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桂松：茅盾不愿编进文集的两本书

　　力主《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不入文集
　　茅盾一生出国颇多。20年代后期去日本流亡一年多，30年代抗战中赴新疆途中曾经越南，并停留数日，40年代应邀赴苏联考察四个月，走了苏联莫斯科、第比利斯、圣彼得堡等城市，去了高加索、中亚细亚等地。建国之后，茅盾担任新中国的文化部长，出国便成为行政公务的一部分，来去匆匆，讲话、参观、讨论、决议等一系列程序之后便飞回国内。作为文化部长，这种文化交流累在自己，功在国家，茅盾自然全力以赴。
　　但纵观茅盾一生的出国心情和经历，恐怕20世纪40年代访问苏联，是他内心最为向往，心情最为愉快的。20年代去日本，是因为遭蒋介石通缉，是一次苦涩的流亡，去越南仅是一瞥，建国后去国外访问是任务。所以，第一次去苏联是茅盾出国经历中最爽的一次。1946年12月初至1947年4月初，茅盾携夫人孔德址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的邀请，去苏联观光考察4个月。
　　《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就是两部茅盾当年介绍苏联的文化散文。事过六十年，今天来重读这两部作品，就会发现茅盾当年的记录和感受，今天可以当作历史散文来读。
　　《苏联见闻录》是茅盾启程之后边走边写，写完后传回国内《时代日报》陆续发表。他晚年回忆说：“海参崴的临时逗留，使我有时间补写这几天的日记，又写了两篇短文《斯摩尔纳号》和《海参崴印象》，这是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对《时代日报》社和叶以群许下的承诺将访苏的沿途见闻，用日记和游记的形式随时写下来寄回国内，并且连题目都已确定，叫《苏联见闻录》。”后来访苏归来，茅盾将这些文章结集用《苏联见闻录》作书名由开明书店1948年4月出版。这部《苏联见闻录》是作为中苏文协文艺丛书出版的，这套丛书主编是曹靖华先生，发行人是开明书店代表人范洗人。笔者手头有三种《苏联见闻录》，上面开明书店出版的为一种；另外一种是光华书店出版的，是1948年在哈尔滨印造，发行八千册；再一种是1948年10月大连光华书店的第二版，发行两千册，而这一种《苏联见闻录》是作为光华丛刊之九印行的。这三种《苏联见闻录》的封面各不相同，开明书店印行的《苏联见闻录》上除用一幅版画作装饰外，右上方还标着“曹靖华主编”，下方标着“中苏文化协会文艺丛书”的字样；而光华书店出版的《苏联见闻录》的封面除了上方标明“光华丛书之九”外，图饰用的是“冬宫”的照片；而1948年哈尔滨出版的《苏联见闻录》的封面的图饰则是一幅版画，下方则署“光华书店发行。一九四八哈尔滨”。《苏联见闻录》在内容上，有茅盾自己的“序”，有茅盾访苏联日记，有“斯摩尔纳号“海参崴印象”“列宁博物馆”等见闻录共计31篇。此外，开明版和光华书店大连版都有茅盾到过苏联各地的图片，如莫斯科的红场，大戏院、真理报馆，第比利斯的街景，马恩列斯学院，乔治亚国立大学，地下铁道革命广场车站等等共计24幅，这些图片都是六十年前的真实场景，其中还有一幅茅盾夫妇在塔什干与乌兹别克人民艺术家合影的照片，十分珍贵。但是，光华书店哈尔滨版的《苏联见闻录》也许是当时印刷条件限制，没有用“插图”，并删去了24幅图片。
　　《杂谈苏联》是茅盾1948年在香港为全面介绍苏联而整理的一部作品，关于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和背景，茅盾在其书的“后记”和晚年的回忆录中都有交代。这部《杂谈苏联》是对《苏联见闻》的补充，也是茅盾对苏联的感受在“见闻”里没有谈完的倾诉。另外，作为追求进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茅盾目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也深切地感受到由于过去的大量反苏宣传，国内广大读者乃至少数进步人士对苏联抱有疑虑，存在隔膜；还有，茅盾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隐隐感到曙光在前，虽然没有指定他创作什么任务，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觉得有必要将苏联介绍给读者，为曙光初露的新生共和国的构建和前景作些参考。
　　当时《杂谈苏联》的大部分文章是直接结集出版的，但也有小部分先发表的，据笔者粗略统计，约有七篇曾在报刊上发表。如《苏联的妇女和家庭》首先在《读书与出版》第三年第5期上发表；《苏联少数民族的生活》发表在1948年7月15日的《时代批评》第五卷103期上。第二年即1949年，茅盾将其中一部分篇章选择后以“杂谈苏联”之一之二的方式，由《人民日报》陆续刊登，“杂谈苏联”之一是《各取所值与私有财产》，刊登在1949年5月30日，后来陆续发了五篇，到7月4日发表《学习和联系杂谈苏联之五》以后，就停止了。究竟什么原因没有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刊发下去，至今仍是个谜。估计是建国前夕太忙的缘故，也许是已结集出版再单篇发表已经没有必要，也许是当时茅盾觉得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已日愈清晰，再介绍苏联模式纯属多余，所以果断刹车。当然这些只是猜想。
　　至于出版《杂谈苏联》的集子，除了茅盾回忆录里提到的“直接由致用书店在上海出版单行本”之外，当时上海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出版过这部专集，只不过致用书店出版早些，是1949年4月出版的。而生活读书新知的出版稍迟，上海初版《杂谈苏联》是1949年8月。二十年前，上海陈梦熊先生替笔者购得一部1950年3月第二版的《杂谈苏联》，当时三联书店的总管理已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二十九号，从第二版的版权页上的信息看，1949年8月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的《杂谈苏联》初版印了五千册，而第二版又印了四千册，相距半年时间，可见在当时历史转折时期这部《杂谈苏联》还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但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茅盾文集》时，出版社曾动议将茅盾的《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收进文集，也曾多次向茅盾建议。但经过政治风雨的茅盾对出版社这个计划和动议，一口回绝，坚决主张不收进文集！他在1961年1月30日致编辑王仰晨的信中，明确表示“《苏联见闻录》还是不收”。口气之坚决不容置疑。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议和要求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茅盾当时访苏时写的《梯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是进中学课本，自然希望茅盾文集中能选用这两部书的文章。其实，茅盾之所以在文集中不收《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今天分析起来，主要是他的政治智慧使然，因为他发现，当时自己在对苏联和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满怀崇敬和憧憬下写成的这两部书，并没有达到作者的主观愿望，也没有为新中国起到资政的作用。新中国一成立，这两部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也就没有必要重印了。其次，当时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及后来的关系恶化，身居高位的茅盾有把握国际关系的机会，尤其是50年代随毛主席出访苏联以及后来苏共的一些变化，让茅盾敏锐地感到，中苏之间的关系远不是解放前自己访苏时的那种情形了，尤其是到1961年，出版社还在要求将《苏联见闻录》编入文集，回绝是唯一的结果。
　　今天我们再来读这两部作品，感到世界变化之大之快，让人唏嘘和感慨不已！当时，茅盾为介绍苏联国内的情形，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出国一回到上海，郭沫若等专门设宴，请茅盾介绍苏联。同时还到处演讲，所以茅盾介绍苏联成为1947年上海滩的一大新闻。后来，茅盾唯恐有遗珠之憾，专门挑灯夜战整理出《杂谈苏联》。不过，《苏联见闻录》等两部介绍苏联的书虽然已是昨日黄花，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作品里那些定格的数据、情状的描摹，却已成为当今研究苏联的珍贵史料。
　　茅盾生前的两种《茅盾文集》
　　也许是茅盾对出版自己文集比较谨慎的缘故，在解放前只出版过一部《茅盾文集》，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曾从上海书店购得此书。这部《茅盾文集》是春明书店1948年1月出版的初版本，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组织的“现代作家文丛”中的一种。这套文丛的第一辑共有十二册，即《鲁迅文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郁达夫文集》、《叶圣陶文集》、《巴金文集》《老舍文集》、《丁玲文集》、《张天翼文集》、《雪峰文集》、《胡风文集》、《梅林文集》。其中《茅盾文集》列为第三集，初版印了一万册。至于这套丛书印行的缘起，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1947年有感于“街坊间盗印作家的著作过多，损害了作家的版权，影响了作家的版税。其次，那些盗印书又大抵非常不负责任，不得作家同意，随意窃编，随意阉割，而封面的庸俗，印刷的恶劣，犹其余事，但偏偏以‘代表作’、‘杰作选’欺骗读者。为消除这一唯利是图的恶劣风气，为保障作家权益，以及为使读者不再受欺骗，本会乃以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盗窃印书商交涉，同时代表作家版权，在春明书店刊印了这一套文丛。”时间虽然过去快近六十年，今天重读这些让作家文化人温暖的文字，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的这种态度和举措，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春明版的《茅盾文集》并不厚实，全书只有146页，连“后记”在内也只有148页。内容只有小说散文两部分：第一辑是短篇小说，如《春蚕》、《小巫》、《官舱里》等11篇，第二辑主要有《黄昏》、《雷雨前》、《白杨礼赞》、《风景谈》等8篇。另外，茅盾在书后还写了一个“后记”，介绍一些作品的背景和此时自己的心境。但这部并不厚的文集却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出版的第一部以《茅盾文集》命名的书籍。
　　全国解放以后，茅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政务繁忙的茅盾当然无法静心写小说。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陆续为一些已故的和健在的新文学作家出版文集，其中就有《茅盾文集》的规划，当时茅盾对选编“文集”一事似乎并不特别热心，觉得在文化部长、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位置上，应酬太多会议太多，无法集中精力来选编文集。1958年，茅盾收到中国作协办公室3月15日通知，要求汇报个人写作规划，引起茅盾的牢骚，其中之一便是对选编文集的意见，说今年（1958年）要“整理旧作（即所谓《茅盾文集》）共计一、二百万字罢。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催着办的”。同时茅盾还说：“这也要有点说明：我本来不同意把旧作全部重印，出什么《文集》，我认为这是浪费；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楼适夷同志再三来说，重印是使读者看到一个作家的发展；于是我想，我若再不同意出‘文集’就成为有意隐藏过去写得很坏的东西，在人面（前）充好汉了，因此勉强答应。现在整理，并不是要将旧稿修改，而是校改排印上的错误，及编排次序（此指短篇小说及散文而言），这就要花时间。”
　　茅盾不热心编自己的文集，但真编起来，却非常认真，仍像早年当编辑那样，一丝不苟，据不完全统计，茅盾为文集的编辑先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编辑写过七封信，沟通编辑上的想法，比如他看过第二卷《茅盾文集》的校样后，发现《路》和《三人行》哪部写作在先的问题，在编排中必须明确，因为《路》注明1930年冬至1931年春所写，而《三人行》却没有后记注明，所以他在1958年2月写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信中说“我想请你们查查一九三或三一年的《中学生》，因为《三人行》在《中学生》登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查清后告诉了茅盾，茅盾立刻致信感谢。期间，茅盾仔细认真地做了大量校对工作，如第十卷《茅盾文集》收了一些旧体诗，在校改中发现《无题》一诗中有个词“髑髅”用得不妥，便让编辑改为“冕旒”。
　　《茅盾文集》1～6卷于1958年出版，7～8卷1959年出版，9～10卷1961年出版，历时4年多，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速度并不算慢。1958年3月出版的第一卷《茅盾文集》印数达五万五千册，在今天看来是畅销书了。同时，茅盾对每卷文集校改后大部分都写了“后记”，这些“后记”十分珍贵，为研究茅盾创作提供了珍贵史料。
　　然而，事隔40多年后，我们重新翻检梳理当年有关《茅盾文集》的史料时，发现当年茅盾曾有出第11卷文集的计划。茅盾1961年1月30日致王仰晨先生信中说到：“有些短篇小说不收，因为不值得浪费纸张。个人自编文集，实即选集，所谓‘文存’之意，。9、10两卷所收文艺随笔（以杂文形式谈文艺问题的）都是论战性质的东西；研究性质的将编在11卷。现在还不知道研究性质的文章总共有多少字数，如果只有三十万字左右，那就编为一卷。十一虽在一般说来好像不是‘整数’，但何必强求整数，多灾梨枣乎？”
　　后来，《茅盾文集》只出了10卷，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第11卷？可能是研究性质的文章数量不够，也可能是出版社不赞成，认为10卷正好是个整数；也有可能此时国民经济困难。总之，茅盾曾有想印第11卷文集的计划，但终于没有出来，其原因至今仍是个谜。《茅盾文集》最后一卷即第10卷是1961年11月出版。之后，十卷本《茅盾文集》也没有重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