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田智明：全球化鲁迅相互主体性

　　一、全球化是什么
　　所谓全球化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关于全球化能够在怎样的水平上、从哪些要素开始思考呢？在这里，我打算边参考最近成为话题的M？哈德和A？纳格利的一本书《帝国》，边提出问题。因为这本书是着重于探明在全球化中世界的新的统治结构。不过，我对这本书的主张也并不是完全支持与赞同，并且，在这里，也并不是说想要探讨它的全部议论。拙论尝试的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的智性刺激作为一条线索，试图再一次恢复早已被称为“现代文豪”的鲁迅的文学性事业。
　　在《帝国》一书中，主张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展，现代的主权（国民国家的权利）将要衰退，现代的构图将要失效。其重要的根据之一，据说就是在现代世界中现代具有的外在的超越论的装置（取代现代以前的神的理性、规律、规范，在整体意义上就是“人”）丧失而全部内在化，也就是说，从外部观察现实的场域和尺度本身不存在了。正是超越论的外部才是现代的主权主张自我权力的根据。正是如此，他们讲，现代的主权转移到了后现代时代的“帝国”式管理。以这种观点为前提，或者从这种观点类推，关于全球化，我想确认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正如《帝国》的著者们所说，人的生命全体被“生命政治的（viopolitical）权力”包围。著者们虽然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但已不再像昔日的马列主义者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严密区分。经济也混杂于政治和思想之中，不能保持明确的自律性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著名的女权主义的宣言式语言，现在已经作为覆盖全球的现象而表露出来。这样，政治性就广泛、浓厚地浸透于日常性之中。无论是生产性场域，或非生产性场域（著者们主张消灭这种区别本身），还是政治的权力的场域或不是这种场域，实际上都将被政治性支配。日常的就是政治的。
　　第二，现代的工业化发展理论破产，发展阶段论的差异即使很有价值也变得次要了。作为现实来说，在同一地域，像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的前现代性与像国民国家的现代权力和在发达的都市中的后现代性混在、共存。在这里，由于单线的发展规则失去意义，所以某种现代主义的言说大概就行不通了吧。例如，在某地域就主张：因为还没有完成现代化，所以无法适用后现代的思想方法，而且多元主义本身被全球性标榜，这的确也是世界的现实的反映。
　　这样，世界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大概就成为程度相当暧昧的东西了。现代的超越论的装置解体时，我们所断定的存在于何时、何地的问题是并不那么可靠的。当然，如果反思东亚的特殊性，那么不可忘记《帝国》的著者们所讲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遗产依然很丰富，国民主义的志向依然根深蒂固。
　　本来，作为表里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个别的国民主义被强化也是必然的事情。关于日本的现代的主权为了使自己的境域更加均等化而加强压迫，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经济压迫的事情同样是不能不言及的。国民国家对全球化的确还存在成为障碍的情形。但是，即使如此，全球化也深含由于现代主权即国民国家而造成的压迫，通过利用其压迫而将扩张下去。国民主义也应该是在世界中的多元主义的一个变化了的形式。
　　这么看来，他她无论在哪里，在空间性上其个别的体验和日常性大概都相当直接地与世界的政治性的现实具有接触点吧。文学性事业现在在后现代的信息流动化之中，的确被全球的市场开放追问其存在意义。但是，反过来说，作为不可替代之物，不正是文学性事业继续坚持每个人的体验吗？这只要不拘泥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意识形态及无生产性的精英主义，就蕴藏着与世界的现实共生的可能性。由全球化而产生的“生命权力”越来越包围个别性的生命，而文学性事业刺激世界的现实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提高吗？从这样的视点来看时，我们不能不再一次反思鲁迅这位作家。
　　二、鲁迅的笔法
　　鲁迅的著述相当部分是被称为“杂文”的评论文。这些杂文如果除去一部分记念碑性的作品，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以前既未必得到好评，也并没有使大多数读者入迷的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杂文”是根据当时当场的状况，作为极富政治性的文体而被提出来的。七十多年前的当时的背景，即使对现在的研究者来说也难以理解。而且，如果根据有关鲁迅的概说性文章追根究底的话，那么它们是作为对当政者和帝国主义以及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而被完全悬置起来。因为存在连鲁迅小说一般都没有阅读的倾向，所以杂文被敬而远之大概就更加理所当然了。
　　然而，如果注目于这种杂文笔法、逻辑构造，就会发觉其另外的意味深长的侧面，这就是在这些短小的杂文中能够发现鲁迅特有的思考运动。也就是，最切身的日常性和政治性现实之间的运动，并且是对鲁迅来说的现在和过去的古代之间的运动，而且这是超越了比喻和假托的相互性的运动。在这里，为了证实前者的运动，首先要列举20年代和30年代两篇不太引人注目的杂文。
　　《无题》（收入《热风》，1922年）是写在北京大街上遇到的琐碎事情的短小杂文。讲述“我”出门参加私立学校的演出大会，在人群中被人硬挤向墙壁而喘不出气“，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
　　回家时，“我”想要给孩子们买点心。这是有点儿神秘的名称，实际是巧克力杏仁夹心面包，作为当时来说是略显奢侈的嗜好品。因此，“我”付过钱，把买的点心装入衣袋时，店员做出不被人偷走的架势而用一只手盖住了剩余的点心。“我”感到受了侮辱，觉得不舒服，于是，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店员的肩头说：“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这时店员说：“那里那里？？”而深感羞愧、“惭愧”。预料店员会有牵强附会的辩解的“我”也对店员的意外反应深感羞愧了。杂文最后，一边翻阅托尔斯泰的书籍一边反省对人类抱有不信任的自我，之后是“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给人以极不安定的感觉也是事实，这也成为这篇小短文的魅力所在，但这并不是现代的主题。
　　不用说，这种事情是很细微的。但在市场原理泛滥的社会中，不把人看作人的异化的现实就从这些细微的日常性中显露出来。而且其中，甚至自己是意识到参与于怀疑他人的现实社会的关系性网络之中的。在这篇短文里，日常性的商品买卖行为和伴随商品买卖行为而发生的误会，就使这种现实社会的实际状态表面化了，甚至是更进一步言及到“人类的希望”这一人文主义的大文章主题的。正是这点，鲁迅的敏锐的感性大概才是结晶为杂文的好例子吧。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最后探寻“希望”的“我”“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我的周围”和“远远”之间被正要规制、疏远人类之间关系性的黑暗也可以把它称为如《帝国》著者们所说的“生命权力”所包围。
　　那么，一般所说的30年代的杂文状况，政治性更加明确了。但是因为有国民党言论压制，鲁迅有意识地利用个别的现象，多数是利用得自报纸或杂志的日常的信息，试图把奉迎当时的社会性现实间接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也可以说正是言论压制才促进了言说的风格，即鲁迅的笔法。
　　《踢》（收入《准风月谈》，1933年）就是这样一篇以某报纸报道为材料的杂文。一天晚间，三位手艺人正在上海租界的码头乘凉时，卷入另有数人因赌博之罪被租界警察驱赶之中。一位手艺人被俄国籍警察踢落水中溺水而死，想要救他的另一个人也被推倒，因被踢而跌落水中，但被周围的人救起。警察说溺死者是“自行失足落水”，对为什么踢他的询问，回答说：“不知”。
　　这个事件本身大概清楚地表明了生存于租界殖民地场域的人们的生活被帝国主义的权力包围着的明显的政治性。在这里，鲁迅将殖民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分别与轩辕氏和苗族、成吉思汗和南宋的关系所进行的类比更加意味深长。这是因为能够窥见鲁迅独特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南宋的小皇帝因被追赶而跳入海里，对此，鲁迅讽刺道：我们中国人，原是古来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关于这种租界的殖民地主义的状况，鲁迅评述道：“即使在码头乘乘凉，也会无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罢‘，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但是，这篇杂文的批判的目光不仅限于此。
　　在前述引文之后，鲁迅继续评述道：“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为中国所禁止的，然而要豫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结果还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终于是落浦。”。然后说道，由于时代进步了，假使南宋的末代皇帝生在今日，不会跳海，他可以逃亡到外国，而老百姓以落水代之。在这里，一面将日本军队的侵略远距离地纳入批判的范围之内，一面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反而镇压抵抗侵略的人们的情形成功地创造出了巧妙的批判性言说。一个平民被弄落于黄浦江的事件和中国的灭亡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的，是有意味地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完全发挥着作用的也是从日常性的事件中看出围绕它的权力构造的感性。像这样以“杂文”为核心，鲁迅的言说通过这种逻辑构造而在日常性现象和政治性现实之间做着惊险的往复运动。
　　不过，关于鲁迅非常独特的历史观大概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指出了。例如，鲁迅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种表达表述过中国昔日的历史11。不用说，这里当然含有对不进步的中国历史充满苦恼的省察。但是，这种“循环”史观在30年代是摆脱了单线性的进化论而向在现在和过去游动性地往复的新视野转换的。过去通过现在而被赋予新的实在感；现在通过过去而被重新检验证实。尤其是在上述《踢》中出现的南宋以及明末、清朝的历史等在侵略的危机中是多次被杂文引用的12。
　　为了确认鲁迅的另一种思考运动，如上所述的现代和过去的历史的往复运动，在这里，我想改变一下意向，采纳划时代的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节。
　　这部创作集在以古代为背景的作品中因交织着作为插曲的现代言说和事件而著名。这种作为“创作的大敌”的“油滑”由作者自己出色地表现了出来。但是，应该说正是种“油滑”的构造，实际上才是在时间上融通无碍地游动的关键。
　　《采薇》虽然写的是被认为古代圣人的伯夷、叔齐的故事，但其中也出现了现代的刁妇阿金和酷似御用文人的小丙君。阿金是杂文《阿金》（收入《且介亭杂文》，1934年）的主人公。他们利用典出《诗经》的诗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批评伯夷、叔齐。尤其是，阿金在他们面前用转卖主人小丙君的语言制靠薇菜抵御饥饿、企图守“仁”的伯夷、叔齐于死命。在这里，故事的时间的统一性被彻底弄混乱了。因为故事的时间是殷周时代，不用说《诗经》，即便是小丙君引用的孔子的诗句，这个时代也不存在。故事的展开由比这个时间更晚的时代语言所规定，它是与更晚的现代人物相联的。
　　这个问题，在故事讲述时间本身时就更加清楚了。在这个故事里，因为那时没有现代的时间表示，所以，就没有像现代这样讲述时间。关于时间，在文中是这样记述的：“大约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乍一看，这也可以认为好像是描写古代的规矩，但马上就遇到了另一个疑问：大饼从殷周时代就有了吗？当然，在故事中，还设置着二人在“养老堂”这种现代名称的设施中领取“烙饼”而生活的伏笔。像这种时间表示本身是通过故事的讲述而被戏谑化的。
　　《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还是对于现代的讽刺小说这样的争论现在大概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吧。现代的要素并不是仅仅作为插曲、心血来潮随便插入的。过去也不是为了批判现代而被假托被利用的，现在和过去是没有明显的区隔的。如果打个比方说的话，两者是背靠背地接合着的，就仿佛结合的联想体系似的。
　　因此，过去的故事的真实感既对现在开放着，现在的感觉也对过去的理解开放着。但这并不是循环史观。在其逻辑构造中，现在和过去常常是激烈地进行着往复运动的，而且《故事新编》就是夺回包含了过去和现在的整个历史的真实感的尝试。
　　即使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诗句难道不是完全说中了我们目前的现实性吗？我们也和伯夷、叔齐一样，是不能在外部找到特别的场域的。超越论的外部现在看来已经不存在。鲁迅的后现代式的小说岂不是毫不掩饰地讲述着这点吗？
　　三、相互主体性
　　创造出像《故事新编》所讲述的认识主体的应有状态，进一步规定了30年代鲁迅的言行的主体状态。我曾经把这点解释为主体“主观间”的生成13。主体决不是自律地、超越论式地存在的。把这个问题作为爆笑式的滑稽剧（farce）加以描写的是《故事新编》最后一篇作品《起死》。
　　这篇作品应该弄清的地方还是很多的14，但至少指出上述这点大概不是问题。庄子应楚王的邀请去往旅途的途中，在路旁发现被弃的骷髅，因心血来潮试图让这个死者复活并说话。死者竟是生活于距庄子时代五百多年前的男子。他是在回乡途中遇上了强盗，被杀掉并剥光了衣服的。但是，这些梗概的说明只不过是从庄子的视点讲述的。
　　从这个男子来看，他只留有被打了头的意识，至于现在的自己一丝不挂、随身携带行李之类的意识全都丧失了。而且，如果眼前站着不认识的男子，他就把这个男子断定为劫路贼，从他的内在的主观认识来看，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于是，庄子的一时心血来潮造成了无法解决的纠纷。
　　因为庄子让男子复活，正是自己处于全知的位置，所以并不怀疑自己的优越性。但是在和男子的关系性上却没有任何证明这点的办法。庄子对彻底追究衣物和行李的责任的男子一筹莫展，不得已就呼唤警察。可是，对警察来说，处于眼前的现实也是庄子和赤裸裸的男子的纠纷。即便这种场合庄子也不能证明他的“真实”。从这种窘境中解救庄子的，即使是基于他自身的主体的才能也不能发挥效力，而是以被楚王邀请的贵人这一权力性关系为媒介的。确信绝对立于优越地位的庄子最终只有在和世俗的权力者的关系上才有可能让他者认知自我主体，也才可能解决事态。
　　这篇作品嘲笑并同时出色地描写出了超越的主观性如何能够成立，在关系性中主体如何能够生成的问题。总之，主体是作为由复数的多样的他者创造的网络系统的网目的交点而持续生成的。因此应该说，主体是由他者创造出来的，可以把这种主体的理解领会方法称之为主观间性或相互主体性。
　　一般认为，30年代的鲁迅以这样的主体为机能组织语言并进行社会性实践。但是要弄清这种实践性，关于主观间性，大概还应该在一个不同的水准上加以考察。这就是对主观间性这种主体的应有状态的“自省”，就是通过这种主体面向和志向于和他者的开放、互动。关于主观间性（相互主体性），中国一位研究者基于鲁迅初期作品，特别是《破恶声论》的分析，试图弄清鲁迅的根本的姿态15，这就是如下说法：“所谓‘反诸己’的‘自省’，意味着主体进入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再返回自身而产生的某种觉悟，？？由于必须在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中落实和体会‘人不乐为皂隶’之心，其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的取向也就必然不能是单向的，而必然是双向的和开放的。它不仅针对着‘兽性者’，而且主要针对着由‘兽性者’和‘奴子之性’者共同结成的主从关系。”
　　“只有在相互关系中‘，兽性者’才有可能思考、关注他人的‘不乐为皂隶’问题；只有进行‘反诸己’的‘自省’，‘兽性者’与‘奴子之性’者才可能在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中产生‘觉悟’，最终出脱主从关系。”
　　“只有把‘主体’发展为‘相互主体’，把‘主体性’发展为‘相互主体性’，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主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完全消灭主从关系。”
　　在这里，我所论述的问题是以不同的标准，也就是以确定其主体的方向性地位的形式，使用了“主观间性”的概念。这仅仅是关于作为机能而生成的主体，使其志向性更加清楚明了，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可以说是有启发性的。的确，为了“完全消灭主从关系”，为了寻求与他者的平等的互动，而有了鲁迅的社会性实践和言论，这就是围绕他而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和日常性之中一般所认为的问题。
　　四、代结尾
　　对于全球化这一新事态，在这里采取了正在围绕我们的两种现象。此时，我之所以着眼于鲁迅的文学性事业，是因为我认为他的言说恰好是针对这些现象的。我们不要认为鲁迅是近七十年前去世的落后于时代的作家。从同时代来看时，鲁迅决不是先进的文学家，他反而是“从旧营垒来”的。
　　前面讲过，鲁迅的经验是在前现代和现代的过渡期中的激烈的心里矛盾。但是我认为，由于完全贯彻这种心理矛盾，他的文学性事业就获得了超越现代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不要使鲁迅神秘化，认为他是万能的。从另一方面说，在具体的场景中，他对周围的他者略有神经质地持有疑心也是常常为人所知的事。但是试图对他者异域、异文化、他民族开放的主体常常是被企图维持“主从关系”的人们所阻碍、所撕裂的。
　　鲁迅构筑了与日本、韩国友人以及许多外国友人的亲密关系。凭借这种关系，也能够创建他独特的信息网络。但是，在这一方面，例如由于和内山完造的关系，还流传了他私通日本的谣言。包括这些问题，处于东亚的我们大概应该“觉悟”互相向他者开放的问题吧。
　　现在，全球化正在企图强化主从关系，从日常性中反复理解领会这些现象并进行现实性的实践对“进行自省的奴子之性者”来说，难道不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吗？而且此时，我认为，鲁迅的经验是提供给我们的丰富的资源。
　　注释
　　日译《帝国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和大众的可能性》（以文社，2003年）。原著是：EMPIREby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li（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
　　藤井省三，《新？鲁迅的进展》（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3年）153页。
　　以下，与其说是《帝国》本身的言述，不如说是由《帝国》引导出的笔者的考察。
　　《帝国》41页。
　　参照该书145149页。这个词让人想起在日本竹内好和高桥哲哉的“抵抗的民族主义”的讨论。
　　以下鲁迅的原文选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关于《无题》，有和《呐喊》中的《一件小事》比较的拙论，希望参照《叙述人的位相关于〈一件小事〉和〈无题〉的略微夸大的备忘录》（《飙风》第24号1990年7月）。
　　关于30年代的鲁迅“杂文”，在拙论《一九三三年？上海？鲁迅的笔法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学的一个侧面》（讲座《文学》第10卷《对政治的挑战》2003年10月）略有详细论述。
　　对轩辕氏和成吉思汗都附有“我们的先帝”这一形容词，这大概是作为与当时处于奴隶状态的“我们中国人”对立的概念而讲述的吧。
　　这里的引用部分最初发表的《申报？自由谈》没有刊载。
　　11《灯下漫笔》（收入《坟》，1925年）《鲁迅全集》第1卷，213页。
　　12例如《再谈保留》《（伪自由书》），《晨凉漫记》、《豪语的折扣》（《准风月谈》）等。
　　13希望参照拙稿《在日本的现代批判与鲁迅》（《中国研究月报》2003年7月号）。
　　14参照木山英雄《〈故事新编〉解说》，日语版《鲁迅全集》第3集（学习研究社，1985年）375387页。
　　15参照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求支援》，子安加余子《中国研究月报》2003年3月号。
　　〔补注〕拙稿是以2003年10月22日、23日，在南京召开的韩国现代中国文学学会和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全球化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专题研讨会上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
　　〔日〕代田智明（著），李明军（译）
　　来源：2008年1月《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