，十八日在成都广播电台，广播《鲁迅先生的故事》，十九日在纪念大会中流泪，报告鲁迅生平。（15）
　　11月所记：19日，分析鲁迅的韧性战；20日，为“工人岗位”上课，讲鲁迅小说；21日，分析、比较鲁迅的时代；28日，决心以鲁迅等为终生的先生、力量源泉。（16）
　　12月所记：21日，比较鲁迅与郭沫若、茅盾；26日，开始读《鲁迅全集》；29日，读完《狂人日记》。（17）
　　专就写作而言，“（萧军）10月19日参加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写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写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献言》、《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成都文协筹备纪念鲁迅》等文。”（18）此外，本年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还有：《鲁迅杂文中的“典型人物”》、《尊循着他们底指示》、《从此从此》、《上海是怎样纪念了鲁迅三周年？》等（19）。
　　再看1940年。这年6月14日，萧军（经重庆、西安等地）到达延安。《日记》此年8月19日所记：“忽然想起一个题目：鲁迅先生底‘品质’和精神，预备在他的四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想参酌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几篇文章来写。”接着，列出鲁迅精神的13方面的内涵。（20）
　　在《宣言》写作的前两天（即9月24日），因为在延安的某些遭遇，萧军本已在日记里表示“我决定在鲁迅先生四周年会上不讲话，此后不写任什么零碎文章”（21），但由于不满意艾思奇所寄宣言征求意见稿（22），还是自己另写了这一篇。
　　写出《经过》，并在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会上报告《经过》，之后四五天，日记写道：“（1941年1月19日）下午把洛甫那篇《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读了一遍。这是一个概况的提纲，我要寻找他们对于鲁迅研究的决定和观点，预备在写纪念鲁迅研究会文章时好引用（23）
　　《萧军日记》1941年里，类似记载屡见不鲜。较重要的，如7月20日记有，与毛泽东谈鲁迅的影响，毛泽东答应借《鲁迅全集》给鲁迅研究会等情。（24）不再一一引录。
　　二、关于“自己的思考”与“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
　　萧军《宣言》、《经过》二文，究竟怎样表现出“自己的思考”，或“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的？试略作比较和分析。
　　比如，《纲领》摘引《宣言》中关于怎样纪念鲁迅的两句话（在《纲领》中，压缩、简化成一句话，两个分句：“纪念鲁迅：要用业绩；纪念鲁迅：要懂得他，研究它，发展他”），萧军自己就很看重，在《经过》中作了引录（参见前篇拙文《一桩学界疑案的终结鲁迅先生研究纲领及有关问题探究之一》所引）。其第一句“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萧军还用作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此文开篇解释道：“这里所说的‘业绩’，当然不是仅限于‘文化事业’，连到田地里去挖一颗洋芋的生产工作也应该算在里面的。”（25）亦即“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的意思。第二句，依次把“懂得”（经阅读而理解）、“研究”（提高一步）、“发展”（发扬光大），作为“纪念”的方法和途径。两句话合起来，对于“纪念”内涵的阐释，就十分精当而全面。鲁迅先生研究纲领
　　同样的话题，《纪念集》中收有章乃器的文章《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说“我们要用鲁迅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要用‘鲁迅大众化’”、“要用运动”、“要用斗争”，“来纪念鲁迅”。（26）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8月3日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指出，要“继承他创作的光荣传统”，“为民族、为人民，和为求进步而斗争的精神”，“学习他坚强不妥协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加强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等。（27）两文作为论述“怎样纪念”的文章，自有其价值取向和历史意义。但用于回答“怎样纪念”，还是《宣言》的两句话更“深邃、周密”，显示出萧军“自己的思考”。
　　《纲领》所引《经过》开篇语（“鲁迅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鲁迅。学习、研究、发扬他的学术作品和为人类而战斗的精神，这也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权利和义务。”）指明鲁迅与“中国人”的关系，以及“学习、研究、发扬”鲁迅与“中国人”的关系，两个判断句，显现层递组合，语义精辟，逻辑严密。所加两个强调、限制语，“每一个”，尤其“不愿做奴隶的”，使人联想起抗战时期唱响中华大地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警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极富时代感。同时，也使人联想起鲁迅关于奴隶、奴才的论述，以及鲁迅指导三个“奴隶”、“准奴隶”（萧军、萧红、叶紫）拟定“奴隶社”之名而出版《奴隶丛书》的业绩；联想起萧军此前（1939年）所写《奴隶和奴才文启蛰：信序言》、《奴隶文学和奴才文学》，以及《宣言》中所论“鲁迅是痛恨奴隶和奴才的劣根性的”。这正是萧军忠实继承和积极发扬鲁迅精神的一个实例，亦显示出他“自己的思考”。
　　最能体现萧军“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的，
　　是《经过》中的6条提纲，即经摘录而成
　　的《纲领》。张梦阳先生以“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评价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其原话是：“后来的鲁迅研究几乎是顺沿着这个《草目》向前发展的，验证了这位作者的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这比评价《纲领》的“深邃、周密”，多了一个“预见性”。将《草目》与《纲领》等量齐观，甚至超过后者，似乎有失允当。
　　为便于比较，应先将达成《草目》的主要内容（即“鲁迅研究的36个问题”），根据张文摘录如下：
　　一、鲁迅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生长的？
　　二、幼年时期，他曾受了怎样的教养？
　　三、他在怎样的思潮中长大了？
　　四、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作些什么？
　　五、在求学中他的学业与后来的成就有何关系？
　　六、最初，他如何选上了文学的路？
　　七、他怎样应用着文字这个武器？
　　八、《狂人日记》在怎样的氛围中发表的？
　　九、何以一般人将《阿Q正传》当作他的代表作？
　　十、《阿Q正传》在意识上技巧上应予以如何评价？
　　十一、《呐喊》与《彷徨》所触到的人生社会的方面共有多少？
　　十二、在这两部著作中有着怎样的优长与缺陷？
　　十三、从这两部后，何以他只写了许多的“杂感”？
　　十四、他的杂感有怎样的价值？
　　十五、在他的散文中具有怎样的特质？
　　十六、他为何，以及怎样反对现代评论派？
　　十七、何以他和原语丝社的同人分道扬镳了？
　　十八、由《莽原》到《未名》，他怎样指导着一些青年？
　　十九、何以他舍弃了厨川白村而热中于俄国的作家？
　　二十、由于什么原故，他离开了北京？
　　二十一、在他几处游历之后，何以后来就老停留在上海？
　　二十二、他和创造社的论战是否毫无意义？
　　二十三、后来，他对于苏俄的文化何以那样重视？
　　二十四、他为何提拔辅助着许多作家？
　　二十五、他签名于“自由大同盟”及“左翼作家联盟”由于什么？
　　二十六、对于翻译他有着怎样的见解？
　　二十七、他对于中国的文字语法有怎样的认识？
　　二十八、对于新文字他的意见怎样？
　　二十九、何以他那样热心的提倡木刻版画等等？
　　三十、他累次与人争执，尤其与徐懋庸，是否为浪费？
　　三十一、《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有怎样的同与异？
　　三十二、他在怎样从事于反帝，尤其近几年的抗日工作？
　　三十三、他主编了《奴隶丛书》，使我们感觉着什么？
　　三十四、他为什么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三十五、他的生平事业最应使我们崇仰的都是什么？
　　三十六、今后我们怎样继承他的遗志，他的未竟事业？
　　以下试从三个方面，略作对比分析：
　　第一，尽管《草目》“全面、深入地提出了鲁迅研究的36个问题，几乎涉及所有方面”，
　　但毕竟只是36个问题。茅文在引举《新认识》半月刊拟出“鲁迅研究”特辑预定的12个题目后，写道：“。。。我觉得倘若照此‘列举法’研究起来，不仅有十二题可拟，就是二十题也拟得出。但问题不在题目之多少，而在我们究竟应该从那几方面去研究，才能够认识出鲁迅价值的全面，而且从这认识能够增加我们‘精神的食粮’与战斗的力量。”这些话，对《草目》也适合。如果套用，可以说：“不仅有36题可拟，就是63题也拟得出。”这就是《草目》所用“列举法”的局限：只是36个问题，属“闭锁式”。
　　《纲领》用的是“概括法”，即提示“从那几方面去研究”，系“开放式”。据此可以拟
　　出许多题目（问题），没有限制。正如《经过》在提示6条提纲之前，先就说明的：“至于怎样选择，或是用什么题目，这当然是研究者个人绝对自由的事。”可见，对于研究者而言，《纲领》应更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第二，对《草目》所拟36个问题，也可以推敲。
　　与上一点相关联，列举难以穷尽，就形同举例；举例则易生顾此失彼、轻重倒置之弊。于此，《草目》未能幸免。其36个问题，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从生长环境、幼年时期起，至继承遗志终，北京时期及以前20题（一至二十），上海时期16题（二十一至三十六）。与《经过》的6条提纲（分思想、行传、创作、翻译、学术、作品在国外6个方面；行传又分生平、事业、轶事3小项）对照比较，再就《草目》的内容作大致划分，其中，属于行传生平方面的有9题（一至五，二十，二十一，三十五，三十六），属于行传事业中文学活动（包括文学论争、培养新人等）和革命斗争（反帝、抗日）的有11题（文学事业与文学论争6题：六，十六，十七，二十二，三十，三十四；培养新人3题：十八，二十四，三十三；革命斗争2题：二十五，三十二），属于创作方面的有9题（八至十五，三十一），属于翻译（外国文学）方面的3题（十九，二十三，二十六），其他方面4题（七，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而《经过》所列思想、学术、作品在国外三个方面，《草目》几乎没有涉及。这是“顾此失彼”。
　　所谓“轻重倒置”，如《草目》关于杂文的只有2题（十三、“何以他只写了许多的‘杂感’”，十四、“杂感有怎样的价值”），关于文字（七、“文字这个武器”，二十七、“文字语法”，二十八、“新文字”）的却有3题。相对于杂文成就，乃至整体鲁迅研究而言，鲁迅对于文字的认识、意见之类，是较为次要的问题。
　　另外，从所提问题的含义，以及文字表述看，有的没问到点子上，如：“八、《狂人日记》在怎样的氛围中发表的？”（只问“氛围”，而不把作品本身作为研究重点。）“十一、《呐喊》与《彷徨》所触到的人生社会的方面共有多少？”（问“共有多少”，何如问“共有哪些”。）有的意义不大，不好捉摸，如：“三十三、他主编了《奴隶丛书》，使我们感觉着什么？”（读者“感觉”各有不同，不知怎样回答。问“感觉”，不如问“意义”。）有的易生歧义，如：“九、何以一般人将《阿Q正传》当作他的代表作？”（“一般人”如何如何，常用于否定场合。）等等。
　　再看《纲领》（《经过》的6条提纲），所分6个大项，即6个方面，几乎涵盖了鲁迅成就（鲁迅研究）的“所有方面”，可谓巨细无遗。所列6方面，以重要程度为序，依次解说，可谓层次分明。每一方面，又分列若干小项或部门，分别阐述，可谓纲举目张。从整体到细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第三，说到“预见性”，《草目》“出现在65年之前”，即1936年11月5日，的确难能可贵。就时间而言，说它具有预见性，是适当的。但从内容看，《纲领》（《经过》的6条提纲）的预见性也是明显的。比如对鲁迅翻译成就的重视：列为第四方面，分成三小点（在《经过》中是三段），所用文字最多，等等。有论者近年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实际情形却是，自1958年十卷本《鲁迅译文集》出版后，50年间，“一般的读者很少关注译文”，“鲁迅研究专家讨论译文者亦为数寥寥”；而由于新版《鲁迅译文全集》于2008年出版，“一些作家和研究者开始留意起来。朱正、孙玉石、钱理群都以为此次大规模地出版译文著作，可以丰富学界对鲁迅的进一步认识，所以著作一出版，读书界的议论蜂起，相关的话题也凸显起来。”（28）这里所说新情况，距《经过》发表已近70年。这应该是《纲领》具有预见性的一个明证。再如，《纲领》提到的“鲁迅作品在外国（国外）”的研究，除戈宝权先生1980年代的若干论著外，至今似乎仍是薄弱环节，不知何时才会引起对此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视。
　　上面所作比较，似为对《草目》的“挑刺”、“找茬”，也许有点过分。就整体而言，其所提36个问题，毕竟具有相当的广度和一定的深度，再考虑到时空因素（发表的时间、地点），以“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来评价，未尝不可。但与萧军《经过》的6条提纲（即《纲领》）相比，落差是明显的，并非不分轩轾，更不宜厚此（《草目》）薄彼（《经过》的6条提纲），即过于看重前者，而对后者有所忽略。（如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对《草目》进行全文引录，予以充分评价，而对《经过》只作简介，其中6条提纲仅以“颁布了研究纲领”一句话带过，未作引录和评论。）
　　最后要说的是，萧军与鲁迅研究，乃至萧军的鲁迅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本文仅就萧军与《纲领》这一话题，略陈浅见。其粗鄙、荒谬之处，期盼方家指正。
　　注释：
　　（1）原刊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文化出版社；收入《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20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2）原刊于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收入《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28433页，题作《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
　　（3）刊于《上海鲁迅研究》（13），2002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按，此文内容，又见于张梦阳先生的专著《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第25726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4）刊于《上海鲁迅研究》第8辑，1997年10月，百家出版社出版。
　　（5）萧军：《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
　　（6）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57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一版。
　　（7）参看萧军《八月的乡村》之《重版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印本。有关情况，据王德芬《萧军简历年表》：“萧军提出《八月的乡村》再版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提出了苛刻条件：必须取消鲁迅的‘序言’及原版书内萧军写的‘前记’、‘后记’等，否则不予出版，萧军忍痛同意了。”（《萧军纪念集》，第78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8）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第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
　　（9）萧耘建中：《父亲的病护理琐记》，《萧军纪念集》第668、670页。
　　（10）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之《后记》，上海书店（据文化生活
　　出版社1937年10月初版本）复印版，1979年12月。
　　（11）《鲁迅先生纪念集》附录《收到的报章》中，未见刊载达城《鲁迅研究大纲草目》一文的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山、陕两省，只有《山西党讯》一种。6年后在延安，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也不大可能看到这一张地方旧报。
　　（12）、（13）同（10），第4辑，第10、14页。又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第334、33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1986年8月。
　　（14）《萧军全集》第十六卷（《书信》），第136页。
　　（15）同上，第十八卷（《日记》），第112、129、129、134页。
　　（16）同上，第165、166、168、174页。
　　（17）同上，第191、193、196页。
　　（18）王德芬：《萧军简历年表》，《萧军纪念集》第755756页。按，这里提到的4篇文章，仅《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献言》收录于《萧军全集》（《散文卷》）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另3篇似已佚。据《致胡风（1939年11月6日）》，萧军曾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寄给胡风。（信中云：“成都的特刊你想来是看到了，现在这里剩一张宣言，寄你，这是愚下的手笔。”见《萧军全集》第十六卷，第136页。）此篇《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如有留存，当可与延安《宣言》进行比较，惜乎无存。
　　（19）据萧军：《鲁迅先生纪念史料辑存选录》（打印本），资料（三）《萧军所著有关鲁迅先生的诗、文目录一览》。
　　（20）同（15），第278页。
　　（21）、（23）、（24）据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之《第九部在延安（延安日记）》，第334、338、34634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22）《致艾思奇（1940年9月25日）》：“这篇宣言（按，指艾氏所寄征求意见稿）太一般性了，若作为‘宣言’，是有些不具体。”《萧军全集》第十五卷（《书信》），第261页。
　　（25）萧军：《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92页。
　　（26）同（10），第一辑，第38页。又见于《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第97页。
　　（27）转引自凌月麟：《建国前鲁迅纪念活动记事19401941》，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一），学林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
　　（28）据互联网资料，《人民网读书作家》：《一生与三种势力对话鲁迅首先是翻译家》，2008年9月27日，来源：《北京日报》。未署名，作者（论者）应系孙郁先生。又见于《中国网络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资讯》，内容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