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忠岳：老舍在泉城勃发的诗情

　　老舍是小说家、剧作家，也是诗人，而且是新诗人。虽然老舍确曾谦称“我非诗人”〔1〕，且诗亦非其主攻方向，但如果把老舍创作的数量不多的新诗通览一遍，你会承认臧克家说的“老舍确乎无愧于新诗人这顶桂冠”〔2〕的话，言之不谬。
　　首先应该澄清的是，老舍发表最早的作品是诗，而不是小说。一般认为他的处女作是短篇小说《小铃儿》，发表时间是1922年。其实，早在1921年2月5日，他就在中国赴日留学的刊物《海外新声》上发表诗作了。只是这一诗情被写小说的兴趣所压抑，未能进一步舒展。直到1930年他来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有了安定的工作，建立了美满家庭，在荷花、垂柳、山色水光的优雅环境中，这般诗情才又勃发起来，连续在《齐大月刊》、《论语》、《现代》、《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新诗。他在济南住了4年，共发表新诗近20首。后来在抗战中、建国后他又陆续写了一首长诗（《剑北篇》）和近30首短诗。不过，无论从诗味的醇厚，还是风格形式的多样看，写于济南的那近20首诗应该是最能显示老舍创作个性和诗作才华的。这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中，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老舍在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怎样写诗》中说：“凡写一题，须有真情实感。”〔3〕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他当时可以写小说，也确曾写了4部长篇和20几个短篇，不是非写诗不可。事先也没有一个要写什么样的诗的框框，他只是有感而发，或为文，或为诗，完全是兴之所至，极为随意的。所以，他写的诗也归不到哪个流派去，他自成一派。这近20首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幽默写实风格的，与当时的政治抒情诗不一个味，与其他现实主义诗歌也有区别；另一类是浪漫抒情风格的，也与社会上吟唱一己之悲欢的感伤主义诗歌异路。他走的是自己的诗歌路子。
　　激发老舍提笔写诗的是日寇猖獗、国难当头的现实。1928年济南刚刚发生过“五三”惨案，1929年日本兵才从济南撤出，1930年夏老舍就来到了济南。伤痛犹在，耻辱未雪，预想济南应是一片同仇敌忾、抗日爱国的气氛，可是来到后见到的，却是人们对惨案的迅速淡忘。现实与预期的强烈对比，使老舍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忧虑和悲哀。发而为诗，这就是他来济南后写的第一首诗《日本兵撤了》。这首诗就奠定了他用写小说的手法来写诗的那种幽默写实风格。诗从校内的操场、课堂，写到校外的商店、车站，把日本兵撤走后人们松懈麻木的情景和苟安自私的心理状态，刻画得维妙维肖，非常传神：“我到讲堂去听讲，师生们喜气洋洋。女的换上了新鞋新袄，男的脱了蹩脚的军装。先生说薪水六成有望，况且，嘻嘻嘻嘻，中国哪会一时就亡！”这种写法在当时诗歌界是少有的，无可依傍，靠的就是他在英国写《赵子曰》、《二马》等幽默小说时的一些积蓄。后来他还作为一条写诗的经验介绍过。他说，要写好诗，必先写好散文，要写好散文，必先写好故事，“能于故事中，于适当的字传情写景，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以最精炼的文字，一语道出，深情佳景。无至情，无真诗”。〔4〕这种写诗主张也是老舍特有的，为了写好故事，就要注意场面、情节、人物、细节的描写；为了诙谐幽默，就得模仿讽刺对象的口吻，就得在语言上下功夫。好在老舍有这方面的锻炼，故写起来得心应手，似不费力。
　　《国难中的重阳》一诗的场面气氛就写得很好，描绘了济南千佛山重阳节人群熙来攘往赶山会的情景，调情骂俏的，买卖山货的，烧香拜佛的，怨天尤人的，从山脚写到山腰，从日出写到日落，好像展示一幅热热闹闹的民俗图。直到快结尾时，用“谁知道‘九一八’谁爱记着那臭‘五卅’”两句话一点，这幅民俗图忽然有了讽刺意味。国难当头，竟还其乐融融，国人麻木到了何种程度！原来在有声有色调侃的叙述语调中压抑着诗人愤激无言的悲凉情绪。
　　情节构思可以《空城计》一诗为例，写日本兵攻城，遇到城里静悄悄无动静。他们吓了一跳，以为守军像当年诸葛亮唱空城计，四下有伏兵呢？孰不知进去登城一望，只见“大车小车齐向南，黄沙滚滚风浩浩”，原来是逃跑将军比赛跑，“一气跑到土耳其，安居乐业大寿考”。讽刺也是很尖锐的，这类诗大多有或整或分的情节设计，单纯而曲折。《教授》一诗是刻划人物的，通过一些琐事细节，把一个空谈爱国，言行不一，慕虚荣无实学的知识分子形象活画了出来，好像是从钱钟书《围城》中走出来的角色。
　　老舍还善于用模仿讽刺对象的口吻，来勾画这些人的丑恶嘴脸、揭示他们阴暗心理，达到鞭笞的目的。如《长期抵抗》一诗就是以讽刺对象为角色的戏剧独白，把嘴硬心虚、说是长期抵抗却步步退却、阿Q气十足的行政当局怯懦无赖的神态表露无遗，“敢过来不敢，小子？敢！好，你小子是发了疯。你真过来？咱们明天见，和疯狗打架算不了英雄”。活脱脱一个上海滩的瘪三泼皮。《恋歌》中的独白角色是一个涎着脸皮的求爱者，用类似鲁迅的《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的风格，把一个以爱情为交易达到个人物质满足的厚颜无耻家伙的肮脏卑劣心理，入骨三分地勾划了出来。《日本撤兵了》与《空城计》中也穿插着几句戏剧独白，造成视角转换，使情节更为生动，讽刺效果更妙。语言的诙谐也是这类诗的特点，在前面举例中已可领略一二，在《恋歌》与《痰迷新格》两首诗的题记中更有上乘发挥，语言半文不白，妙趣横生，令人读后忍俊不禁，这儿就恕不一一抄录了。这类诗充满喜剧色彩，严肃的主题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说出来，别有一番无奈与冷峻，抽打讽刺对象用的是一根“笑”的鞭子，只是笑过以后不是轻松，而是沉重。
　　老舍写国难的诗中也有用严肃口吻写的，如《国葬》表达了对一位牺牲在抗敌战场上的无名英雄的崇敬、痛惜、追念之情。“中国是你慈亲，你有四万万兄弟姊妹”，语言亲切，真挚动人。《打刀曲》类似劳动歌谣，语句与拉风箱的“呼嗞声”、打铁的“叮当”声应和，短促有力，节奏感强，如急骤的鼓点，造成一种紧张热烈的劳动气氛，表达前后方将士民众同仇敌忾抗敌的战斗意志。不过，这类诗量不多，个人特色也不够鲜明。老舍在30年代诗歌创作中对诗坛的主要贡献是在前一类诗中。遗憾的是后来诗人并未沿着这一富有个人特色的路子走下去，在以后抗日战争中和建国后的诗歌创作中，没再能读到这类诗作，其个人特色也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消失。这有时代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了。
　　如果说幽默写实那一类诗用的是小说手法的话，那么浪漫抒情那一类诗体现的就是诗的本色了。它是靠新巧的意象与绵绵的情思取胜的，说明老舍对这种诗歌技巧也不陌生，他有着真正诗人的气质。如《慈母》那首诗抒情味很浓，对祖国的那片挚情一唱三叹，荡气回肠，刻骨铭心。他回忆他在国外时对故土的思念，“在梦里，我游着雅典与伦敦，却像红莲绿柳的那片江浙”，外国的音乐在心中抑扬，竟“是李白杜甫用惯了的平仄”，“梦里，常是梦里，我轻唱着乡歌，病中，特别是病中，渴想着西湖的春色”；他爱全世界，但更爱祖国，他认为“那三个中国字，我的姓名，是宇宙间最甜的荔枝与甘蔗！”虽没有“雪莱”、“歌德”那样轻妙和壮丽，却带着“荆轲”与“岳飞”样的音色。他愿意把血洒在“慈母”怀中，“永远在那儿欣卧”，听春燕、秋虫给他唱充满慈爱的儿歌。从国外飞向国内，由远及近地向着祖国母亲喃喃诉说衷情，热泪盈眶，真挚动人。其诗风健康明朗，没有踯躅于个人心巷的感伤主义诗人的萎靡与颓伤。
　　这在其写生命的诗歌中也是很突出的，他吹的是昂扬的调子。《红叶》一诗通过在萧杀秋风中月光下红叶的飞舞，来赞颂那宁愿“光荣的毁灭”，也不“忍辱投降”的火一般炽烈的生命，“生命最后要不红得像晴霞，当初为何接受那甘露甘霖，大自然的宝液？”生命的本意不在于苟生，而在于燃烧，哪怕因此而毁灭。《青年》一诗寄希望于尚未受到世俗污染的青春生命，“生命之春是生命之花，生命之花是万有之母”，诗人鼓励青年们去歌、去舞、去创造新纪元、去开拓新宇宙。这是青春颂。如果说这两首诗是对生命正面意义的赞颂，那么《谜》就是对生命负面意义的思考了，“说，什么是生命？啊！不过给别人制个谜”。这谜是什么呢？原来是“你猜不着我，我猜不着你”，同床的爱人也“你朝着东，我朝着西”。诗人从人与人之间表面的亲和，切入内里的骨子里的冷漠。人活着就是应付这表面的关系，死了，“谁也不理谁”。这之中包含着西方哲学对人生的思考在内，有一定的现代性。在追求生命的形而上的意义上，这三首诗是一致的，它们超越了具体的现实功利，因而也就超越了时空，事隔半个多世纪，现在读来仍很亲切适时。
　　《微笑》与《音乐的生活》中隐藏着诗人的初恋之情。据罗常培回忆，写于济南的短篇小说《微神》有老舍初恋的影儿〔5〕，《微神》中写的“那一回”两人相见留下的印象，也就是“一双绣白花的小绿拖鞋”和相互的无言的微笑，与同写于济南的《微笑》一诗，不能说没有一点隐秘的联系。这两首爱情诗的构思与语句都非常巧妙精致，把初恋者既要爱又要自由与骄傲、既要保持音符的独立又要融合在和声中的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曲折而富有诗意地表达出来，情真意切，余音绕绕，毫无伤感矫饰之态。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老舍在济南写的那首未完成的长诗《鬼曲》，他原是打算把他写成但丁《神曲》那样的史诗的。老舍很崇拜但丁，在1945年《文哨》月刊上的《读与写》一文中，他自云在英国讲学时他是但丁谜，凡能找到的但丁《神曲》的英译本，他都读了一遍，并且因此“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何谓文艺的方法”，“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1934年春他开始写《鬼曲》，想把他在梦中见到的很多鬼头鬼脑的人和事写到诗里去，对其进行判定、惩罚，类似《神曲》中地狱的写法，与《神曲》不同的是《鬼曲》里“只有‘地狱’，没有天堂”。可惜，这么一首有份量的史诗，他只写了一个引子，后来未能再写下去。从已写成的端倪来看，确为诗人的精心之作，艺术性是很高的，抒情主人公“我”在祥和的雪景中“抱着些悲酸”无聊地入了梦，在梦境中独自前行，周围是无边的黑暗，心里不断地祈求平安，却越来越感到恐懼不安。这时听见了水声，摸索着向河边走。一星铜绿的火光在远处闪烁，还有断续的笛声，原来是一只船，白骨的桅杆上扯着一面小白旗，那绿光是从一个长齿的头骨的两个深孔里吐出的青火，另一架骷髅倚着桅杆吹着细笛。这只船由远至近，又由近至远，渐渐消逝。这时“我”已瘫在岸上，把自己的肉身交给了命运。诗写得神秘莫测、阴森恐怖，这条河是奈河，这只船驶向地狱，诗到此戛然而止，无从知晓答案，但其留下的悬念是丰富的，容我们无限遐想。如果不是战争使老舍无法在济南安定地住下去，说不定他是能把这首史诗完成的。我们可以预期它必将是现代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这类诗作在老舍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也难以见到，富有哲理意味的诗性仿佛也随社会功利性的增强而消退。
　　我们说，只要掌握上述两类诗歌写法的其中之一，就足以在中国诗歌界立足，何况老舍如此熟练地掌握了这两种不太一样的写法呢？我们说老舍是真正的诗人，即是就这30年代他在济南写的幽默的写实和浪漫的哲思这两类诗歌而言的。我们并不为他后来写的诗不多而感到惋惜，因为那样的诗再多，也只是量的加多罢了，并不能为诗歌创作增添什么新质。我们感到惋惜的是老舍未能顺着他在济南已经趟出的路子走下去，不仅在此后延续这两种写法，而且把小说写法与诗歌写法进一步交相融合，生发出更多更现代的表现手法来，这将是怎样的一种景观呢？
　　注释：
　　〔1〕〔3〕〔4〕《怎样学诗》，载1941年5月30日重庆《国民公报》第4版。
　　〔2〕《〈老舍新诗选〉序》。载《老舍先生的新诗》，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5〕见罗常培《我与老舍》。载《老舍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