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高密东北乡寻莫言
3月11日 托天庙投稿 莫言自谓莫言,笔下却是千言万语。不论题材为何,他那滔滔不绝、丰富辗转的辞锋,总是他的注册商标。这大约是小说家自嘲或自许的游戏了。也因为这千言万语,又引来文学批评者千百附丽的声音。谈论莫言的种种,从女性主义到国族论述,这几年还真造就不少会议及学位论文。但学院里的众声嘈杂,莫言似乎一概默言以对,纸上文章提小说家的最后寄托的种种说法,必须建立在这层自知之明上。
莫言出身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农民家庭。高密偏处胶东半岛一隅,土地贫瘠、民情朴陋,不曾以文风知名。莫言小学读到五年级,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辍学。从十一岁到十七岁,他成了真正的农民。之后他进入工厂作临时工,几经辗转,终于离开家乡,加入军队。行伍生涯这余,年轻的莫言却独对文学发生兴趣,而启动莫言创作的最大灵感,不是别的,正是他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
莫言从事创作的动机及经历,很使我们想到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沈来自闭塞落后的湘西,少小从军,转战西南。尽管客观环境动荡不已,这位汀西少年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在二十岁那年,他离开军队,远赴北京。再经过几年锻炼,他要凭着对故乡风物的追溯,倾倒一辈新文学读者。我们今天论现代乡土文学的茁壮,也必自此始。
或有识者要指出,莫言的小说瑰丽曲折,与沈从文那样清淡沈静的作品,其实颇有不同。的确,谈论沈从文的当代伟人,汪曾祺、阿城、何立什,用至早期的贾平凹才更有可资比照之处。但我却以为尽管莫言与沈从文的风格、题材大相径庭,两者在营造原乡野,化腐朽为神奇的抱负上,倒是有志一同。湘西原是穷乡僻壤,在沈从文的笔下竟以焕发出旷世的幽深情境,令人无限向往低徊。而面对高密的莽莽野地,莫言巧为敷衍穿插,从而使一则又一则的传奇故事于焉浮现。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写湘西,总已意识虚构与现实、遐想与历史间的微妙互动。在他的《边城》一侧,《长河》之畔,早有无限文学地理的传承;湘西相传《楚辞》屈原行吟放歌的所在,更是陶潜桃花源的遗址!原乡的情怀与乌托邦的想象,不能再分彼此。无独有偶,莫言写高密东北乡,不曾忘记他的神思奇想也是其来有自。离高密数百里路的淄川,就是《聊斋志异》作者薄松龄的故乡,而我们都知道《水浒》英雄的忠义事迹,起源自南宋山东。就此来看《红高粱家族》中的铁马金戈,或《神聊》系列中的鬼怪神魔,莫言私淑前人的用心,可以思过半矣。现代中国文学有太多乡土作家把故乡当作创作的蓝本,但真正能超越模拟照映的简单技法,而不断赋予读者想象余地者,毕竟并不多见。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所辐辏出的红高粱族裔传奇,因此堪称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
我所谓的历史空间,包括却不限于传统那种时与空、历史与原乡的辩证话题。历史空间指的是像莫言这类作家如何将线性的历史叙述及憧憬立体化,以具象的人事活动及场所,为流变的历史定位。巴赫金(Bakhtin)早就告诉我们,小说中时空交会的定点往往是叙述动机的发源地。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为例,评者可说莫言凭此又建立了一套城与乡、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自然的价值对比。但这种主题学式的模拟有其限制。我要强调莫言的纸上原乡原就是叙述的产物,是历史想象的结晶。与其说他的寻根作品重现某一地理环境下的种种风貌,不如说它们展现又一时空焦点符号,落实历史辩证的范畴。
于是在《红高粱家族》里,那片广袤狂野的高梁地也正是演义一段现代革命历史的舞台。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
在过分架空历史(宿命)意义的环境里,莫言将历史空间化、局部化的作法,不啻肯定了生命经验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莫言敢于运用最结实的文字象征,重新装饰他所催生的乡土情境,无疑又开拓了历史空间无限的奇诡可能。像中篇《大风》里那场惊天动地的狂风,《狗道》中五彩斑斓、争食人尸的野狗,《红蝗》中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祸,《秋水》及《战友重逢》中的滚滚洪水,既幻亦真,皆是佳例。
相对于《红高粱家族》。所创造的炫丽空间,莫言另一类小说如《爆炸》、《枯河》、《白狗秋千架》、《欢乐》等,似乎执意回到现实泥沼,显现乡愁不足不外人道的一面。这两种类型的原乡想象已自展开了互相辩证的力量。《白狗秋千架》一作尤其具有强烈文学史嘲讽意图。故事中的叙述者是个受过教育、抽暇返乡的年轻人。故乡贫瘠伧俗依旧,并不能带给他任何美好印象。惟有在高粱地边巧遇儿时的玩伴时,方才勾起他一些青梅竹马式的回忆。只是当年的娉娉少女自秋千架跌下,瞎了一只眼,委屈嫁了个哑丈夫,生了三个不会说话的孩子。面对年轻返乡者的似水乡愁,她的回答是:有甚好想的,这破地方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红高梁》里的激昂浪漫视景,哪里还能得见?
近年莫言将历史空间的构筑,更延伸至其它面向。在《十三步》中,故事的主角是个关在铁笼中的疯子,靠观众(听众)喂食粉笔,吐也一段段不可思议的故事。莫言的用心在此不言可喻。牢笼之中的方寸之地,是主角无可奈何的限制,但吊诡的是,牢笼的禁锢使他匪夷所思的狂想,有了出路。作为听众的我们,置身牢笼之外,却深为笼内人的故事所吸引,而不自觉地成不他的传声筒。这场奇异的叙述过程。代表莫言思考语言与空间相对关系的极致。诚如香港学者陈清侨所言,在昏乱的逻辑与逼人的形势下,我们无法不抓住眼前最锋利的刀刃或者最稀奇古怪的粉笔,在千篇万卷的故事中杀出一条生路,去涂上一幅让自己可以站得住脚的幻象,一个铁条约。我们都是(历史的、语言的)笼中人。《十三步》的情境荒诞无稽,每每使读者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危机感,但莫言正要藉此拆散我们安身立命的阅读位置。
莫言作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记忆与时间叙述的问题。面对滔滔史话,《红高粱家族》中的叙述者回溯我爷爷、我奶奶那一代的人物在红高粱地里奠下基业,豪情壮志,何等地风流气魄。随着故事发展,家史与国史逐渐合而为一,以抗战时期我爷爷、我奶奶游击歼敌为高潮。莫言似乎有意向《吕粱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以迄《林海雪原》的一脉革命历史小说传统致敬,但他的革命历史并不承诺任何终极意义。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遥想当年父祖的英勇行径,或追记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运动中的磨难。莫言有能力把我们带回历史的现场,甚至深入人物的内心意识;但他又提醒我们,历史原来是可以不断改写的。时间叙述的线索原来是可以前后错置、主客交流的。《红高梁家族》纵横三代家史,俨然为现代主流叙事的时间表背书。但莫言真正要写的,恐怕恰恰相反。文化大革命后,大叙述逻辑掩退,莫方凭独特的文字所形成的狂绷演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力量。如果当年的历史叙述以雄浑眩美(sublime)是尚,那么莫言所执着的,应是一种丑怪荒诞(grotesque)的美学及史观。
类似的问题在《十三步》里有了极不同的表达方式。所谓的十三步书中并没有明确指涉,它可以代表了生命中的不可测变量,叙述逻辑上的逆反,或如陈清侨的所谓,历史意识中的黑洞。小说中的听众围着笼中人,猜测后者痴言疯语的意义,欲罢不能。你也被他拉进了故事之中,你与他共同纺织着这故事,你预感到自己没有力量与这故事的逻辑抗争你的命运控制在笼中人手中。在倾听叙述及重述的过程中,我们与笼中人撕扯,拉锯彼此所占的语义、知识及权力位置或欲言又止,或意犹未尽,或言不及义,而就在种种语言难尽其妙、而又不知所云的时刻,历史的味道,涌上心头。
到了《酒国》,莫言又加辟蹊径。书中侦探缉凶的情节,隐约透露了一种追本溯源、找寻真相的诠释学(hermeneutic)意图但莫言一路写来,横生枝节。他所岔出的闲话、废话、笑话、余话,比情节主干其实更有看头。像写农户竟销肉孩的怪态,像相传为猿猴所造的猿酒由来,活龙活现,真假不分。不仅此也,书中安排叙述者莫言与一个三流作家间书信往还,大谈文学创作的窍门。好人与坏人、好文学与坏文学、历史正义与历史不义的问题,一起溶入五味杂陈的叙述中。恰如书中大量的渲染的排泄意象一样,小说的进展越往后越易放难收,终在排山倒海的秽物与文字障中,不了了之。莫言的叙述在刻意模拟从清醒到迷醉的过程么?或正如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巴库司(Bacchus)般,挑起了纵欲狂乱的欢乐,却也在欢乐中惨遭肢解分食的命运?
在书写大块文章的同时,莫言在一九九三年又推出了一系列名为《神聊》的短篇。这些作品短小精悍,有的讲奇人异事,有的讲鬼怪玄狐,很有点笔记小说信手拈来,自而篇章的的姿态。像《铁孩》写大炼钢铁时期,两个小孩靠吃破铜铁为生的怪事,像《渔》写渔人夜遇艳鬼,转世重生的鬼话;又像《神嫖》写一个寡人有疾的乡绅,召众妓寻欢,竟发乎情止乎礼的高级嫖经。莫言自承此期作品鬼气愈重,徘徊大历史的缝隙边缘,他也只有全做聊胜于无的神聊吧三百年前的同乡薄松龄到底是阴魂不散。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神聊》系列看似无所为而为,莫言的感喟自在其中。《红耳朵》以一个败家子散尽家财的荒唐事为经,以他那对有如性器官的招风大耳为纬,侧写一段现代轶事。阴阳怪气,荒诞不经,基本上仍承继了《神聊》式的趣味。
《丰乳肥臀》是莫言一九九六年的力作,名称耸动,分量也十分胖大。这本小说近五十万字,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如何在最艰困的情形下,拉拔大九个孩子。故事始自抗战前夕,终于九十年代中,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皆尽涵括在内。藉母爱来颂扬感时忧国的块垒,是五四以来作家最拿手的艰戏;大地之母型的人物,在现代小说史中怕不早就人满为患?但莫言别有用心。他在母亲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于一身,可是所生的孩子个个都是野种,长大了又乱成一团。绝不成龙成凤。
《丰乳肥臀》的叙述者上官金童应是莫言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金童是妈妈的独子,爸爸是瑞典来的神父,横死于抗战。金童的一辈子见证了中国天翻地覆的每一刻,但天下大事哪里比得上他母亲的姐妹的爱人的乳头重要?看莫言写天上万乳攒动,地下摸奶盛会的几章,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莫言一向以行文奇诡瑰丽为能事,如今看来,当年的《红高梁家族》倒是牛刀小试了。
八十年代以来的寻根与先锋运动,莫言都躬逢其盛,而且游走其间,不拘一格。进一步说,莫言角色,也是出虚入实,难以概括。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少年叙述,到晚近《丰乳肥臀》中恋乳狂患者告白,莫言的人物已一再显示世人的面目千变万化,既不红、光、亮,也不高、大、全。他(她)们不只饱七情六欲,而且嬉笑怒骂,无所不为。究其极,他(她)相互碰撞,变形,遁世投胎,借尸还魂。这些人物的行径当然体现魔幻写实(magicrealism)的特征,而古中国传奇志怪的影响,又何尝须臾稍离?
莫言许多作品中的我,形貌各异,思路婉转,颇可一观。例如《白狗秋千架》中,巧遇儿时玩伴的大学生,在乡愁回忆与丑陋现实中进退两难;在《红蝗》中的年轻人先有艳遇,随后见识铺天盖地的蝗祸;在《枯河》中受到委屈、无从发泄的沁男孩,最后以非常手段对成人社会作非常的控诉;又像在《爆炸》中,困于婚姻及家庭陷井中的青年男子,栖栖惶惶,终以爆炸性的肢体动作,暂求解脱。莫言小说中的小我以他们卑微古怪的方式,重新定义作人的代价,也重新召唤一已想象欲望的能力。
莫言有意调侃我们这一辈风云涣散,何复父祖当年所经过的大风大浪。中篇《父亲在民夫连里》写一九四八年间,父亲(即《红高粱家族》的父亲)率领一队民夫为解放军赶运粮草,出生入死,完成任务。农民英雄的范本与江湖侠义的情境合而为一,
读来果然精彩。大队民夫寒科裸身运粮渡河的一景,既亲切又雄壮,尤其可见莫言说故事的魅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任务,忍饥挨冻,甚至不惜枪杀围堵的女性饥民,所牵涉的道德两难,不禁启人疑窦。但为国献身,毕竟是他们一辈的无上律令。
由此再回溯到《红高梁家族》我爷爷、我奶奶开垦红高梁家乡的往事,草莽英雄儿女,江湖恩仇血泪,色彩斑斓,炫人耳目。识者可以指出,莫言烈写民初侠情故事,其实可以和台湾的司马中原相提并论,司马的《荒原》、《狂风沙》、《路客与刀客》等系列作品,早成中国乡土传奇的经典。不同的是,司马所恃的是个说书人般的叙事主体,世故老到,充满乡愁,对往事殆无所疑。莫言以第一人称回溯我爷爷我奶奶的历险,却穿插自身的思绪评论,时有忧疑矛盾之处,他因此建构也同时解构了对家史及国史的幻想与信念。
识者也可能指出,莫言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想象,不如男性角色有力。莫言小说的阳刚趣味的确胜过其它,女性就算容有一席之地,也以母亲、奶奶形象致胜。但部分作品还是看得出他勉力为之的痕迹。《白狗秋千架》的高潮是叙述者匆匆离乡他去时,赫然见到一个村妇挡路。我们都还记得这名村妇与叙述者幼年的情谊及长大后的不幸遭遇。她对叙述者的要求无他,就是到高粱地里苟合一次:她与哑巴丈夫已经生了三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她要一个能说话的孩子。莫言以一个女性农民肉体的要求,揶揄男性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习惯。当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被落实到农妇苟且求欢的行为上时,五四以来那套人道写实论述,已遭瓦解。
在中篇《白棉花》里,我们则看到文革中期一个棉花厂女工方碧玉为爱情抗争,死而后已。在那些晦暗的日子里,方和她的心上人不畏外力,夜夜棉花垛中暗筑爱巢,落得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这篇小说原为张艺谋电影企划所作,难免凿痕处处;写方碧玉的一身武功及神秘下落,尤嫌过于造作。但莫言向女性致敬的用心,总算点到为止。
莫言国度中的子民,充满活力。而且绝不拘于一端。他(她)们为国家主义,或为兄弟义气,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他(她)追求人之大欲,一样锐不可当。《红高梁家族》之所以出手不凡,正在于叙述者追溯家史,追到了我爷爷如何强抢了我奶奶,在高梁地中强暴了她,从此展开了了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随着历史的演化,中国(男人)的欲望却每下愈况。在《天堂蒜薹之歌》这类的作品中,被压抑的情欲仍然四处找寻出路,引起危机四伏。到《酒国》,食色性也的教训,以最古怪的方式,和盘托出。但真正集欲望大观于一炉的还是《丰乳肥臀》更进一步,渲染(男性)又一种官能的震颤触觉的欲望与变奏。我们的男主人翁一生大志无他,对着女性乳房毛手毛脚而已,而且一视同仁。莫言这样的写男性对乳房的依恋,已近器官拜物狂。女性其实已彻底被物化为身体的一种性征。但在恋乳癖之余,我们知道,他根本是个性无能患者。丰乳与肥臀代表性的图腾,也何尝不是性的禁忌。
生也有涯,身形是我们存在的开始,也可成为种种礼教政治及欲力角逐的战场。莫言因此看到太多器官象征的可能,大肆发挥,成就了一出出巴赫金式身体嘉年华的闹剧场景。《幽默与趣味》中的男主人翁活着活着,退化成了猴子;《父亲在民夫连里》,父亲与他的驴子居然也能眉目传情,更不用说《酒国》中的鱼鳞少年、妖精少年、肉孩,还有《神聊》中的铁孩子。
但还有什么比《十三步》中的移身换头、大变活人、尸恋还魂等情节,更让人意识到生理身体的脆弱无助,与主体意识的游移暧昧?被肢解的身体,已经崩裂的语言,不断位移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令人晕眩的叙事网络,直指历史意识本身的断层,就在理论家亟亟找寻失落的主体时,莫言版的变形记已暗示我们人我关系的扑朔迷离,哪里是一二乌托邦的呐喊就可正名归位?从文体到身体、从身体到(历史)主体,谈笑之间,莫言已自展现一位世纪末中国作家的独特怀抱。
莫言企图重组回忆、落实往事,但他的方法何其令人醒目或侧目。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明乎此,我们又怎能不油然而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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