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君：“体制的输入和实验”

　　在中西诗学的撞击与融合中，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存在和发展。五、四时期的新诗发展正是如此。一批批诗人在探索、借鉴、吸收和调整中将新诗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从中探索着新诗现代化的艺术途径。徐志摩就是颇具代表性的、成就斐然的一位。
　　徐志摩对美有着敏锐的感觉，有着丰富的表现手段。他很会准确的捕捉瞬间感觉，捕捉和展示自然界的天趣和色彩。他的文字优雅柔美、隽永飘逸，在中国现代新诗人中独树一帜。从创作论角度讲，形成这个特色，有他的“绅士”家庭的关系，有他的个人气质性情的原因，也有他接受的文化教育的因素就个人理解，徐志摩诗歌创作个性迥异于现代其它新诗人而又神采毕现，与他经历的不同艺术准备有极大关系。“宝剑锋从磨砺出”，那是他真诚的心灵流出来的文字，是他的生命与艺术感觉碰撞的结果，是他长期的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的产物。
　　一、经历和思想准备
　　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一个富商家庭，聪明灵俐，好学勤思。郁达夫曾回忆到，“而尤其使我惊奇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手里的总是一卷油光纸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1〕这些“石印细字的小本子”传播的无疑是五四时代的新思想、新观念，最新的时代信息和脉搏，由于勤学的缘故和家庭影响，徐志摩得风气之先。他那具有积极理想追求和充满个性解放情愫的诗便是佐证。徐志摩很纯真，很透明。在他的人生经历里，没有奸谋，没有阿谀，唯有对他所认准之事的执着顽强的求索精神。正如胡适所言，他的人生就是三个大字“美、自由和爱”。和不少少年天才的诗人一样，徐志摩似乎也和他们的瞬间闪现酷似，到人间来就是“抛与人间一卷诗”，然后悄然离去。他们似乎就专为人间某个职司所来，戒律也少有，匠艺也惊人，如雪莱拜伦，如朱湘顾城，也如志摩。徐志摩聪颖、率真、坦诚、热情，其品质个性，方方面面都促成了他在十年新诗园地里的“夸父”品格一个诗人所必备的品格。
　　一九一八年，志摩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放弃垂手可得的博士学位，飘越大西洋，成了剑桥的特别生。在那里，他博览群书，广泛接触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政治和文学艺术，也建立了他的人生社会理想。他不无得意的说：“我的眼睛是剑桥叫我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拔动的。”他崇拜西方近现代诗人诗作，拜伦、雪莱、哈代、曼殊斐尔，甚至托尔斯泰、泰戈尔，都是他拜模的对象。徐志摩研究他们的诗，翻译他们的诗给中国读者。这些诗学经历，激活了他诗创作的灵感，提高了他诗创作的品位，也酝酿形成了他的文学诗学观念：“文学是实现生命的。”
　　徐志摩见多识广，喜欢交际，给同时代作家留有深刻的印象。他的中学同学，著名作家郁达夫曾羡慕的称赞：“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2〕他与当时许多作家都有联系，与文研社、创造社等不少团体有往来，还追随罗素、泰戈乐，又与曼殊斐尔切磋诗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交往大家，勤勉不己。徐志摩在良好的氛围中成长起来。正是这种个人艺术气质经历，才使徐志摩以较为公允的诗人姿态出现在诗坛上，免却了不少所谓文人的偏狭。
　　二、译诗方知“个中味”
　　《徐志摩文集诗集》收志摩的译诗22首，其中哈代的诗8首，拜论的诗2首，罗塞蒂的3首，波特莱尔的1首，嘉本特的1首，泰戈尔的1首，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节及阿诺德、麦瑞蒂斯和惠特曼诗各一首。这些诗，就诗的题材而言，有两类。一类是情诗，迥异与传统中国诗，大胆、热烈、率真，极力张扬个性，宏扬自我意识，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一类是人生感悟之作，有的肯定赞美作为人的本体意识，有的表现人生的孤独、失望和绝望，有的写人与人的隔阂、无法沟通，充满浓厚的厌世情绪。徐志摩以他敏锐的艺术感悟力，扎实的外语功底，娴熟的汉语言驾驭能力，凭借他的诗学观念，成功的译出了这些诗，译出了这些诗的个性神韵。
　　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节，徐志摩充分的译出了莎士比亚诗原作的那种紧张气氛、明快节奏和磅礴激情，《图下的老江》的巧妙对白，志摩译来，流畅自如，琅琅上口，韵律和谐，人物对白极富个性：婆婆的小心、精明，媳妇的温柔、坚贞，丈夫的绵绵多情仿佛历历在目（译介外来诗歌，能达到这种境界，实不易！）。《分离》一诗，极言人生的深深隔阂，难以沟通。志摩恰切的译出了诗意，用韵也舒展自如
　　急雨打着窗，震响的门枢，
　　大风呼呼的，狂扫着青草地，
　　在这里的我在那里的你，
　　中间隔离着途程百里。
　　假如我们的离异，我爱，
　　只是这百里的风与雨，
　　只是个间隔着的百余里，
　　我心中许还有微笑的生机。
　　但你我间的那个距离，我爱，
　　不比那可以缩短的距离，
　　不比那可以消歇的风雨，
　　更不比那不尽的光阴，遥远无期。
　　不管顾城那首《远和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天时很近。）是否借鉴了哈代的诗意，志摩的翻译，艺术技巧的把握、韵律的和谐，语言的运用（如叠词的运用、副词的反复和强烈的对比等）诸方面，从诗美的整体品位看，是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的。可以说，志摩的翻译，把《分离》一诗推向了世界。尽管人们对顾城《远和近》的艺术技巧那么称道。
　　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徐志摩自己文学活动的重要方面。就徐志摩来讲，译介翻译外来诗歌，给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带来不少益处。
　　首先，翻译外来诗歌，给了徐志摩仔细推敲诗理的实践机遇。“谁不曾见过野外的草花，但何以华滋华斯的《野水仙》独传不朽？谁不曾听过空中的鸟鸣，但何以雪莱的《云雀歌》独享盛名？”〔3〕“最后一种形似诗。就是外表诗而内容不是诗。教导诗讽刺诗打油诗酬应诗都属此类。我国诗集里十之七八的五律七律都是空有其表的形似诗。现在新诗里的形似诗更多了，大概我们日常杂志里见的一行一行分写的都属此类”他还说到：“诗是人天间的基本现象之一，同美和恋爱一样不容分析，不能以一定义来概括的诗人所求的只是爱人的眉峰、间或是弯着腰种菜的乡女孩的歌声里，神感一到，戏法就出，结果是诗，是美，有时连自己看了也惊讶，他没有梦想到会实现这样的境界。”〔4〕徐志摩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分析里，窥探着诗的秘密。他探讨了诗美的根源，思考了内容和形式等诗内外在素质的关系问题，也探讨了诗的构思、创作灵感等创作过程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就徐志摩而言，他对这一列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和他诗歌创作及翻译实践同步进行的，这样，对诗理的关注就较好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
　　其次，在译诗过程中，徐志摩更警悟到了语言之于诗的重要性。“爱文艺之诸君，曾经相识与否，破费一点功夫做一点更认真的译诗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我们所期望的是要从认真的翻译研究中国文字解放后表现细密的思想与有法度的声调与音节之可能。研究这新发现的达意的工具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弹力性与柔韧性与一般的应变性为什么，譬如苏曼殊的拜伦译不如郭沫若的神韵节奏？”〔5〕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凝炼集中，徐志摩从这个特征出发，努力发掘汉文字的表现力，尤其是白话语言文字的表现力。以往讲徐志摩诗的人，往往忽视了徐志摩诗歌语言的这种美学追求，不知道正是徐志摩的语言追求，才完整的构成了徐的独特艺术个性。那清丽、优雅、柔美、准确的文字，得益于他的译诗追求，也是他长期诗歌语言美追求的结果。上文提到的哈代《分离》一诗，作者用了摹声词“呼呼”，又分别在诗里重复使用程度副词“只是”和“不比”，把原诗译得准准贴切。诗还用了“微笑的生机”等拟人比喻，明显是在发掘白话汉字特有的表现力，诗中大量运用多种比喻，几乎成了徐志摩基本的诗美追求。
　　再次，志摩在翻译中，学到了外国诗歌精到的技艺，从而丰富了他的诗歌表现技巧。徐志摩翻译的22首诗，诗体多样，有长诗，有短制，不少是名诗人杰作，表现方法丰富多彩：《唐环与海》写唐环海中遇难，巧遇美人，叙事中溢发浓浓诗意。叙事技巧高，抒情味极强。美人救了唐环也拯救了唐环灵魂，同时诱发了神秘美妙的爱情。诗中海月天人融为一体，创造出绝美爱情，传达了爱的幸福与深邃；《死屋》译出了浓重的波特莱尔气息。诗中频繁出现腐尸、朽兽、死草、坟墓、骸骨、颓唐，把恶作为“美之花”来歌咏，而回忆作为诗的构思视角，极便于引发波特莱尔的那种象征：“我爱，记得那一天好天气你我在路旁见着那东西横躺在乱石与蔓草里一具溃烂的尸体。”《图下的老江》、《新婚与旧鬼》、《小影》、《两位太太》、《对月》、《八十六诞日自述》等诗里，极富个性的对白，天趣邃远，诗味盎然。上面谈得《分离》，心理距离和现实距离的反差对比，恰切的传达出人生的隔阂的万难消除。所有这些诗歌技巧，徐志摩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经过他自己的反复玩味，领会理解，并进而融合贯通，否则，难以恰切译出它们的诗意。
　　同时，在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也会程度不同的看到，他借鉴运用了外国诗歌的丰富的表现技巧与手段。例如，《珊瑚》以心沉海底来表现得不到爱情时的疲惫、忧伤和绝望，《丁当清新》以与秋雨对白的方式，表现失恋时心的碎破，《偶然》以海波漂动和光影的飘忽，表现情感的无定，爱的变移。这些诗，从表情的细腻入微，对白的巧妙运用，到比喻的方式和借物咏忘的情态，都有白朗宁夫人情诗和《图下的老江》的痕迹，只不过它们是以念熟汉语诗的面貌出现罢了。
　　翻译诗歌，徐志摩有他自己真诚而独到的见解。《征译诗启》、《俄默的一首诗》、《一个译诗问题》和《歌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译好》等文，完整的阐述了他的这些见解。从这些阐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翻译给徐诗创作带来的益处，也明显的感受到了翻译给徐志摩诗歌创作带来的某些重要艺术契机。
　　在徐志摩看来，翻译外国诗（他自己称为西洋诗），第一要忠实原作，既合文法又合意境。“我们译诗的人就只能凭我们个人的‘懂多少’，凭我们运用字的能耐，‘再现’一次原来的诗意”〔6〕完全的译诗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把诗意传达出来。因此，徐志摩和胡适探讨翻译诗的问题时，就认为要熟悉作者及作者的心境。例如，怎样才能译出歌德诗作的蕴含，译出一个“不负原诗的译本”？徐志摩的主张就是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熟悉作者心境的条件下，凭读者的能耐“再现”。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同样是一首歌德的诗，徐志摩的翻译就比胡适的翻译更有诗味些：“谁不曾和着悲哀吞咽他的饭谁不曾在凄凉的深夜，怆心的独自偎着他的枕衾幽叹伟大的神灵啊，他不认识你。”相反，胡适译的这首诗，却太注重原诗的音节和诗句及诗形的齐整，而忽视了原诗意味的传达，歌德伟大心灵的同情之心就在诗意之中无影无踪了。第二是既重视诗的形式，又注重诗的神韵。他说：“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带进形式去，像颜色化于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有的译时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但这来往往神韵浅了，又有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竞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例如，适之那首俄默，未始不可上口，但那是胡适，不是俄默。”〔8〕第三，翻译是一种练习。依徐志摩的意见，翻译不仅包含着引进介绍的意思，还是一种有趣的练习，提高艺术修养的手段。他说：“我一时手痒，也尝试了一个翻译，
　　并不敢与胡先生的‘比美’，但我却认为翻译至少是一种练习，只要原著是名著，翻译至少可以‘再现’一次原来的诗意”〔9〕把名著作模本、范例，反复练习，变成自己的东西，并运用于个体的创作实践里，这是学习的一条捷径。现代文学史里，曹禺的成功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徐志摩亦如此。他大量的译介外国诗歌，尤其是欧美诗歌，受到了‘大家’思想的熏陶，也得到了艺术的陶冶，甚至，他创作的不少诗歌的情绪里都带有外国诗人的特征。这里，有情绪的感染，也有艺术的仿效与摹仿。可以说，徐志摩在翻译诗歌中，懂得与彻悟了艺术创造的个中原因。
　　三、“体制的输入与实验”
　　徐志摩尝试写过各种诗体，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长诗，也有短诗。歌谣体，如著名的《庐山石工歌》；新格律诗，如《再别康桥》、《偶然》；小诗，如《醒！醒！》；抒情长诗，如《爱的灵感奉适之》；散文体，如《婴儿》、《白旗》；商籁体，如《云游》、《献词》。整个志摩诗歌，体式多样，格式繁多。当你进入志摩诗歌世界，看到的就不是一张张重复的面孔，而是一个个大大小小，长短不定的美妙的多彩音符。
　　徐志摩从审美形态的高度看待他尝试着的各种诗歌体式。他创作的商籁体（十四行诗），就是在基于对商籁体审美特征深刻地把握之上的艺术行为。他说：“商籁体，那诗格是抒情诗体制中最完美最庄严最严密最有弹性的一格愧哀德与石垒伯爵最初试用是完全仿效彼德阿克的体裁与音韵组织商籁体是西洋诗式中格律最严谨的，最适于表现深沉的盘旋的情绪，它有最激昂的高音，也有最鸣咽的幽声。”他尝试写散文体诗，又从波特荣尔那里得到了启发：“我们谁不曾，在志愿奢大的期间，梦想一种散文的奇迹，音乐的却没有节奏与韵，敏锐而脆响，正以迹象性灵的抒写的动荡，沉思的纤细的轮廓，以及天良的俄然的激发？在十九世纪的文学史上，一个波特莱尔，必得永远在后人的心中唤起一个沉郁、孤独、日夜在白剖的苦痛中求光亮的意象”〔11〕在新格律诗的创作实践中，徐同“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的同一多比肩战斗，创造了许多新格律诗。但徐的新格律诗又绝非被时人称为的“豆腐块”之作。他遵从“三美”原则而又有自己的创造与创新。《再别康桥》就是明显的例子。可以设想，徐志摩要仅仅局泥于“三美”原则，绝不会有绝唱《再别康桥》。
　　徐志摩认为，每一种诗体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每一种诗体都有自己最擅长于表现思想和情感的一面，只要不是“形似诗”。因此，泰戈尔的短诗，冰心《春水》、《繁星》似的小诗，他都实践。如《醒！醒！》：“和霭的春光充满了鸳鸯的池墉快辞别寂寞的梦乡来和我摸一会鱼儿折一枝海棠。”诗里，“春光”、“鸳鸯池”、“折棠”和“摸鱼”组织一幅清新活泼的场影，绿水、红花和金鱼组成多彩的画面，极富魅力的传达了让人辞别旧梦的猛醒主题。《庐山石工歌》以石工劳作的协作之声“唉嗨”铺排，编织节奏，复沓成歌，表现石工艰辛的生活，抒写不屈的民族之魂。在响彻山谷的“唉嗨”声里，作者听到了一种伟大民族精神的震憾。歌谣之体，仿佛就是正气之歌。散文体诗《婴儿》，特别重视意象的营造。“婴儿”虽是作者不成熟的社会理想的象征，一个“光亮的意象”，但就当时的散文诗创作而言，在意象的选择和运用上，在意象蕴含的渲染点拔上，它都是可作垂范的，准确而新颖，新鲜而贴切。
　　徐志摩不同诗体的实践活动，审美关注的重心是诗歌不同体式的审美特征和其抒情特长，其实践的目的性极强。在此基础上，诗人按一定的美的规律比例、匀齐、对称、和谐等来构造诗的外形，便使其诗具有了一种独具的形体美。这尽管助长了他诗创作的唯美倾向，但他以东西方近现代诗作为自己的艺术楷模，致力于新诗体式及艺术性的提高和创作的规范化，对新诗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徐志摩从新诗建设的高度说：“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基于这个思想，他进行了不同诗体的写作实践和“体制的输入和实验”，如，在《白朗宁夫人的情诗》里，徐详细考察了商籁体的来龙去脉，流变和审美特征，在《庐山石工歌》的脚注中，他阐释了民谣的审美功效：“那浩瀚的声音也特别动人，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绪。”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志摩最“致力于体制的输入和实验”，实指徐志摩的这种诗歌美学追求。
　　徐志摩的这种诗歌美学追求，也被他同时代的诗人朱湘注意到了：“在徐君的诗里，有《去罢》的活泼，有《难得》的低徊，有《石虎胡同七号》的清新有《她是睡着了》的想象，有《落叶小唱》的情调”〔12〕这些不同诗体和不同风格的诗使《志摩的诗》（第一部诗集）的“体制的输入和实验”显得十分耀眼。“到了《裴冷翠的一夜》，形式上结束了随意性尝试，开始自觉地在诗行有规律的参差中求得诗形的匀称，这时词的影响就完全化进他自己的风格里去了。”〔13〕
　　如果说“体制的输入和实验”在《志摩的诗》中有译介、摹仿的成分的话，那么，到了《斐冷翠的一夜》后，志摩诗歌创作就完成了从自为到自在阶段的根本转变，按照诗美的规律凭直感和经验去构筑他的艺术世界了，《猛虎集》和《云游》里，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之作便为例证。
　　前面已提及，徐志摩的诗歌翻译，不同诗体的写作实践和“体制的输入和实验”中贯穿始终的审美重心是他从新诗建设的角度对诗外在素质的探索，但他也从没有离开诗的内在素质去仅谈诗的外在素质。他所探求的是思想和“民族精神”载体的“诗式”的完美统一，即把“神韵带进形式去，象颜色化于水象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对一个作家有限的精力来讲，有他审美关注的重心极得要，这易促使他集中探索某一领域，开辟艺术上的一个新领域。如沈从文对湘西民情人性的专注和诗体小说的倾心，如老舍对北京市民生活的热情。前者使沈从文把“发韧于五四的现代抒情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后者形成了老舍鲜明突出的“京味儿”风格。徐志摩也没负他的努力，他对新诗体式及新诗规范化的建设，做出了他能够做的贡献。
　　从另一方面讲，无论哪一种艺术形式，即使是诗的形式和体制，也非凭空产生，在它的兴起发展和演变中总积淀着无数艺术家的探索心血，审美的功能绝非停留在“零”上。对一种艺术形式的了解把握运用到超越，往往显出一个艺术家的勤劳心血和独创精神。随“输入”的增多和“实验”的积累，徐志摩对各种诗式、诗体本身蕴含的效美功能的把握及继承就多了，从而志摩的艺术经验无疑丰富了（怎又不能说是新诗的艺术经验丰实了呢），也随他实践的增多，徐志摩对艺术规律的把握越来越自觉。这样，“体制的输入和实验”就变成了徐志摩诗歌创作的良好的艺术准备。他的独特的诗人气质，通过翻译诗歌对“诗味”的品耐，不同的诗体写作实践及对各种诗体审美功能的把握，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这样一些艺术探索，融合到徐志摩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里，成了激成志摩诗的艺术契机，使志摩诗成了“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成了“最高尚最愉快的心灵经历了最愉快最高尚的俄倾抒写的痕迹。”
　　徐志摩以他高起点高品位的创作，征服了无数读者。这其中“体制的输入和实验”所引发的对于诗歌形体美的追求以及由此激发的美感，给发展的新诗以积极影响，开了艺术创新的风气。当然，这种探索实践又为新诗发展所需要：“新月派在形式方面探求的重要意义在于克服了新诗散文化的倾向。”可以更进一步说，经过徐志摩等新月学人的努力，诗坛上出现了新的诗美。作为格律诗领袖的徐志摩，“体制的输入和实验”既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要艺术契机，也是那时诗坛上新诗美出现的端倪。今天，我们重新回顾徐志摩诗歌创作的进程和面貌，可以从新诗发展的历史去更客观的评价徐志摩为新诗现代化做的贡献。而从创作论角度讲，这种回顾永远会具有新意，它所具有的实践和指导实践的意义，更是永远不能被否定的。
　　注释：
　　〔1〕《郁达夫集志摩在回忆里》上海文艺出版社85年版。
　　〔2〕同〔1〕，见该文148页。
　　〔3〕、〔4〕《徐志摩文集散文集》
　　〔5〕《徐志摩文集征译诗启》
　　〔6〕、〔7〕、〔8〕、〔9〕、〔10〕、〔11〕均见《徐志摩文集散文集》
　　〔12〕朱湘《评徐君〈志摩的诗〉》
　　〔13〕陈国恩《婉约派对“新月”诗人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9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