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

　　三种空间的历时性结构
　　就在文学研究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刻，我们却陷入了一个深刻的逻辑悖论以最没有公共性的方式探讨着公共性话题。这似乎是纠缠学院知识者的最大困境。
　　所谓公共空间的概念，应当按领袖民众的二元逻辑，分为下列三个理论级位1、规训（宰制）空间以古典集权政治（政权或教权）为控制轴心、由大数量民众所热烈拥戴的垂直空间1；2、主导空间近代知识精英及其民众追随者共同构成的斜面空间，具有某种威权性，但普世的人本价值已融入基础语法2；3、对话空间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现代市民空间，也就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上的中产平民的水平空间3。以上三种公共空间构成历时性的演进过程，同时又成为共时性的理论模板，成为我们描述现代社会的基本模型。其中，规训（宰制）空间最为悠远，可以径直上溯到秦帝国时代；主导空间虽然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但却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发育成熟；而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则是公共平台发育的现代形态，描述着战后德国及其整个西欧中产阶级社会的基本面貌。
　　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发育线索，经历了从第一时期向第二时期的转型。而我们现在正处与这两种形态的混合型之中，距离哈氏模型还路途遥远。基于中国的现实语境，简单照搬哈氏理论，只能引起更大的学术混乱。
　　为此，我想从一些现实公共事件出发，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形态、以及作家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危机。
　　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文学参与公共生活曾经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政治运动的焦点。从对胡风、丁玲、冯雪峰的批判，到反右斗争和文革，在所有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是被宰制的。作家是道德的负面象征，并总是沦为被操控的威权政治的祭品。作家不仅受到精神性重创，而且整个生命都遭到粗暴地击打与制裁。丁玲被放逐北大荒，侥幸活到1980年代，而更多的作家如胡风之类，至死都是人格卑微的罪人。他们的佝偻背影，映衬着乌托邦彩虹的瑰丽造型。这是中国式规训空间的基本形貌。
　　1976年4月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文学开始在公共事件中第一次扮演了积极自主的历史角色。进入“新时期”之后，作家进一步成为公共心理安慰师，向民众提供各种话语药物，以治疗文革带来的严重创伤。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家加入了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的探讨，以“铁肩担道义”的方式，向民众发出了不倦的召唤。但毫无疑问，文学的这种公共性，不是民主理性的公共话语交往的结果，而是批判知识分子单向灌输的结果。它的信息正确性，不能掩盖其作为主导空间的基本特征。
　　1992年第二次改革开放，导致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边缘化。消费社会迅速发育，市场价值上升为最高价值。而文学研究在发出一声“人文精神”的叹息之后，便龟缩回学院深处，接受教育评估指针的规训，成为制造学术垃圾的庞大机器。无独有偶，文学创作日益丧失社会批判性，甚至缺乏基本社会观察力和表达力。文学的公共交往能力发生严重退化。中国社会的畸变，不仅打断了向对话空间进化的进程，反而向规训空间急速退行。
　　第四空间的诞生
　　就在规训空间复辟和批判知识分子退化的同时，鉴于数码技术的发展，从21世纪零年代开始，一种有限的意见空间逐渐形成，互联网民众代替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角色，成为发表公共意见的最大主体。这是对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性否决。新型的意见主体是广泛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中产阶级、大学生和职业复杂的青年市民等多重社群，他们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趣味和价值取向，却在匿名表达意见方面具备共同诉求，而这正是意见空间诞生的摇篮。
　　在意见空间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所有的公共声音是被严密过滤和修正的。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而它们之被引用，是因为完全符合规训者厘定的尺度。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国推入“有限的意见空间”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空间，无非就是意见空间的某个初级阶段。它跟哈贝马斯的定义完全不同。在诸多方面，中国社会都已越出西欧和东欧的演化轨道。在尚未完成宪政民主、自由、平等、社会公正、个人尊严等核心价值建构的情况下，中国公共空间开辟出了自己的独特路径，就其本质而言，它介于规训空间和主导空间之间，同时又被数码科技赋予了民主化的清新面容。
　　这种意见空间的基本特征是1、就意见主体而言，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官方文人的言行；它同时拒绝了国家威权和知识精英的规训与主导；2、民众的意见表达显示出精神分裂的表征，它在理性与非理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之间剧烈摆动，它一方面探求公共事件（如华南虎事件）的真相，同时也无力自我过滤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3、意见发表权的普及化，导致了意见数量的大规模繁殖，而意见个体则往往会被这种群体声音所湮灭，形成互联网时代特有的“广场效应”；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不仅如此，数量庞大的网评员以普通网民身份制造舆论，干预和引导着公共意见。互联网管理者的这些创造发明，对中国意见空间未来走向，产生着微妙而深远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意见空间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以匿名和隐身的方式，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这是旧的规训空间所无法想象的事变。我们应当正视中国转型社会的这种进步。
　　在意见空间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威权优势，变得捉襟见肘起来。民众由被规训者转型为评判者，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分野。民众不仅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与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已经演成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成为当年中国文化语词的最高代表。
　　意见空间里的文学丑角
　　面对早期意见空间的网络舆论，作家的言行变得岌岌可危起来。作家针对公共事件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正在受到民众的密切监督。那些伪饰过度的国家修辞变得可笑起来，沦为大众的日常笑料。
　　不妨以轰动一时的“余王事件”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名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其叙事模式完全依赖于单一和单向的点对面传播。在经历书写、出版、印刷、销售和阅读等诸多环节之后，这种叙事完成了精神诱导的目标。在90年代中期，精英作家跟零度反省的受众组成主导空间，它与80年代的唯一差别在于，市场开始参与其间，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
　　正是基于这种“精英市场”模式的支撑，余秋雨可以肆无忌惮展开眼泪叙事，不必有任何黄雀之忧。余式眼泪最早闪现在《文化苦旅》4里，被成功地嵌入敦煌爱国主义框架，俨然是一堆廉价的蕾丝花边。这种煽情策略当时并未遭到读者质疑，反而被中学语文教材推崇为散文样板，由此营造出所谓“新语文”的酸腐气味。
　　但余秋雨没有意识到，在地震时代，整个文学状况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作家的公共言说，面对着意见民众的严格探查。眼泪修辞（《含泪劝告地震灾民》）5，无法继续忽悠有头脑的民众，反而暴露了这种道德抒情的伪善属性，令作家本人沦为过度表演的文学丑角。在这场话语战争中，中国网民显示了某种进化特点对廉价的眼泪叙事的警觉和鄙视。
　　跟余秋雨发表在博客上的粗陋文章相比，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坟墓抒情《废墟下的自述》，似乎具有更鲜明的“文学”特点。它是一篇所谓古体诗词，以“江城子”的词牌写出，“悍然”发表在2008年6月6日齐鲁晚报的“青未了”副刊上6，乍一看是对汶川大地震的一种道德反响，其实却是借公共事件之题所发挥的政治表演，旨在以拟人（拟鬼）手法向威权发出礼赞。
　　这显然是当事人的惯用手法，也是官样文学的历史常态。鉴于那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此类文本从未遭遇过戏剧性的事变。但在汶川大地震期间，肉麻的“马屁文字”，竟然被嫁接在死难者身上，从而引发网民、时评家和媒体的愤怒抨击，迅速演为重大的公共事件，就连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都被迫出面宣称王诗“内容不妥”，并称“作家应该遵从起码的社会公德”7。这是官方机构第一次公开批评自己的地方成员，被舆论界视为作协自我进化的一种努力，同时也暗示着一种重要的变化意见空间不仅已经诞生，而且开始实施其良好的民主监督功能。作家的公共言说，必然要经受这种道德问责的洗礼。
　　意见空间的文学挣扎
　　中国意见空间的形成，有着信息娱乐时代的宏大背景。该时代企图把所有的文化都变成具有娱乐属性的消费品。这是文学所面对的温存敌人。它要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考量文学，并对文学的命运做出严厉的判决。
　　我们已经看到，从90年代第二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文学期刊开始大规模萎缩，除了《收获》这样的孤例，绝大多数杂志都已走向事实性消亡，尽管它们都在苟延残喘，却基本退出了阅读传播的链索，成为一堆失效的废纸。在互联网提供的交互性模式兴盛之后，单向传播的文学日益衰败，而文学进入公共空间的路线图，需要被彻底修改。
　　在这样的混乱年代，我们时常会看到下列楚楚动人的场景基于诗歌边缘化的困境，一些诗人开始以更极端的行为艺术方式，激励民众对诗歌的关注。在上海，有人设立“撒娇诗院”，指望把80年代先锋口号“撒娇”，变成消费时代的符码狂欢的对象；在广州，有人在大街上派发诗歌传单；而在北京，有人在“保卫诗歌大会”上公开脱裤裸身，表达被公众冷遇的焦虑，结果被海淀区公安分局拘留审查；有人举办文稿拍卖会，以托儿的方式制造高价收购诗稿的假象；更有人以论斤出售诗稿的方式，逼迫公众对诗歌进行市场估价，由此引发了纸面媒体的惊诧8。这是文学谋求公共化的诸多例证。它们以一些古怪的交互方式，喊出了召回公共性的无限渴望。
　　在意见空间的时代，无数文本以文学的名义涌现在互联网上，其数量已经在全球占90以上。中国是文学类文本的最大生产国，每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制造着文化垃圾。这些大数量的口水文本可以公开阅读，完全具备进入公共空间的各种可能性，但事实上它们又彼此践踏和淹没，以致那些真正的杰作，根本没有脱颖而出的机遇。一些文学天才就这样遭到彻底的忽略。这就是我反复谈论过的“广场效应”当许多人在广场上同时发出叫喊时，每个人都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云南诗人余地的命运，显然就是一种沉重的警示。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诗人，他在互联网平台上奋然书写，企图超越这个喧嚣的时代，却在最后一刻沉沦下去，以自杀方式宣告了永久的挫败9。这是文学公共化努力的一种悲剧，它向我们宣示了文学自身的精神痛楚。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善意见空间的游戏规则，这样的悲剧必将被不断重演。
　　文学的公共性突围
　　作家的不当表演和自我丑角化，为意见空间提供了戏剧性元素。但在另一方面，作家的正面介入，也会面临批评家和民众不当围攻的窘状。阎连科的《风雅颂》10就是一个最新的范例。该小说是作家试图以文学样式介入社会批判的范例。它以荒诞的技法，反讽了中国高等院校的黑暗现实。小说摆出强烈的公共干预的姿态，企图修复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功能，但却遭到了严厉斥责，称他对北大的“影射”，是对该校名誉的“诋毁”。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场面，作家的正义叙事，面临着利益相关者的围剿，而这才是对文学价值本身的诋毁。在意见空间的喧闹广场，文学的公共言说，充满不可预料的风险。这就是文学干预公共生活的昂贵代价。
　　另一个更具样本意义的例证，来自北村的小说。这位杰出的作家，早在90年代就放弃了先锋小说的纯文本叙事，转而从基本的道德和宗教立场出发，向最简单质朴的书写还原。他的长篇小说《愤怒》11，描述一个“罪犯”的心路历程，成为本土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却在其出版后遭到了民众和批评界的冷遇。小说所具备的高度公共性，面对着市场公共尺度的打击。这是文学在公共性方面遭遇挫败的证据。汤因比所描述的精英引导民众的时代，早已随风而逝。
　　中国民众正在日益丧失对文学的感知力，
　　他们把文学当作类似电视剧一样的低级娱乐产品。这是公共性尺度变化所造成的困境。娱乐性成为衡量一切精神产品的主要尺度。凡是达标的作品，就能够获得公共社会的关注，被大肆购买、阅读、谈论和报道，荣升为公共话题的中心。而那些直面社会黑暗和人生悲苦的杰作，却要接受边缘化的刑罚。
　　文学公共性的逻辑反题
　　基于互联网进化和大众对文学的渴望，聪明的书商打造着大批畅销书作家。他们利用文学读者的低幼性，在制造一些消费符码的包装之后，把那些毫无文学价值的作品，推销给不成熟的阅读市场。导致垃圾读物以文学的名义大肆泛滥。出版商甚至在中国作协大楼租用会议室，以作协名义召开研讨会，以高额“红包”为诱饵，吸引作协官员、评论家和媒体记者到场，制造主流文学界“拍手叫好”的假象。大众读物在这种伪公共空间里迅速繁殖，向世界提供“文学”具备“公共性”的伪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作协则不得不向那些畅销书作者打开门户，以证明其完成了自我换血更新的程序。但在丧失对作品优劣的判断力之后，作协官员根本无力做出正确的甄别和仲裁，以至某些充分具有“公共性”却又毫无才华的青年作家，成为作协引为自豪的伟大标志。这种可笑的场景，被批评者当作质疑作协体制的有力依据。
　　消费主义制造的垃圾化效应，迫使我们反思文学过度谋求公共性的立场。在经历了文学被市场遗弃的痛苦之后，我们已经获知，仅仅以销售量、点击率和票房来衡量文学的优劣与否，非但不能拯救文学，反而会更彻底地断送它的前程。文学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它的非公共性，也即起始于作家最孤独的反思。只有精神孤寂的作家，才有望喊出普世的大音。
　　当年置身于规训空间的陈寅恪，断然拒绝学术合作，在其风雨飘摇的晚年，全力书写《柳如是别传》12，炮制了一个没有多少公共性可言的研究文献，但正是这种行为本身，却制造出最大的公共价值为80年代主导空间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卓越榜样。这无疑是深刻的逻辑反论只有从拒绝公共性的立场出发，坚守文学的孤寂性，才能最终回归到公共空间，完成弘扬普世价值的艰难使命，为超越话语狂欢的意见空间，进而迈向更高形态的对话空间，营造一座平坦坚实的阶梯。（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杂志2008年第6期）
　　1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城等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参见《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参见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5见于“余秋雨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46e94efe01009iom。html。
　　6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7参见2008年8月7日《新京报》。
　　8参见2007年07月19日《华商报》《先锋诗人“论斤卖诗歌”自称是为传播理念》
　　9参见《余地诗选》和随笔集《内心幽暗的花园一个心灵的秘密札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阎连科《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北村《愤怒》，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12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