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小姐集》的意义

　　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至少在某一阶段是如此。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在上海文坛上活跃着一批青年女作家。她们以自己丰富多彩的小说和散文创作证明在“五四”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年轻一代的女作家在新文学创作上的新尝试。可惜长期以来，她们的文学实践，不管成功与否，都未引起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应有的关注。就我有限的阅读，仅见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199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对其中的施济美有所论列，陈青生的《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对其中的施济美、汤雪华、郑家瑗、俞昭明等有所论列，如此而已。
　　近二十年来，学界提倡“重写文学史”，张爱玲、苏青等长期在四十年代文学史上缺席的女作家相继浮出历史地表，不仅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相关论著已经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张爱玲几乎成了“时尚”符号，成了白领阶层家喻户晓的人物。但这批差不多与张、苏同时代的青年女作家在哪里呢，是否仍要继续湮没不彰？她们的作品和生平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和文学史的价值呢？
　　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小姐集》对此作出了出色的回答。
　　本书特约策划王羽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期间，潜心研读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在张爱玲研究方面有所著述和发现之后，进而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批青年女作家身上。经过不断的挖掘整理、追踪采访、分析研究，终于完成《“东吴系女作家”研究（19381949）》的学位论文，填补了四十年代上海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作为她的导师，我对王羽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中的锲而不舍是欣赏的。
　　王羽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批青年女作家，亦即“东吴系女作家群”的由来、组成、主要作家的生平和创作历程，特别对“东吴系女作家”在当时新旧文学对接和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互动中所营造的迷人的文学世界作了较为深入的开掘。更有意思的是，王羽考证出这批“东吴系女作家”当时被文坛公认为“小姐作家”（见陶岚影《闲话小姐作家》，1944年5月《春秋》第一年第8期）。时隔半个多世纪，许多“小姐作家”早已谢世，无论从纪念还是研究的层面，都已到了该让她们的作品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小姐集》收入汤雪华、施济美、俞昭明、邢禾丽、郑家瑗、杨依芙、练元秀、程育真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小姐作家”的作品。除练元秀之外，其余都是“东吴系女作家”。我无意夸大这批“小姐作家”的文学成就，但是，读毕全书，掩卷而思，她们写作的真诚、题材的多样、人物描写的细腻，以及流淌在作品中的对弱者的同情，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对“真善美”的向往，等等，都是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她们这些个人风格鲜明的作品，也提供了与张爱玲、苏青等的创作完全不同的现代文学史资源。我想，这就足够了。
　　其实，这批“小姐作家”在当时确确实实拥有大量读者，不妨略微回顾一下史实。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第2期举办“我最钦佩的一位作家”的读者投票调查，以大中学生及职业知识青年为调查对象，共计683人接受了调查。“小姐作家”施济美继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名列第四。这样的结果，今天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意外。但施济美以其别具一格的校园小说赢得当时青年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的青睐，却是不争的事实。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年以后，早已在上海文坛享有声誉的女作家赵清阁编选《无题集：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1947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人选均为“五四”和三十年代成名的女作家，包括冰心、袁昌英、冯沅君、苏雪林、谢冰莹、陆小曼、沉樱、凤子、罗洪、王莹和赵清阁本人。“东吴系”“小姐作家”和张爱玲、苏青等一起均被排除在外，不入赵清阁的法眼。这无疑与赵清阁本人的文坛交游和文学趣味有关。但也提醒我们，当时上海文坛虽然还是多元的格局，“东吴系”“小姐作家”这一元显然已经开始受到某种冷落。正是由于这样复杂的历史原因，“小姐作家”们在文学史上消失了那么多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小姐集》努力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很值得肯定的。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选本端赖选家的目光。王羽的策划编选自然带有她个人的偏好。但这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可以读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文坛这批迷恋文学的“小姐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了，终于可以领略四十年代与张爱玲、苏青们不同的另一种女性作家的文学追求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
　　原载：《文汇报》200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