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人间正道是沧桑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

　　2009年的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正在发生着悄然、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在一篇题为《电视剧终于更好看了》的长篇报道中，一位年轻记者这样写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年轻人甚至是刻意地回避着理想、崇高、执着、坚忍这些“重”的词语，不过，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最近一段时间，数量庞大的青年观众在着迷于一个上世纪40年代的故事（电视剧《潜伏》），男女主角竟然没有通过缠绵悱恻，却表现了荡气回肠的爱情，当这两个人严肃地说出：“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你觉得那真是崇高的；男主角大概有好几分钟的画面不断颂读《为人民服务》中的大段语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你也泪如雨下，觉得自己会被深深感动〔1〕。
　　在经历了奥运会、抗震救灾、金融危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在经历了深刻而广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的日子。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黄土坡下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向100多位文艺家发表谈话，据回忆：
　　5月2日下午一时半，当地日晷正是中午时刻，毛泽东来到会场，他上前和与会者逐一握手，互相问候。毛主席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问候完毕，毛主席才走向讲台，凯丰宣布会议开始〔2〕。
　　此时此刻，正是《讲话》使我们又一次与“上个世纪40年代的故事”狭路相逢：重读《讲话》，我们会感到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而对今天怀有远大抱负的中国文艺家，特别是年轻人来说，重读《讲话》，同样会被深深打动，同样会真正体会到什么才是崇高，什么才叫荡气回肠。此时此刻，重读《讲话》，也就仿佛亲耳聆听“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薄薄的灰布棉袄的肘弯处露出棉絮”的毛泽东，站在中国的大地和旷野之中、站在历史的深处向我们演讲。
　　一，文艺为人民服务
　　《讲话》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在当时，这也就是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劳苦大众服务。
　　什么是“人民”和“人民大众”？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这是《讲话》统篇贯串着的灵魂和“大道”，也是我们聆听和读解《讲话》的根本前提。
　　《讲话》发表的地点是延安，而深入了解《讲话》，我们也应该从延安说起。
　　延安，旧称肤施。肤施的意思就是“肤肉恩施”：佛传尸毗王在清凉山修行时，遇老鹰捕食小鸽，尸毗王赶走老鹰后，又割肤肉喂养小鸽，“肤施”之谓，盖得源于此，如今延安清凉山下，仍有圣迹可寻。也正是“肤施”这个特殊的地域名称，使我们能直观“为人民服务”的最重要内涵：舍身忘死，不畏强暴，“肤肉恩施”，救众生苦。
　　延安三山鼎立，分别是清凉山、凤凰山和嘉岭山，三山襟带延河及其支流南河穿城而过，如藏龙卧虎，气象万千。其中凤凰山是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实践论》和《纪念白求恩》等著作的地方，清凉山是《解放日报》的办公地点，而所谓嘉岭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宝塔山。那么，作为革命圣地象征的“宝塔山”，与毛主席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它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什么是“人民大众”，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帮助呢？
　　在历史上，延安宝塔山的存在，是与“黄金锁骨菩萨”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续玄怪录》和《太平广记》卷101“延州妇人”条目载：
　　昔，延州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押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瘗于道左。（唐代宗）大历中（776779），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之日：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瘗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销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
　　锁骨菩萨荡气回肠的神奇故事，在中国历史中广为流传，最近又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在《商州》、《高兴》等名篇中多次阐释，更突出了其中延州妇人忍辱负重、启迪众生的精神：延州妇人（锁骨菩萨）匆匆离去分文不取即是布施，死后供路人鄙视则是忍辱负重，胡僧说破，即启发民众“知耻”而觉悟而这就是历史，也就是佛家所谓“因缘”。
　　经历了盛唐气象、经历了范仲淹的万千感慨，宝塔山上“俯瞰红尘”的牌匾，在1935年迎来了经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的中国工农红军到陕北。嘉岭古塔，从此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的象征与标志，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里集合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智慧，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了开天辟地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核心，当然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因此，对什么是“人民”的理解，首先就不能离开革命圣地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因为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说过那句令我们永不能忘怀的话：“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共产党人应该象念佛一样时刻念着人民，把人民的疾苦捧在心上”。1948年东渡黄河离开陕北，毛主席在川口慨然长叹：“陕北人民真金子”中共以“农援”（农民的支持）一举击溃国民党的“美援”的人民解放战争，雄辩地证明了千金难换民心一片的道理。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人民也就是“全世界受苦的人”。马克思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劳动者阶级”所代表着的人的“类本质”的：所谓“人性”就是人类先天的“受苦性”。人类因为匮乏而劳动，无产阶级因为贫困而生产，因为匮乏不得不劳动，因为贫困不得不生产，这就是人类世界所有被动性的根源，也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因此，劳动者阶级的存在不过揭示了一个现实而残酷的真理：人类先天的被动性和受苦的现实，而这就是劳动者阶级所代表着的人性的真实。于是，马克思这样说：劳动者阶级代表着“一个由于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倡导文艺家对于“众生苦”的觉悟，倡导他们去正视和直面“全世界受苦的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事实，倡导他们去体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人间苦人多”的大悲哀和大欢喜。而作为理想和现实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数千年未有之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这就是漫长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启蒙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实际上，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情怀，我们才能真正读得懂《讲话》和《讲话》中的句子：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都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讲话》要求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求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家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情怀，这就是要求文艺家要具备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立场，要求中国的文艺家要有大乘佛法正视“人间苦”的舍身求法的觉悟，以及以艺术求道的大追求。
　　因此，象那些具备“经书”特点的人类经典一样，《讲话》针对的是那些“有觉悟者”和“可觉悟者”，它是需要我们如同对待经文和经典那样，在反复颂读中去逐步体会其中的精义的。而在那些“不觉悟者”看来，《讲话》“无非就是那一套”，而他们哪里知道，要真正明白这一套，实际上并不容易正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明白“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而另外一些人，则如同根基过浅的小乘无法理解大乘戒行一样，在他们那里，《讲话》中的词句被工具化、庸俗化和僵化的利用，甚至用于“整人”，这也非《讲话》之罪，而它不过只是说明了一切经典在历史中都会面临着的共同命运。
　　二，“有经有权”
　　郭沫若曾经将《讲话》表述为“有经有权”，在诸多的阐释中，郭沫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首先，所谓“有经有权”，是指《讲话》中有些内容是规律性的，有些则是策略性的提法，《讲话》既讨论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问题，也表达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化巨匠，对当时文艺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的回应，同时，它也通过这种讨论和回应，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我们必须注意到，《讲话》并不是一个宣讲文艺政策的讲稿，因为它是在与几乎所有的延安文艺界人士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讨论中，才最终形成的思想文献。延安文艺座谈会从1942年5月2日开始召开，到5月23日结束，时间长达半个多月，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主要领导人三次参加会议讨论，聆听文艺界发言，而会议的准备时间更长，从1941年春起，毛泽东就有意识地请文艺界人士讨论文艺问题，回应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讲话》分两个部分：“引言”部分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一天的发言，“结论”部分则是他最后一天的发言。而这两部分是通过从民主到集中，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讨论协商程序，按照思想活动的脉络有机地联系和统一起来的。
　　因此，《讲话》的“有经有权”，首先是指这篇文献的内在结构，所谓“经”就是指其作为哲学文献所必然具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这个哲学理论框架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矛盾关系”。具体而言，所谓“特殊性”既是指党的文艺政策的特殊性，也是指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特殊性，而所谓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就鲜明地表现为政治与文艺的矛盾。《讲话》的高超之处在于指出：所有这些特殊性问题，都不能通过同样特殊的方式来处理，即不能通过简单地制订政策，也不能通过强调文艺创作的特殊性来得以有效解决，它只能诉诸普遍性和原理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更具体地说，这些特殊问题，只有通过提高全党和全体文艺家的理论视野和理论水平，只有通过一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启蒙”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在《讲话》的视野里，这就是只有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关系”的视野，才能理解和解决文艺与政治、普及与提高、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讲话》之高超，首先在于它是一篇高屋建瓴的哲学文献，在于它内涵的哲学方法和哲学视野，如果抛开了这种哲学的视野，把它仅仅理解为政策性的讲话，那就难以理解《讲话》所依托的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讨论机制，甚至难以理解《讲话》为什么能够做到既针对问题、深入人心，而又避免了面面俱到。
　　同时，另一方面，“有经有权”这种本自儒家道统的说法，也是对革命者和进步的文艺家自我改造、自我修养的期许和要求。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的新中国，而且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新中国；不仅仅是造成一个新国家，而是要造成新文明。因此，在《讲话》的开头，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两个战线：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是，文化的建设更加重要，文化建设的道路更加漫长，也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只有文化建设，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砸碎旧世界，才能说明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才能使得我们的工作真正有意义，才能把我们日常工作之“权”上升为“经”，才能使得我们工作的特殊性，具有普遍意义。否则，正如战争年代我们仅仅靠统计消灭了多少敌人，和平时代我们统计创造了多少GDP，那是不能说明我们工作的真正意义的，甚至是不能说明我们的工作与敌人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它更是不能回答我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的。
　　要建设一个新文化，要建设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新的时空观，那就需要新的文化人，这种新的文化人的基本特点，就是鲁迅那样的不断的革命者。革命的文化人，一个不断的革命者的特征是既立足现实，
　　又怀抱理想，只有这二者的高度统一才能解释“有经有权”，而对革命者来说，持续的自我改造和不断的革命之所以是必要的，就是为了反抗人和世界不可抑止的退化本能。
　　实际上，像一切改革和革命文献一样，《讲话》不仅严密论述了“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即描述了在特定的条件下，“作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如何采用这些政策的步骤与方略，而且《讲话》也论证了“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即它同时也描述、想象了一个新的、不同的世界：民族的彻底解放、阶级的彻底解放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并且论述了这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同时，它认为：只有现实中的政治活动（“行权”）把文艺当成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武器，使文艺家成为一名“战士”，才能使得这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
　　因此，在毛泽东那里，一方面，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残酷的斗争就是现实的不能跨越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类解放的理想又始终构成了对于现实制度设计的批判和超越力量。为了实现“经”，就必须运用“权”，为了民族生存、人类解放，有觉悟的作家首先要作一个战士，一个文艺士兵，汇入改造旧世界的人民运动中去，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当然，所谓“权”既是对理想的牺牲，但也是理想者的自我牺牲，不过，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牺牲便是高尚的行为。正如清人陈立在《公羊》一书中所说：
　　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3〕
　　这也就是说，对于历史的勇敢担当者而言，“行权”本身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甚至更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过程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行权”本身就是对于“权”的超越，就是“立足于现实的理想”。这个意义上，“为人民服务”既是一种自我牺牲，又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理当追求的最高生存境界。
　　从这样的境界望去，正如郭沫若所说：在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小我”的强调就是极其庸俗的，而在这一点上，儒学的“经”与“权”类似于康德所谓的从“价值”的角度对于“事实”，从“普遍性”和“理想”的角度对于“特殊性”进行的批判和反思，它其实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立足于现实特殊性的普遍性”。这甚至也就是福科对于“什么是启蒙”的概括。福科说启蒙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件必须个人所承担和完成的勇敢行动：
　　AudeSpapere“敢于去知”，“拥有去知的勇气和胆量”。因此，启蒙必须被理解为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地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人由此成为一个过程的要素和动因。就他们参与其中而言，他们是这一过程的演员；就人们决定成为这一过程的志愿者而言，这个过程发生了。〔4〕
　　经与权、理与物、事实与价值、现实的世界与合理的理想世界，上述矛盾和运动的逻辑，才是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实逻辑，怀抱着人类解放理想，而时刻认识到现实政治变革和自我改造绝不能停止，这才是启蒙的要害。因为这种启蒙、这种改革与革命，绝非仅仅指向一个现实的世界，它更呼唤一种创造和想象新的、不同的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创造、想象新世界的能力，才可能对于现实的世界提出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也正是这种创造和想象能力，才赋予了“权”、“物”、“事实和现实”的世界以根本上的意义，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只有具备想象一个新世界的能力并将其普遍化，才能真正将现实的世界担当起来，同时又当作特殊性和批判的对象来对待。
　　这就是《讲话》之于今天的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宋丽，《电视剧终于更好看了》，《世界博览》2009年第10期。
　　〔2〕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3〕清陈立，《公羊》，线装单行本。
　　〔4〕福科，《什么是启蒙》，见《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