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中文版序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纷呈，但以内容的繁复和影响的深远而言，首推现实主义。顾名思义，现实主义或其别称写实主义以描摹人生，反映现实为目的。这一流派在清末新小说时已经是流行话题，五四以后更带动出文学热潮。到了三年代，现实主义沾染了政治色彩，成为批判当下，鉴照意识形态正确性的法门。现实主义历来名目繁多，如人道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等，不一而足。即使到了二十世纪末，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依然是文学创作的焦点。
　　传统中国小说从来不乏写实模拟的意识和技巧，但是要到二十世纪之交，因为西方论述的引进，写实才形成一种流派，占取了话语权力。对彼时的知识分子和文人而言，写实相对于蒙昧不义，充满解放和启蒙意义，俨然奉了写实之名，真相得以显现，真情得以流露，真理得以昭彰。而当写实主义在左翼论述里被正名为现实主义之际，一种迫切的时间感和意识形态召唤更呼之欲出。
　　现实或现实主义因此不只意味单纯的观察生命百态、模拟世路人情而已。比起其它文学流派，现实主义更诉诸书写形式与情境的自觉，也同时提醒我们所谓现实，其实包括了文学典律的转换，文化场域的变迁，政治信念、道德信条、审美技巧的取舍，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论上对知识和权力，真实和虚构的持续思考辩难。
　　我以为一个世纪以来作家和读者对这些问题的辩证和试验，足以使现实主义小说成为我们探勘中国现代性的最佳途径。这里最大的吊诡正在于小说作为写实的载体。小说原为虚构，是不必当真的文字书写。但在现实主义的大纛下，小说赫然成为政教机构争取发言权力的所在，或个人与社会相互定义、命名的场域。由此产生的文本内外的互动和抵牾，信仰和禁忌，为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铺陈出一则又一则精心动魄的故事。
　　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对现实主义小说全盛时期的三位作者茅盾，老舍，沈从文作出研究。这三位作者的背景极为不同，从事创作的动机也各有因由。茅盾是早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进入中国的推手，而他同时厕身新文学编辑事业和左翼革命运动，堪称五四以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老舍出身北京下层旗人社会，因缘际会，赴英国任教期间接触狄更斯等人作品，大受启发，从而走上创作之路。沈从文来自湘西苗乡，早年辍学从军，却因新文学的感召来到北京，矢志进入文坛。
　　这三位作家在一九二年代末期崭露头角。茅盾在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匿居上海，百无出路之际执笔创作，却为大革命前后的政治与激情作出最动人的见证。老舍凭借嬉笑怒骂的风格，写尽市井小民在新旧文化之间的笑声和泪水。沈从文则白描故乡山水人事，投注无限深情，终于成为中国乡土文学写作的第一人。
　　这三位作家基本承袭了十九世纪欧洲写实叙事的基本文法像是对时空环境的观照，对生活细节的白描，对感官和心理世界的探索，对时间和事件交互影响的思考等。但他们笔下的中国出落得如此不同。茅盾暴露社会病态，对一代革命者献身和陷身政治有深刻的体验；老舍从庶民生活里看出传统和现代价值的剧烈交错；沈从文则刻意藉城与乡的对比投射乌托邦式的心灵图景。而如前所述，这三位作者的不同不仅在于风格和题材的差异，更在于他们对现实和小说的意义和功能各有独到的解释。茅盾藉小说和官方大叙事抗衡，并且探索书写和革命相辅相成的关系。老舍的作品尽管幽默动人，却总也不能隐藏对生命深处最虚无的惶惑。而在沈从文的原乡写作尽头，是对历史暴力的感喟，和对抒情作为一种救赎形式的召唤。
　　合而观之，我以为这三位作家示范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书写的三个面向：
　　一，茅盾的作品凸现历史，政治，叙事虚构三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茅盾本人充满矛盾的经历尤其为他的创作添加出虚入实的意义。正因为作家理解现实小说内蕴的高度不稳定性，乃能将历史的先验与后设、政治的权宜和变化，展露无遗。
　　二，老舍的作品引领我们思考现实主义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感动性（affectivity）因素。从涕泪交零到嬉笑怒骂，现实的效果显然不是文学反映人生这样的口号所能体现于万一，而有赖作者和读者情绪和意向的调动。由此展开人与我，表与里，疏离与参预的重重辩证，构成现实小说的伦理学界面。
　　三，沈从文的作品不但建构原乡的空间，也同时颠覆这一空间。他更藉此叩问现实主义叙事的另一底线：在穷尽客体物象后，现实叙事是否仍有安顿主体想象尤其是抒情主体想象的余地？
　　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一跃而为文艺正统，但现实的律令反而愈发严峻。在重重压力下，茅盾、老舍、沈从文的创作事业都归于沉寂，这毋宁是现代小说的巨大损失。然而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三位作家的影响不绝如缕。杨沫《青春之歌》式的革命历史小说，赵树理充满世故的民间叙事，甚至孙犁、刘绍棠的社会主义抒情随想，都可以看出线索。八十年代后，大陆文学界再次活络，而且与海外文坛互动频繁。作家们的眼界既开，对现实的发现或发明自然不同以往。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在颠覆历史、政治大叙事，重组民间伦理关系，或召唤有情的主体时，他们似乎与当年的茅盾、老舍、沈从文展开又一轮的对话。从寻根文学到新历史、新现实小说，从《现实一种》（余华）到《大说谎家》（张大春），现实主义小说的流变不变，可以如是观。
　　必须要强调的是，本书的选样和命题当然有其限制。在茅盾、老舍、沈从文以外，还有许多作家曾为我们示范不同的现实主义创作。而这正是本书的意旨：相对于一般论述对现实主义所设的公式化定义或一以贯之的流程，我认为如果中国现实主义经过一个世纪以后仍然生机蓬勃，那不是因为某一个宗派或教条的持久不衰，而是因为作家们早在世纪的另一端就曾以不同的眼光、信念、和技巧，试图为中国的现实作出多彩多姿的造像，而这一工程在今天理应持续进行。果如此，现实的限制不必是现实主义的限制；现实主义的建构也总已暗藏对现实的虚构，甚至解构。
　　本书原在一九九年代以英文写成，在材料和方法学的运用上难免显出彼时的限制，如茅盾多项私人资料当时仍未出土，《沈从文全集》也尚未编纂完成。而书中行文立论也每每显出刻意与当令西方批评理论唱和的痕迹。几经斟酌，我决定对这些部分不做太多更动，而将其视为一个阶段研究经验的纪录，静待后之来者的批评。与此同时，我近年对茅盾、老舍、沈从文所作的研究，也许可以算是对此书不足之处的补强。
　　本书中译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初稿第一至第五章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晓真博士翻译；第六至第八章由美国威斯理学院宋明炜教授翻译。各章译稿又分别由高嘉谦（国立台湾大学）、蔡建鑫（美国德州州立大学奥斯汀校区）、张恩华（美国麻州州立大学安赫斯特校区）、宋伟杰（罗格斯大学）、宋明炜教授校改。他们都曾是我的学生，现在学有所成，分别在台湾和美国从事研究或任教。本书翻译能够得到他们的鼎力协助，是最令我快慰的事，必须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本书的完稿由我个人作了全面修订，当然也担负所有文责。
　　本书中文版最早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夏烈先生主催，因为种种原因担搁至今，这是要特别要致歉之处。苏州大学季进教授常年为此书联络协调，谨此敬致谢忱。我更要谢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女士和其它编辑同仁的精心策划。他们推动人文研究的热情和专业的编辑经验，永远是对作者的最大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