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面对当代史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毫无疑问，“重写文学史”是八十年代最有效的社会文化实践之一。不仅是在写史者心照不宣的逻辑与谜底“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之中，而且是在一种深刻的默契与共识之下，整个新时期，对文学史历史的重写，都是关于并针对着当代中国、直面并规避中国当代史的自觉的文化策略之一。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当代史，准确地说被种种的断裂说所切割的前三十年，成了一处特定的禁区与弃儿，在种种“借喻”与“修辞”间膨胀，又在各色“官方说法”与沉默不屑间隐没。当代史由是而成了不断被借重并绕过、在众声喧哗之中分外沉寂的时段。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语境和参照之下，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显现出了不同的姿态与厚重。
　　历史、记忆与失忆
　　这份不同与厚重不仅来自直面当代史所必须的勇气，而更多地来自一种创痛与深思后的执著与平和。如果说，任何治史者对当代史的忌惮，大多来自现实脉络的纷繁、亲历者的切肤之感与种种权力格局的纠缠；那么，当代中国史的书写，与其说更需要勇敢与力度，不如说它索求的，可能正是某种冷静而寂然的姿态。因为面对阴阳双面的当代史（尤其是前三十年）的叙述：辉煌灿烂或灾难频仍，面对同样主流强大的、却彼此深刻悖反的历史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拒绝了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的同时，拒绝依据某种权威说法而修订或筛选记忆。
　　如果说，历史是对记忆的书写，那么，它通常只是对某些人的某种记忆的记录而已；一如本雅明所说：“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八十年代声势浩大、蔚为壮观的重写历史或曰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无疑成为一次对曾遭暴力改写的历史书写的“补白与钩沉”；在从不会留白的历史书写之上，因遭压抑、被掩埋的记忆的再现，历史自身显露出了不同的格局，并进而成为新的文化权力结构的支撑与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中国史书写中的这一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潜流的相互位移与格局重构，是一个始自八十年代，在整个九十年代不断演进的过程。有趣的是，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现代中国的记忆自历史忘怀洞中渐次浮现的时段，那么，它却同时伴随着关于当代史的失忆症的发生。这一重构过程不仅戴锦华面对当代史115
　　在历史断裂说的不断构造中，使完整的当代史成为难于触摸的时段，而且它甚至成功地构造了我们作为亲历与见证者的体验与“合法”经验间的碎裂。在笔者的视域之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正是对穿越这一新的历史失忆症，直面当代史当代文学史的执著尝试。这与其说是一位当代史学者选择的必然，不如说它始终是一份冷静、尽管不无痛楚的沉思与自觉。洪子诚先生曾明确地指出：“我们对五六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学问题和艺术形态特征的谈论，由于多少失去‘历史记忆’而常常反应失措和缺乏深度”1。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这一选择并非仅仅是某种姿态，更不是、准确地说不仅是某种立场的选取或申明。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显现了某种不同的姿态，那么，它是切肤之痛与战胜切肤之痛之中对当代史的思索；如果说，它确乎表现了某种立场，那么它并非单一的或简单概括所可能表述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所表达的那份自觉与直面，首先是对某种冷战式思维、那种清晰简单的二项对立式表述的平和的拒绝。在严格的治史治学的态度与方法论的探求之间，是返归亲历者的繁复体验，以重组历史的经验表述的努力，是穿越多重的权力话语的雾障，重新触摸与展现当代史的尝试。
　　笔者曾经写道，在一份后见之明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八十年代中国文化重建过程的误区之一，在于我们频繁地以种种“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间或可以将《中国当代文学史》视作一次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文化再反思的一部。
　　断裂、延伸与透视
　　抛开风行于欧美的“年鉴学派”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不论，历史的经典书写方式是编年史铺陈；在时间的线性展现中构造一处绵延不绝的历史话语景观。然而，经典史学的书写同时建立在断代或曰断裂的构造与书写之上。参照某种权力话语或利益集团的需要，其作为胜利者的历史，类似断代断裂通常被书写为一种彻底的终结与全新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叙述便是在这绵延与断裂张力间展开。而八九十年代，当代中国史的叙述，以别种方式凸现或曰强化了这份紧张。如果说，当代史的确立，曾经以“天翻地覆”与“彻底决裂”的表述，标识了一处绝对断裂的存在；那么，整个八十年代，人们便是在种种绵延的叙述中使之成为并无绝对差异的“章节”。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正是通过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深入，以及某种程度上对遭再度遮蔽的体验与记忆的返归，直面这份绵延与断裂叙述的政治或曰意识形态张力。如果说，现代性的讨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份重新进入当代史的可能与视点；那么，其作为一种拒绝简单化的叙述，却可能刚好为别一种绵延说提供证词；如果说，“现代性”是当代史及当代文学的惟一支撑，那么“当代中国”或曰“当代文学”，便成了一种并非充分必需的叙述。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不仅是在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层面上建立他的当代史叙述，而且是在现代中国的左翼文学传统与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与重组的具体史实间，准确呈现了那份断裂间的历史绵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直面当代史的书写者，《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的意义，不仅是对当代与现代、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断裂绵延中断裂，同时是某种事实上不可弥合的断裂的再度凸现；而且在于，这断裂的再叙述，同时成为对曾经支撑这一断裂说的意识形态单一表述的裂解。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当代史所呈现的断裂不仅是意识形态或政权意义上的断裂或曰转移；在当代文学史的表面上，这一断裂亦不仅呈现为文学文本上的截然分立的内涵。洪子诚先生所提供的历史透视在于，他极为准确且深入地把握住一个似乎尽人皆知、却始终遭到无视的基本史实：1949年以降当代中国文学所经历的特定机构化的过程，以及这一颇为特殊的机构化过程对当代文学所产生的、或许是空前绝后的影响。不是、或曰不仅是在文学经典、文学规范、大学教育体制及教科书层面上的机构化、或曰现代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刚好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得以完成其颠覆性重建过程中的重要而基本的内容）；而是文学生产的社会化机构的建立，是对作家、艺术家的社会组织方式；是这一颇为庞大而独特的社会机构所确认并保障下的、对文学的社会角色及功能的实践。也正是在这一机构化过程的描述、及其他所限定的历史前提下，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次“文代会”资料、文艺论争及当代文艺理论读本）、历史事件（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讨论、对《文艺报》的批评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算、乃至“文化大革命”）以及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学生产（尽管已不再是惟一的、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文学机构（文联、作协系统、驻会作家文学作为一种职业、专业出版社制度、文学创作会议或“题材规划会”），获得了清晰而明确的阐释和整合。
　　正是在机构化的层面上，洪子诚以其历史的透视和体验，展现了断裂与绵延。在文学机构化对五十到七十年代（准确地说，包括了八十年代的大部）的文学生产所产生的深刻、不可逆的意义上，现当代文学显现出巨大的断裂；而同是这一机构化的过程，事实上成为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体制化确认的实践，历史又是在这里显现出它绵延的足迹。因此，当代文学才不仅是在文学文本、或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显现了它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当代中国，因此不仅仅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转移、社会体制的巨变与更迭，不仅意味着光荣梦想或灾难频仍；而且意味着一个迥异的社会结构。在这一文化建制和社会结构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史》展示出历史之手在这一特定时段的书写方式。
　　当代与学科
　　颇为有趣的是，当代文学，其作为综合大学中文系一个学科的建制，与新时期同龄。而这正是“当代中国”除却作为一个政治历史概念，开始为多重文化或曰话语雾障所笼罩的开始。
　　从一开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中最响亮的声音，便在质疑着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当代文学自身，在整个八十年代彼此矛盾又和谐整一的“历史”当代史叙述中，似乎成了一些难于彼此穿透、衔接的破碎时段。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尝试跨越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巨变所造成的深刻断裂，以完成对中国新文学的再度整合；那么，与此同时，当代文学或曰当代中国的叙述，却在“十七年”、“十年浩劫”、“新时期”、“后新时期”的断裂或曰“断代”的叙述中失陷于“历史”整合与不同质的被述时段的悖反之中。于是，不仅关于“十七年”或“十年浩劫”的叙述，事实上大都成为政治史的“华袍”或“血衣”式的价值判断的副产品，将当代文学（一个已在年代上长于现代文学的创作时段与事实）剥离于简单的政治判断的努力，常常间接或逆向参照意识形态的叙述而难于整合。“文革”十年成了通常被剔除或以“废墟”、“毒菌”的意象来简单涵盖的时段，一如八十年代的社会重构过程，“文革”年代成为当代中国史上一个异己的单元。“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合法”、因之最富于活力的段落，经常是新时期文学研究；它却因此在仅仅是“现状”而非历史研究的层面，受到其“学科合法性”的批评和质询。在此，姑且搁置“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的立场讨论，姑且搁置“现状研究”的学术意义及价值的讨论；共和国五十年、新时期二十年，已毫无疑问地为当代文学赋予了伸延开去的历史视野；问题在于，这比现代文学更长的时段、更繁复因而更深远的历史视域，却被重重历史叙述的雾障所割裂或曰阻断。甚至以后1979文学的叙述，亦为“新时期”、“后新时期”或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断裂叙述所切割。当代文学研究的众多著作因此通常是“断代”中的“断代”叙述。
　　正是在这一层面和意义上，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显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部当代文学的编年史，其别具慧眼的对文学建制左翼文学传统的机构化过程的着眼与洞见，成功地实现了对当代文学叙述的历史整合；它决非某种意识形态叙述，亦非简单的“立场”显现或选取，而是一次成功而深入的文学史叙述。它事实上成了对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必要性的论辩，而且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个具有丰富生长点的切入口。洪子诚以“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的概念替换了“十七年”、“文革十年”的说法，它不仅对应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PRC文学”（暂译为“共和国文学”）的提法，而且意味着一个新的观察和进入历史的可能。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意义还在于，作为对当代文学叙述的一次成功的整合，它并非为整合而整合的努力；它在提供一种感知历史、体验历史与书写当代史的方式。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明显有别于经典文学史的叙述，它着眼于作家与文本，不仅仅为作家论或作品论所贯串；它是对文艺思潮史的再梳理，却不仅仅是一部思潮史（当然更不是政治运动史）的串连方式。在对机构化过程的把握中，洪子诚不仅讨论了文学创作，而且讨论了文化生产、文学建制、文艺政策、托名为文艺或文学的政治运动、文艺思潮或论争、作家作品的命名、“专业的”与“群众的”文艺批评；将其视为文化生产的环节性因素，藉此勾勒出当代文学不同的历史轮廓。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出版，事实上成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建设的重要一步；那么它最有意义之处，在于它在提供了当代文学特殊的生存方式的描述的同时，还提供了我们把握和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不同空间。或许可以说，在建制、机构的层面上去认识历史，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不仅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生长点与可能，而且更为广义的文化史与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前景。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洪子诚近年来的工作，始终集中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之上。考虑到围绕并纠结于当代文学当代中国叙述的重重话语雾障与二难困境，为当代文学之为学科的工作及其申辩，便具有远不仅于某一学科建设的意味深长的含义。此间洪子诚的重要论文《“当代文学”的概念》2，作为对当代文学学科生存的最基本的关键词的梳理，不仅意味着某种极有价值的知识“考古”、知识谱系的工作，其自身便成为围绕着“当代文学”的思想史及文化史的描述过程。而如果说，此间洪子诚的工作、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显现了对当代文学研究以及广义的文学史写作的方法论的拓展，那么，其另一个可称道之处在于，它同时成为经典的文学史写作文学的或曰审美的历史评判标准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伸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尤其是对“五十到七十年代”的文学史的书写中，如何有机地纳入文学价值审美价值的判断、如何平衡社会与政治历史与狭义的文学史的叙述，始终是当代文学面临的困窘之一。如果说，反思简单化的冷战式或曰二项对立式思维，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严肃课题之一；那么，在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便意味着它不应仅仅是别一领域或别一视野中的社会立场的表明和发言。《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不仅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这一努力作为全书的充分必要前提，而且在全书或曰全史的写作中为此还付出了具有建设性的努力。
　　当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相当成功地建立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文化文学转型（即现、当代文学的分野处）的叙述，在重述中展露了历史的断裂与绵延；并成功地通过在“文革”十年文学的人造空白之页的填补中，显现了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另一处断裂中的绵延；但对文学机构化的讨论，对这一机构在新时期的重组，功能，乃至某种程度的失效或改观的描述（或许世纪末一度沸沸扬扬的新生代作家的“问卷”及其“断裂说”可堪成为一个参考点），尚未能成为对新时期文学讨论的更为有机的内容。或许正是在这里，它将作为一个新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生长点，成为学术传承过程中的一处驿站。
　　1《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趋向笔谈》，《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113页。
　　2《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第3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