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良：试论老舍的散文创作

　　【摘要】本文全面论述了老舍散文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上的特色，作者认为：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虽基本上属于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之流，但也有时代的折光；随着老舍思想的发展，抗战时期和解放后他的散文创作，由表现“自我”演变为以反映大众的、民族的斗争生活为主的“社会的”、“时代的”记录。在艺术表现上，老舍的散文抒真情，写真性；体物入微，微中见大；诙谐幽默；语言朴素简练。在现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称得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散文自我功利性幽默
　　老舍三十年代在《论语》、《宇宙风》、《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记事、抒情散文，以及幽默小品文。1934年4月，他还出版了《老舍幽默诗文集》。抗战期间，他先后在《抗战文艺》、《弹花》、《宇宙风》、《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五十余篇散文。解放后，他创作的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只有十多篇。长期以来，对老舍散文的研究重视不够，或评价不高。各种现代文学史教材在论及老舍时，也绝少提到他的散文创作。因此，对于老舍散文创作的研究，目前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对老舍的散文作深入全面的探讨实有必要。
　　（一）
　　三十年代，老舍刚从英国回国不久，又在北方教书，因而离革命较远，文艺观也与左翼作家不尽相同。老舍强调“文学是生命的诠解”，强调“文学的真实”，他反对逃避现实，但也反对标语式的宣传。他说：“没有问题，文学便渐成了消闲解闷之品；见着问题而乱喊打倒或万岁，便只有标语而失掉文学的感动力。”因此，“伟大的创作”，是“由感动渐次的宣传了主义。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他三十年代的散文，大体来说，基本上属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积极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一流。（此时期他大多数散文就发表在林语堂等人主编的《宇宙风》、《人间世》、《论语》上）。他谈济南、青岛的风景，谈自己的饮食起居，谈自己的读书、写作生活，谈鸽子、麻雀等小动物，也谈狐说鬼，这些闲适小品，或能增加人们的知识，或能怡情养性，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但却不是“匕首”和“投枪”。很显然，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继承的是二十年代以“自我表现”为主的“个人的”抒情小品的传统。然而在这些“自我表现”的散文小品里，通过“自我”，也自然地显现出时代的折光。如抗战前夕的《想北平》就十分典型。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则退让屈服，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相继成立，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愤怒，老舍作为一个北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华北的危机，北京的危机，当然会使他寝食难安，感慨不已。《想北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篇亲切动人的怀乡散文，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故乡北京深深的眷恋之情。“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文章这一结尾感情色彩深沉而蕴藉，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
　　尤其是他那些在《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发表的幽默小品，谈写作、谈观画、谈电影、谈孩子，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字里行间，有他生命的体验，有不平，有讽刺。如在《避暑》、《暑避》、《等暑》等小品里，他多次说，有钱的来青岛避暑，而无钱的只好关在屋子里“死不动窝”，“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又如在《有钱最好》、《钢笔与粉笔》等篇中，他谈自己的困顿，为了挣钱糊口，他不得不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只好让钢笔生锈，拿粉笔去写黑板。”作为一个文化批判型作家，跟他的小说一样，在散文中他也不忘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忍俊不禁的《取钱》、《有声电影》、《写字》等篇章里，他嘲讽抨击那些做事拖拉、装腔作势、不讲公德等社会弊病，讽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了“老中国儿女”的弱点。正如鲁迅在谈到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小品时所说的，他们提倡的小品文虽已走向“危机”，但他们的作品也有“讽世之意”，“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人间世》有很多作者的“随感录”之类的小品，“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此时的老舍就是这很多作者中的一个，他的散文小品也有挣扎和战斗。只是他取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不叫骂呼号，而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1936年7月他在《论语》上发表的《鬼与狐》一文说的虽然也是“鬼”与“狐”，但很显明地是影射“人”，人才是真正的白天的鬼，“这种玩艺们把世界弄成了鬼的世界、有地狱的黑暗，而无其严肃。”他还说，现在的文艺之所以写这种鬼与狐的故事，除了为造成一种恐怖，“故意的供给一种人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颤抖的东西”外，“也许还有时候含着点教训，如鬼狐的报恩等等”，“不论是怎样吧，写这样故事的人大概都是为避免着人事，因为人事中的阴险诡诈远非鬼所能及；所以鬼事倒比较容易写一些。”这里，除了对那人心险恶的世道不满外，老舍还是为自己辩护，也是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辩护。
　　（二）
　　抗战时期，时势的剧变，迅速地改变着老舍的生活节奏与思想观念。为了祖国，为了抗战，他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来到了武汉，结束了他多年来的宁静的书斋生活，开始经历流亡与抗战的“八方风雨”。抗战期间，老舍负起了领导“文协”的重任，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以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他，此时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老舍政治思想的变化，此时期他的文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积极主张文艺要为抗战服务，进行抗战的宣传。他说：“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枪吧。”他此时期的散文，已没有那种悠闲的创作心态，表现的也不是那种平和冲淡、闲适朴雅的情绪，作品的社会功利性大大加强。
　　老舍抗战时期的散文取材广泛，有的记自己南下参加抗战；有的写自己在抗战时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生活；有的记现实中的苦难、血泪和黑暗；有的怀念死去的亲友；有的记“文协”的成立及活动；更多的是叙说自己的写作生活。不管是记事、怀人、纪游，还是杂感小品，其主题均与抗战有关。如在此时期老舍写的一组怀人抒情的散文就是如此。在《我的母亲》一文中，他用非常朴实的语言，写出了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普通劳动妇女形象。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而且教我如何作人，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后，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我却离开她一个人跑到了南边，去世时也不能为她送终。文章一方面赞扬了母亲的平凡伟大，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愤恨。同时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舍孝尽忠，保持民族节操的高尚品格。他写郭沫若、茅盾，不仅赞颂他们为新文化建设、发展所作的贡献，而且高度赞扬了他们在抗战中为民族的解放、新生所作的斗争。在此时期，那些最普通不过的劳动者，也进入了他的视野，《悼赵玉三司机师》一文就写了一个与作者相处时间不长的、一个普通的汽车司机，他赞扬这位为抗战牺牲的，从山东来到四川参加抗战的汽车司机，“将随着中华民族的胜利与复兴而不朽！”
　　老舍这时期的散文，不仅高扬爱国主义大旗，宣传抗战，号召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而且愤怒谴责了统治当局不顾民族利益，实行不抵抗主义，不发动民众，实行片面抗战的政策；或在民族危亡之际，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或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在《吊济南》一文中，作者写到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入侵前，已经用经济的手段来吸我们的血，可统治当局“有目无睹，仍旧逍遥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谨落个好官，我自为之，别无可虑。”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时，因当局“对外讲亲善，故无抵制”，“敌军已深入河北，而大家依旧安闲自在”。在这样的当局统治下，“美丽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在《兔儿爷》一文中，他由北方城市中秋节街头卖的泥作的“兔儿爷”，想到那些投身事故的汉奸，他们也跟那些泥作的“兔儿爷”一样，“身上也花花绿绿，足下登起粉底高靴。身腔里可是空空的，脊背有个泥团儿，为插旗伞之用。旗伞都是纸作的。他们多体面，多空虚，多没有心肝呢！他们唯一的好处似乎只在有两个泥膝，跪下很方便。”老舍告诫人们，不要作空心的、泥作的“兔儿爷”，既要有真本领，又要有浩然正气，“只能迎时当令充兔子王的，不作汉奸，也是废物。”
　　抗战时期他也有少量的幽默之作，这些文章语言仍然诙谐幽默，但幽默中或有含泪的微笑，或有热烈的讽刺。在《四位先生》中，老舍说，“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于是，“我”经常买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好搭讪着骗顿饭吃”。据吴组缃先生回忆说：“实际上，他每次来我家，因熟知当时我们手头困难，又多病，他多是买了丰富的肉、菜带了来，让我们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很显然，文章幽默含蓄地写出了抗战时作家们生活的困顿，也透视出老舍的乐观风趣。在《多鼠斋杂谈》中，他也谈烟酒茶、衣食住、鼠猫狗，但表现的是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致使人民连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保障；或表达自己对汉奸卖国贼的憎恶。如谈到狗时，他说“狗永远不嫌主人穷。这样的动物理应得到人们的赞美，而忠诚、义气、安贫、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该归之于狗。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不分黑白的把汉奸与小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诚不义气的动物。我为狗喊冤叫屈！”这里的讽刺与鞭挞是十分明显的。在谈到民间的故事与笑话里的“傻子”时，他一方面说这是弱者对那有势力、有钱财、“有学问”的人的讽刺，一方面又指出，这种讽刺的胜利到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假若胜利必须是精神上的呢，他们大概可以算得了胜。反之，精神胜利若因无补于实际而算不得胜利，那就不大好办了。”作者在这里批判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针砭了国民的痼疾。跟三十年代那些幽默小品一样，抗战时他写的这些幽默诙谐的散文也是有着“社会讽刺”性，只是比三十年代更鲜明、更强烈。
　　1949年12月，老舍从美国回到了解放后的新中国。他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积极投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此时期他的创作目的更明确，社会责任感更强。如果说抗战时期他是主张艺术为抗战的话，那么，解放后，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他已逐步确立了艺术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思想。因此，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他解放后散文创作的基本主题。建国后他的散文创作，基本上是抗战时期散文的继承和发展。解放后老舍写了好几篇歌颂新北京的散文，他以十分欣喜的心情，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叙说了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之后的巨大变化，热情地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如归国后他写的第一篇散文《我热爱新北京》，就用对比的手法，细数了解放后北京在市政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把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写道：“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解放后写的一些纪游之作，如《新疆半月记》、《内蒙风光》、《南游杂记》、《春来忆广州》等，都是赞颂解放后祖国各地的变化，歌颂民族大团结；即使是写养花、喂猫，或是写儿女亲情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风貌。
　　（三）
　　老舍散文的艺术风格是十分鲜明的，即使放在“五四”以来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中，也决不会混同、湮灭。在中国现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抒真情，写真性，这是老舍散文的第一个显著的特色。跟小说、诗歌、戏剧相比，散文最能表现一个作家的人格与个性。郁达夫就曾指出：“现代散文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虽然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和解放后三个时期老舍的散文创作有变化、有发展，
　　散文的体式也各种各样，笔法也是千变万化，但从他的散文中，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老舍的人格与个性。不管是三十年代他的嘻笑怒骂，还是抗战时期为民族的复兴而慷慨激昂，还是解放后对新社会的热情赞美，在老舍那里，均是亲感至诚，坦白自然的，没有丝毫的做作。老舍三十年代离革命较远，如前所述，他这个时期创作的散文社会功利性不是很强，但从那些写景叙事、谈天说地的篇章里，仍可窥见他那正直爱国的心，他那既温柔敦厚，又嫉恶如仇的人格个性。抗战时期，老舍为高涨的爱国热情所驱使，他别妇抛雏投身于抗战。这时期的散文，不论是刻画自己，还是描叙人世，他都毫不隐蔽的融进自己的个性，灌入自己的热情。虽然这个时期的散文有些篇章宣传的成分较多，但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解放后，他抒发对新中国的赞美热爱之情，表现对劳动光荣的认识等等，无不是出自内心的真切感受。文中没有违心媚世之词，浸润着作者真挚湛醇的感情分子，有一种可贵的“真味”。这种从作者真纯的心田里倾泻出来的人生真味，可以使人窥见他从或苦或甜的人生经验里所得到的思想与智慧，可以引起读者的好感、关切和共鸣。
　　体物入微，微中见大，这是老舍散文的第二个显著的特色。老舍能扬自己所熟悉之长，避自己陌生之短，在他的散文中常常取材于日常琐事，着笔于事物细处，但又使人从平凡之中辨别出新异滋味，在细微之处窥见宏旨精义，做到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如他的《想北平》就十分典型。正如作者所言，以北平之大，历史之久，风景之多，如果只写其某一点，“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那么，欲写出旧北平的整体情貌，该如何入手呢？作者基于对北平的熟悉和深切体味，从丰繁的事物中，精选出常被一般人忽视、看似平凡细微的事物：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那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头上看水里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的安适情趣；那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不远的建筑格局；还有那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以及红红绿绿的青菜摊，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正是上述这些看似极端平常、普通、微末的材料，却为我们描摹出了当年的北平所独有的整体情貌和气氛，表达了对那有可能即将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故乡深深的眷恋之情。又如他的《我的母亲》，这是一篇感情沉挚的悼念之作。对于自己熟悉之至的母亲，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作者通过一些看似琐细的事情的记述，如丈夫死后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养活一家，给人家洗衣服，“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无论手中怎么窘，“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客人”写出了母亲勤劳、好客、“宁吃亏，不逗气”、刚强等高尚的品德，寄托了作者对慈母病逝北京的悲痛之情。
　　诙谐幽默，这是老舍散文的第三个显著的特色。老舍素有幽默大师之称，他的散文跟他的小说、戏剧、曲艺一样，也具有鲜明的幽默的特征。老舍的幽默，首先是一种心态，他说：“我是一个爱笑的人”，贫寒的生活，以及中国传统喜剧艺术和欧美幽默作家的影响，构成了他独特的幽默心态。老舍的散文小品正是以这种心态，亲切自然地导引我们，从平凡的处所，发现缺欠可笑之处，从而使我们在笑中得到美感与启迪。老舍认为：“给人启发和感触，这才是幽默的真谛。”因此，他的幽默小品与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闲适小品又不完全相同。他撷取的是日常生活，身边琐事，诸如写信、取钱、相片、忙、有了小孩以后等一些极平常的、近乎无事的物事。但一经他以文化的观照，就从小我范畴的肌肤之感上升为对生命的理性思考，显示出丰富的思想意蕴。他的笑既有对自我的解剖，又有对民族的反省；既有对人生苦涩的吟味，又有对时弊的讥讽，表现着他对真善美的追求。为了达到“招笑”、“风趣”的美学效果，他有时抓住描写对象的矛盾、不谐调，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出来，即他所说的“看透宇宙间的种种可笑的因素，而后用强烈的手段写画出来”。他有时采取白描手法，不落痕迹，如《有了小孩以后》，作者捕捉小孩的天真稚态，完全如实描画出来，在成人的视角下，显露其“狡猾可喜”。他有时利用对照映衬，突出两极反差，如《吃莲花的》、《取钱》等，于鲜明的对比中，显露出社会世态的荒诞不经。他有时又灵活运用谐音、比喻、粘连、反语、民间谚语、歇后语等语言手段，使文章谐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
　　朴素自然，流畅简练的语言，这是老舍散文的第四个显著的特色。老舍散文常用口语，语言平白如话，自然流畅，丝毫没有雕琢的痕迹，读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但流畅又不失之繁冗，做到了既畅达又简练。老舍曾劝写散文的人，先去练习写韵文，“因为韵文的句子有一定的长短，句中有一定的音节”，能使人“明白如何翻过来掉过去地排列文字，调换文字。有了这番经验，再去写散文，我们就知道了怎么选字练句，和一句话怎么有许多的说法”。老舍自己既擅长散文，又擅长韵文，其语言艺术达到了十分高的境界。请看他的《青岛与山大》开头一段写景的文字：“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在这里，可以遇见真的雾，轻轻的在花林中流转，愁人的雾笛仿佛像一种特有的鹃声。在这里，北方的狂风还可以袭入，激起的却是浪花；南风一到，就要下些小雨了。”作者用“荒”、“燥”、“寒”、“旷”、“灰黄”来概括我国北方的“色彩”与“情调”，文字精练，字字如斩钉截铁；后面描写青岛之美，多用比喻，语句参差，节奏舒缓，句句如山泉流淌。在语言方面，老舍的散文跟周作人的散文有许多相似之处，读他们的作品，如同喝一杯西湖的龙井茶，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嘴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
　　收稿日期：199561。
　　注释：
　　老舍：《论创作》，1930。10。
　　发表于1936年6月《宇宙风》。
　　参考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4年4月30日给曹聚仁和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的信。
　　老舍：《八方风雨》。
　　见1982年第5期《十月》，吴组缃：《〈老舍幽默文集〉序》。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