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陈从周：《徐志摩年谱》

　　1949年九十月间，一本薄薄仅一百余页的小书在上海悄悄问世了。此书12。818。5cm开本，平装，单一的淡灰色封面封底，无版权页，不是正式出版物，系作者自印分赠亲朋好友和图书馆，只印500册。当时正值政权更替，社会巨变，翻天覆地，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本有点落寞的小书。直到整整三十二年之后，上海书店重新影印推出此书修订版，才引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这本小书就是陈从周编撰、张阆声（宗祥）题签的《徐志摩年谱》。
　　陈从周（19182000）是驰名中外的古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近现代文史掌故专家、散文家和书画家。陈从周是徐志摩表弟。年轻的陈从周敬爱表兄，徐志摩不幸飞机失事，他在悲痛之余立下为其作传的宏愿，开始“更广泛的收集资料”。“集腋成裘，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想写传记难于下笔，于是改换了我的方式，将这些资料排比成年谱。”这就是《徐志摩年谱》诞生的背景。明乎此，也就进一步认识了此书的价值，正如沈从文后来对陈从周所指出的：“没有你的书，志摩的家世与前半生弄不清了”。
　　大致可以推断，《徐志摩年谱》断断续续历经十五、六载，方始大功告成。然而，结集出书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当然，这阻力并非不可预见。既然徐志摩不是左翼作家，早已被判定为“一步一步走入怀疑悲观颓唐”的“末代的诗人”（引自茅盾《徐志摩论》），那么，在上海已经改朝换代的1949年九、十月间，印行《徐志摩年谱》确实有点不合时宜。但陈从周不顾朋友们“不要干这蠢事了”的劝告，他后来感慨地回忆道：“请赵景深先生作序，他不肯写，徐悲鸿先生要我搞鲁迅，但都扭转不了我这颗‘无缘无故的爱’的心，硬着头皮干下去了。当然有些只好不明言了。”陈从周执意印出《徐志摩年谱》。他自认这是一次“感情的冲动”。谢天谢地，幸好有了这次“冲动”，否则这部《徐志摩年谱》命运未卜，到了五十年代以后就极有可能无法与世人见面了。
　　《徐志摩年谱》“内容力求有据，以存其真”（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年谱〉编者自序》）。此书爬梳剔抉，编排得当，对谱主的家族、求学、婚姻、交游、作品的创作、发表和评论等等，都有较为翔实的反映。像徐志摩早期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片断）、《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1918和1928年的日记片断、1926年家书片断等等，如不是《年谱》中保存，恐怕都要失传了。限于条件，《年谱》也有一些疏漏。1981年11月，上海书店出版《年谱》影印本时，作者就作了必要的修订。譬如在1915年“夏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条下，添加“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居锡拉胡同蒋百里宅”两句，相应的删去了“秋肄于上海沪江大学。12月29日去天津北洋大学”等内容。也有作者已掌握史料而未及增补的，如初版本1918年“夏入贽新会梁任公（启超）门”条，影印本未作充实，陈从周后来特地作了说明：“志摩拜梁启超为师，是其前妻张幼仪之兄君劢介绍的，他是梁的弟子，当时由志摩父出贽金银元一千元，是一笔相当大的礼金。”还有影印本仍保留错讹的，如徐志摩1930年11月发起成立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但《年谱》初版本和影印本均作1931年“三月组织笔会中国分会，志摩当选为理事”，显为错引《遐庵年谱》之误。然而，瑕不掩瑜，《徐志摩年谱》的史料价值应该充分肯定。
　　笔者收藏了《徐志摩年谱》初版本和影印本，两书均有作者的题签。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笔者与陈从周先生多次交往请益，得到他题赠的《书带集》、《簾青集》等散文集，《徐志摩年谱》影印本却是他应笔者之请而题字，在扉页右侧用钢笔所书：“子善学人吾兄正陈从周九四、七、二十四”。笔者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拜访陈从周先生，与他笔谈徐志摩，他因脑梗不能言语，老泪纵横、痛苦万状的情景。陈从周先生驾鹤西行后，笔者又有幸得到《徐志摩年谱》初版签名本，扉页右侧用毛笔所书：
　　郁风苗子同志赐正从周呈原来这是黄苗子、郁风伉俪的旧藏。有意思的是，题签称他俩为“同志”，想必是作者五十年代的馈赠。从陈从周关于梁思成、林徽因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五十年代为保护文物和古建筑，他有多次北京之行。因此，与黄苗子、郁风在京见面赠书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而今当事人中只有苗子先生健在，下次见到他老人家，一定要求证此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册《徐志摩年谱》初版签名本中有多处陈从周的毛笔修改。且举一例。初版本1915年有“三月中与宝山罗店镇张幼仪女士（嘉鈖）结婚于硖石商会”条，签名本划去“三月中”改为“秋”。后来影印本又改作更为确切具体的“十月二十九日”。这就产生了一个颇为紧要的疑问，《徐志摩年谱》到底有几次修改？初版本之后，有题赠黄、郁伉俪签名本的修改，有1981年上海书店影印本的修改，还有别的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还有两种不可忽视的修改本，一为陈从周赠北京图书馆增补本，已知书内抄有徐志摩1931年11月18日致杨铨绝笔信和杨铨跋，陈从周后来虽过录于《〈忆徐志摩〉附记》，惜影印本未录；另一为沈从文眉批本，“对志摩临死前几年有一些补充”（以上未注明出处均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年谱〉谈往》），史料价值更不待言，此本现存大洋彼岸的美国。笔者认为，这两种修改本对《徐志摩年谱》的订正补充或许更为重要。
　　年谱是“知人论世”的学问。徐志摩逝世时，“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大部分代表作家均健在，作家年谱的编撰没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鲁迅逝世以后，许寿裳编撰的《鲁迅先生年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文学作家年谱，但这只是五千余字的“简谱”，称其为“鲁迅年表”也未尝不可，而且它不是以单行本形式出现的。陈从周编撰的《徐志摩年谱》才是第一部以单行本面世的较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年谱，不仅对徐志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更在中国现代作家年谱编撰史上开了先河，功不可没。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