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历程一直被一些标志性的时间、事件和文本武断地分离，而这些时间、事件和文本主要是以厚重的政治蕴含而获得分离和命名历史的特权。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言。它们宣告“结束”和“开始”。历史在不断的“结束”和“开始”的交替中断裂。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主要以政治运动及意识形态变动而完成历史定格。我们当然不是说文学可能超越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而发生和发展；而是说，文学是一种更复杂的人类精神的象征行为和情感表达形式，它与历史及社会实践有着更深刻、更广泛、更多样的联系和互动方式。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并不是简单明了的决定关系，而有可能是一种平等互动关系，并且有着更深层的历史动机把它们加以铰合或分离。
　　确实，我们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这门学科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我们从来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来建构这门学科，这使它一直无法有效地反省自身。谋略跳出既定的思想框架，寻求新的理论出发点，成为90年代中期以来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共同努力方向。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文章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致力于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学科分野，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的历史进程之整体上来把握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它包含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国向世界的融合；以新的语言审美形态表现变动时代的中国民族意识和历史变革等方面的内涵。文章纵横捭阖、视野开阔、思想锐敏，颇有振聋发聩的气势。文章显然是针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强行分割历史阶段的做法有感而发，特别是对意识形态划定的文学史叙述有深刻的歧见。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文章不可能采取驳底细的定法，而是采取了正面阐述的论说。文章的意图非常清楚，它之所以能产生强烈的震撼力，也正是在于它说出了人们郁积多年的学术期待：理解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有必要从整体上加以重新把握；有必要找到新的理论起点。确实，近代、现当代中国文学之所以划分得壁垒森严，并不只是因为人们对时间和专业范围的有限性清醒认识，更重要地在于，它固定住了意识形态的命名和给定的历史涵义。
　　文学共同体对于文学史叙述的刻板的时间体系和意识形态命名有着强烈的反思。1989年，汪晖发表《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该文在清理鲁迅研究的历史及其发展逻辑时，指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它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汪晖随后进行一系列清理五四时期以及近现代转型时期的思想史范畴的研究，他力图去开掘现代思想起源的社会历史基础，清理那些思想范畴的相关逻辑结构。这些都预示着于我们业已建构的历史叙事之外，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历史蕴含。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王晓明、陈思和提出“重写文学史”口号，其观点立场，可以看成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响应。他们认为，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乃是依据意识形态给定的意义和标准，实际是政治话语的翻版和延续。他们宣称：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以政治思想为出发点的狭隘的研究思想中解脱出来。
　　90年代后期，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潜在写作”和“民间意识”作为理论支撑点，重新清理现当代中国文学史，毫无疑问，他们的清理是开创性的，并且卓有成效。当然，不管是“潜在写作”，还是“民间意识”这个概念都有其复杂的一面，也需要经过细致的清理。某种意义上，也如李扬所追问的那样，“潜在写作”关涉到文学史叙述的至关重要的版本问题；而“民间意识”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复杂的同构关系也要具体分析。不管如何，这些探索和争论都表明文学共同体的一种努力，那就是回到更丰富复杂的历史本身。
　　所有这些，都表明共同体中出现的创新力量，重新审视历史的总体性，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再是以必然性的结构推演其历史行程，而是多种叙事话语拼合而成的精神地形图。而现代性则使其具有方向和形状，使它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又包括着内在的分离和关联、转折和断裂。近年来，理论界对“现代性”问题表示了较高的热情，但如何回到文学本身，并且于文学史和文学文本的具体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依然是一个未加深究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应该把现代性看成一个篮子，把现代以来的文学都扔进这个篮子就完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地形图，看出文学在复杂的历史情势中，所表现出的可能性，以及反抗历史异化的力量。有必要强调的是，现代性并不是我们重新建构历史总体性所依靠的一个巨大的脚手架，相反，它是我们质疑业已建构的历史总体性的一个反思纲目。
　　因此，我们设想，从总体上把握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只能选择“现代性”这个概念，以此作为一个基本视点，贯穿于二十世纪的文学历史。从这里透视那些发展的脉络，那断裂的剧烈变革，那些不断更新的动力所标示的趋向性。现代性即是一个可能一以贯之的视角，又是一种质疑和反思。当然，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回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回到文学发生、变异和变革的具体环节；回到文学文本的内在结构中去。当前，文学学科确实受到严重的侵扰，文学研究越来越像是思想史、政治史或文化研究。重新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规范，又提到议事日程。这显然不是要杜绝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沟通，而是重新思考在不同学科的住处更大规模的交互作用的语境中，文学如何保持自身的立足之地和特质的问题。
　　当然，学术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是受到既定的知识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时代的权力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的间接影响。学术规范只是处理本学科知识的规则和方法，并不能限定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交互作用。就历史情况而言，并没有一个纯粹的文学学科存在，哲学始终就直接影响文学学科。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就说明文学研究学科的包容。在西方，柏拉图的思想阴影从来就没有离开文学领域，而文学批评更经常出自哲学家手笔。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更准确地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学出现哲学和文学批评教席才成为可能。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英语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借着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情绪才走向兴盛的。尽管“新批评”是迄今为止最为纯粹的文学批评，但批评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新批评”首先是宗教（艺术宗教），是救治混乱现实的济世良方，其次才是文学与审美。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更不用说，它确实是政治伴生物。现当代文学学科实际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变种，现代文学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过是在充分的政治阐释之后才留有一席之地。当代文学从来就没有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因此，要指望其他门类或学科的知识不要侵入文学学科，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种状况不是今天才发生。纯粹的文学研究并不存在，也很难指望以后能存在。
　　现在，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建立严格的学科体系规则也不可能。知识的更新和权威性的丧失，使严格的规范显得异常脆弱。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在遭遇强劲的挑战中，更是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获取新的活力。问题在于从业人员在完成知识更新的同时，保持对文学本身的关注。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学研究矛盾，根本的问题在于最后的落点。
　　很显然，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并不是要杜绝其他学科或门类的知识的运用，而是如何立足于文学本身。如何在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中，始终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保持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尽管说，什么叫文学研究，什么不叫文学研究已经很难分辨，但是，对文学经验本身的关注依然是基本评判标准。在这个学科已有的历史传统序列中来思考不断变更的文学经验，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
　　但是，也还有一点根本的要义是需要把握的：不管过去人们把文学处置成何种东西，或何种样式，它都是在处置文学。问题的症结和严峻也许在于，现在人们也许根本不处置文学，文学不是因为被改革而推动存在理由，而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予理睬，连作为佐证的下角料都无人光顾，那真是文学研究的末日。文学是在被抛弃的命运中而荒芜的，而我们，就这样成为文学的守灵人。
　　因此，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现在也许确实需要建立，目前显然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方案，但却是可以确认出发点，那就是：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在我看来，不管是文化研究，还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它们不应该与文学研究相冲突，而是给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具有学术价值的知识体系和观念方法。在理论、历史与文学文本的阐释中，建构新型的学科范畴体系。这一切的要点，都在于回到文学文本，回到文学的内在品质中。
　　这并不只是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规范的需要，而且也是摆脱那些虚假的信念，回到我们更真切的心灵的需要。也许多少年之后，我们会意识到，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保持一种阅读态度，一种情感经验，一种审美感觉，也像保护某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