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平：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

　　沈从文，一个从湘西古老的山水间向我们走来，进而又走向世界的作家。他以独特的方式感受着生活，艺术化地再现了自己心目中的人生世界。在沈从文的著作中，尽管我们很少直接看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这样的字眼，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这样大量的事实：沈从文用自己的方式对人的许多精神生活现象诸如性本能、梦境、性心理和性变态等作了细腻的描摹和深刻的解析，用自己的艺术表现显示了他那突出的精神分析能力，传达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包括精神分析学说在内的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交流、磨合的讯息。事实表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学说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契合”关系，因而研究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是解读沈从文的一项重要课题。
　　描摹性本能：展现生命的欢歌
　　沈从文有自己的生命观。他的生命观根植于宁静、幽深的湘西山水，根植于生生不息、蕴含着灵性的自然界。说起来，沈从文对于生命的认识与郭沫若还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仰慕自然，崇尚本能，颇有“泛神”的意味。面对湘西山水，面对巧夺天工、天籁自鸣的大自然，沈从文的感觉是“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沈从文钟情自然，从自然界的植物生长和动物生息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欢乐。他曾这样充满激情地写到：置身在湘西山野树林中，“一拍手，就常常可见圆头长尾的松鼠，在树枝间惊窜跳跃。这些小生物又如把本身当成一个球，在空中抛来抛去，俨然在这种抛掷中，能够得到一种快乐，一种从行为中证实生命存在的快乐。”（注：沈从文：《昆明冬景》，《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自然界所奏出的如此欢快的生命乐章，使作者产生了这样的“神悟”：“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注：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在这里，作者所强调的生命中的“神”实际上指的就是自然界的本性：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巧夺天工，造化万物。
　　人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人有自然的特点和灵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生命的本性也就是人类生命的本性。他笃信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在本性上相通，认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大家族中的一类成员。因此，沈从文说：“流星闪电于天空刹那而逝，从此烛示一种无可形容的美丽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注：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在沈从文的眼中，湘西的人与湘西的山水自然就是这样灵性相通、九九归一的。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解析人的特性时指出，本我层面上的人与生物界有相通的特性，此时人遵奉的是快乐原则。沈从文笔下的许多湘西主人公正是如此。作者运用自己的生命观看取生活，从自然化形态的角度去审视许多湘西人的生活群落，热情地描摹人的本性，尤其是性的本能，展现了一幅幅生命欢歌的乐图。
　　《雨后》可说是一篇展示人的自然化形态特征的杰作。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在雨后的山深之处，四狗与他的女伴欢乐聚会的情景。在这里，作者描绘的自然界是博大、深沉而富有灵性的，作者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受到自然灵性的启迪，敢打敢闹，敢爱敢恨，舒张自如，皈依自然。要不在四狗的眼中，为什么会“听一切大小虫子的鸣叫，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向地下跳跃，听在傍近身边一个人的心怦怦跳，全是诗”呢？实际上，此时此刻，四狗的心境与大自然的灵性已经和谐地融为一体了。在这里，自然的本能就是人的本能，自然界的生命形式就是人类的生命形式，人与自然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沟通与交流，甚至消融在自然界的山水之中，人及其生活形态已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了。
　　自然与人性是沈从文小说中反复歌咏的一个主题。由于作者对自然灵性的理解出神入化，因而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就游刃有余，显得十分轻松自如。自然界生生不息，人的生命的欢歌也就缕缕不尽；自然界的形态繁花似锦，人的欢歌形式也就多姿多彩。《夫妇》中的那一对青年夫妇，“因为新婚不久，同返黄坡女家去看岳丈，走过这里，看看天气太好，两人皆太觉得这时节需要一种东西了，于是坐到那新稻草集旁看风景，看山上的花。那时风吹来都有香气，雀儿叫得人心腻，于是记起一些年青人可做的事。”《月下小景》中男女主人公也是这样：时节从春到秋，两人的情感也瓜熟蒂落。《阿黑小史》中的阿黑与五明也是这种自然本能与生命欢歌的出色的表演者在沈从文那里，上述情形都是人生形式的一种理想化形态，生命的欢歌放射出和谐的旋律、悦耳的声音。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类的这种生命欢歌有时也是忧伤的、凄苦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对此，沈从文曾说过：“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把他弄得拖泥带水。”（注：沈从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柏子》中的柏子就是这样一个被生活“弄得拖泥带水”的人物。也许我们还不能说柏子与那吊脚楼的妇人之间没有一点儿情的纠葛、爱的缠绵，他每每选择这位妇人而不到别处去随心所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指出，柏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望，为了寻求生命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惨重的。半月或一月的劳苦积蓄，只在这一晚就开销了，然后再去没命的劳作，以等待下一次欢娱的到来。这就是柏子的人生。这种人生表面上也是一种欢歌的形式，但却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其中痛苦的、悲剧的实质。因为按照现有的这种生活形式循环下去，柏子将永远失去自立门户、自成家业而过上和谐的家庭生活的机会和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种最大的不幸。
　　再现梦境：揭示潜意识的特质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梦的研究和阐述是很有个性和深度的。弗洛伊德指出，无意识的冲动乃是梦的真正创造者，它提供了梦的形成所需要的心理能量；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改头换面地在梦中得到满足；梦的工作就是通过凝聚、移植、具象化、润饰等象征手法对潜意识本能欲望进行改装，从而达到调节人的生理机制、平衡人的生理机能和情绪、欲望之目的。
　　沈从文对梦的现象本身以及梦境的文学表现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甚至认为，小说中所要描写的主要是两种现象，一是社会现象，二是梦的现象。他曾这样说过：“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注：沈从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沈从文的小说观念中，他认为小说只有第一部分不大够，因为那样小说很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而单是第二部分也不行，那样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需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
　　沈从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他写《八骏图》，就试图通过“组织一个梦境”，“来表现‘人’在各种限制下所见出的性心理错综情感。”（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该作围绕着男女性爱问题，活脱脱地画出了几位不同性格的病态的教授形象。再如，在《灯》中，那位单纯、正直的老兵为了撮合“我”与穿蓝衣女子的好事，想方设法，颇费了一番脑筋，甚至他还为“我”做了“最夸张的梦”。他“梦到我带了妻儿、光荣、金钱回转乡下去，他却骑了一匹马最先进城，对于那些来迎接我的同乡亲戚朋友们，如何询问他，他又如何飞马的走去，一直跑到家里，禀告老太太，让一个小县城的人如何惊讶到这一次的荣归。”这位老兵，可说是旧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忠仆”形象，他忠实于主人几近到了愚蠢的地步，善待他人也几近于忘我的程度。作者刻划这种愚忠的性格，既依赖于客观外在的现实描写，更突出了主观心理现实的描写，尤其是梦境描写。而且，如果追踪这种愚忠特质的形成过程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促成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挖掘出其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内涵。
　　弗洛伊德说过：“只要外界的神经刺激和肉体内部的刺激的强度足够引起心灵的注意它们即可构成产生梦的出发点和梦资料的核心，而再由这两种心灵上的梦刺激所生的意念间找出一种适当的愿望满足。”（注：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类似这样的描写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例如，在《龙朱》中，就有与此十分类似的情形。苗家族长之子龙朱追慕黄牛寨主的女儿，两人以歌传情，心心相印。在有情人未成眷属之时，烦恼中的龙朱在山野间到处寻找心上人，盼望早些见到她，可总是事不如愿。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此时的龙朱不仅有了“外界的神经刺激”，而且还有“肉体内部的刺激”，并且这两种刺激都达到了一定的强度，已经“足够引起心灵的注意”了，由此，“梦的出发点”和“梦资料的核心”都已形成。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将要转化为梦境，通过潜意识形式来展开表现，得到满足。果然不假，接下来沈从文的描写与弗洛伊德的理论遥相呼应起来。是夜，龙朱和衣而睡，那美丽的女子唱着山歌，慢步走来，缓缓入梦。龙朱大喜过望，勇敢地抱起那女子走向山洞现实中的追求在梦境中获得实现，白天里的烦恼在夜晚的睡梦中得到消解。这种艺术处理不仅与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常态相吻合，而且具有人体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并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映成趣。其实，龙朱梦中所显现的此情此景，正是他这一阶段潜意识思维活动中的核心内容非自觉性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人的潜意识特质通过梦境形式得到了具象化的艺术再现。
　　勾画性心理：还原人的本相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把人的本能看作为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内在动力，每一种本能都是身体需要的心理代表。而且，在人的诸种本能中，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人格的成长、人的心理和行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对性作出了极高的评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本能的表现往往更多地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伦理、法律、道德等的影响乃至束缚，其表现形式往往就呈现出隐性状态而不那么清晰和明朗，本来属于外在的行为方式也就悄悄地转化或演绎为内在的心理形式。也就是说，性心理表现形式实际上已成为释放或展示人的性本能的一种经常的和必要的形式了。正因如此，文学描写中若能准确地把握住人的性心理状态，并加以勾勒和描画，就能成为刻划和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还原人的本相的有效的艺术途径之一。
　　应该说，沈从文的小说在勾画人的性心理，还原人的本相方面表现得是十分突出和精彩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文学表现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配合”已经到了十分默契的程度了。
　　沈从文的《夫妇》是一篇通过描绘人的性心理来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特征的杰作。该作的情节前面已经提及：一对青年夫妇在大白天里做了该避人而又未避人的事情，被山民们发现，由此引起了一阵喧哗与骚动。作者借助这一特定的情境，从性心理描写入手，画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有的山民不理解这夫妇两人，“在女人头上极可笑的插了一把野花”；那个满脸疙瘩再加上大酒糟鼻子的汉子，“从人丛中挤进来，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一下，在那里自言自语，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而眼前此景则“更引起一种只有单身男子才有的愤恨骚动，他们一面想望一个女人无法得到，一面却眼看到这人的事情，无论如何不答应”；最精彩的是那个从城里来到这山间治疗神经衰弱症的璜先生，他以“城里人”的身份调解了此事，在送走这对青年夫妇时，却出人意料地向那女人索要那把插在她头上的野花，然后就“坐在石桥边，嗅着这曾经在年青妇人头上留过的很稀奇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轻轻摇动着。”通过这些描写，作者刻划了一系列在中国封建文化背景中所生成的那种心术不正、趁机起哄、借机发泄、性格怪异的畸态人生现象。
　　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八骏图》可说是典型的性心理分析小说。该作围绕婚恋这个中心，从性心理角度入手，描写了八位大学教授的病态人生品格：他们中有的是香艳诗和美女画的倾心者，有的表面上信奉独身主义而实际上在下意识中常常跃动着性欲的冲动，有的则是泛爱主义的鼓吹者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达士先生也陷入了情感的漩涡而不能自拔。他一方面与未婚妻书信不断，另一方面又与海边的那位女先生情意绵绵，在情与欲之间摇摆不定。作者通过性心理的描绘，揭穿了这些表面上很老成、很庄严的“千里马”们的虚伪、庸俗的畸态面目。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还有另一类写性心理较为出色的作品，这就是《贵生》、《丈夫》等等。这些作品以生活中的底层人们为描写对象，突出表现他们在精神生活失意或遭到残酷打击情况下呈现出的性心理状态，从而达到刻划人物性格，揭示作品主题的目的。
　　在《贵生》中，贵生是个情感生活的失意者。他一心钟情杂货铺老板的女儿金凤，而商人重利忘义则把女儿许给了五爷。一怒之下，贵生一把火烧掉了桥头的杂货铺。面对此番情景，村民们不解其中之奥秘，实际这正是作者对贵生此时处于极度愤激的性心理状态所作的一种准确的揭示和表现，桥头杂货铺那冲天而起的熊熊大火正是贵生翻江倒海、难以名状的性心理世界的外化形态。它在准确揭示人物性格、还原人的人生本相方面发挥了特殊的艺术功效。
　　与《贵生》相比较，《丈夫》则显得更为深刻，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这里有旧中国湘西地区特有的人文景观：停泊在河滩上的烟船，女人在前舱接客，丈夫则无奈而痛苦地钻到后舱去，在那里低低地喘气。前舱里发出的种种声响，针一般地扎在丈夫们的中枢神经上，令其毛骨悚然。《丈夫》中所描写的这位丈夫，一个朴实的乡下汉子，与那些麻木而混沌的丈夫们相比较，有着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今晚，在船上，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场面使这个乡下汉子做丈夫的自尊心复活了，他的愤怒几乎到了极点。在这里，作者通过他的外在行为描写揭示了他的性心理状态：他把船上所有的柴草都扔进河里，女人给他钱，他“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这种反常的举动正是他此刻被激活起来的自尊心和性心理世界中其它多种情感因素难以抑制时的必然表现。它以一种非理性的超常形式准确地表现了主人公的理性情感状态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憎等都十分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可以说，“扔柴草”、“撒票子”、“捂脸大哭”正是这个乡下汉子性心理的一种外化形态，是他要“活得尊贵”的响亮的信号，也是他自尊心复苏后所奏出的高亢的音符。
　　叙写性变态：批判性爱的异化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本能欲望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造成人精神上的不适与痛苦，甚至导致性变态和其它精神障碍现象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来自内部因素（如人的生理因素）和外部因素（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人的本能欲望也就不可能超越时空地去获得发展和实现。此时，若人体机能中的调节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人的性变态和其它精神障碍症状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作家描写了大量的性变态现象，由此对旧中国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中的性爱异化情景作了淋漓的展示和批判。
　　在这类作品中，《都市一妇人》、《劫余残稿》等篇是比较突出的。说起来，《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位将军遗孀原先也是一位良家民女，只是误入上流社会尤其是在性爱的浊流中被玩弄、遗弃后，才开始沦落风尘，以至最终产生性变态，并以异化了的性爱方式去“糟塌男子”的。这种性变态的心理表现达到高潮、走向极端化，就是她竟能买通卖药人弄瞎那位年轻军官的眼睛，试图以此来永久延续她与年轻军官之间的婚姻关系。动机也许还有几分善良的意味，然而手段却是极其残酷的，其最终结局也只能是以更大的人生悲剧而告终。
　　在沈从文的笔下，最典型的性变态人物之一可能要算《劫余残稿》中的那个道貌岸然的老族祖了。老族祖原先要把巧秀妈说给自己的跛脚儿子做媳妇，遭到拒绝后便暗生恼恨；后来他本人又多次借故调戏巧秀妈，不料反被这有性子的小寡妇大骂一顿。此况之下，老族祖“歇斯底里”般的性变态性格便逐步形成了：他既想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来占有巧秀妈，同时又想在适当的场合狠狠地整治她。果然，在处置巧秀妈与打虎匠的事件中，老族祖执意要将打虎匠的两只脚捶断，将巧秀妈“沉潭”。作者围绕这一事件，写出了老族祖的性变态特点：他“并不讨厌那个青春康健光鲜鲜的肉体，讨厌的倒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肉体被外人享受。妒忌在心中燃烧，道德感益发强，迫虐狂益发旺盛。”以至于他在把巧秀妈掀下水时，表面上“貌作雄强，心中实混和了恐怖与矜持”。在这一过程中，这位老族祖看起来是一位胜利者，而实际上恰恰是一位失败者。因为巧秀妈在生活中获得了自己真正的幸福，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老族祖虽暂时苟活了下来，但也好景不长。在恐怖感持续不断地增强的情况下，他的变态心理愈来愈重、愈演愈烈，以至于不能自控。因此，四年后在祠堂里发狂地自杀便成了他生命的最后的结局。这种结局不能不说是“令人惊异”的。从上述情形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老族祖的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他那种在封建文化熏染下所铸就的畸态性格，而这种畸态性格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典型的性变态。
　　沈从文所描写的性变态有着多种形态。其中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显性的性变态，另一种是隐性的性变态。显性的性变态即是我们上面以《都市一妇人》、《劫余残稿》等为例所讨论的情形；另一种是隐性的性变态。它不像显性的性变态那样在表面上大起大落，甚至轰轰烈烈，而是在性变态的表现方面主要地通过人的思维活动、心理变化等内化的形态呈现出来，有时甚至不易为人们所觉察。例如，在《上城里来的人》中，作者写到一农妇对军阀士兵强奸妇女行径的看法。尽管她自己也曾身受其害，然而她却以平常心态看待这种现象，认为这是常事，不必害怕，甚至在她的表妹被士兵掳去后还很平静地去劝慰表妹。在她的麻木不仁的表象中，作者刻意写出了在情感、伦理、是非标准等方面都已严重失衡了的一种典型的性变态性格。而这种性变态性格恰恰是以隐性形式出现的，稍不留神，就会从作家乃至读者的眼皮下溜走。再如，在《夫妇》中，沈从文还突出地描写了一种“看客”形象，他们大多也有这种隐性的性变态心理特征。当那对在山野欢爱的夫妇被发现后，许多山民兴高采烈地来看热闹。他们中不少人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显得很兴奋，甚至有人主张把那对夫妇的衣服剥下，还有人在那妇人的脸上趁机摸了一把，更有许多单身男子因为饱受性饥渴的煎熬而对这对夫妇大白天在山野间欢爱而愤愤不平，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骚动凡此种种，无一不体现着隐性形式性变态的心理特征，它也是一种畸形的人生品格，然而往往又是易于被忽略的。沈从文及时捕捉并把握住这种生活现象，在小说中作了细腻的反映和表现，可见作家对人生品格尤其是那种畸态人生品格的感悟、解析和批判达到了多么深刻的程度！
　　当代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约翰霍夫曼在谈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文学影响时指出：“在对二十世纪写作的形形色色的影响中，弗洛伊德是重要的影响之一现在，通过考察一大批小说家的作品细节来估价弗洛伊德影响的多种形式和力量，已成了我们的一大问题。”（注：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三联书店1987年版。）霍夫曼认为，20世纪受到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作家是相当多的，诸如乔伊斯、劳伦斯、卡夫卡、托马斯曼等作家的作品中都可清晰地看到弗洛伊德的“形式”和“力量”。同样，我们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本世纪我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细致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是一项既艰巨而又很有意义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研讨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之关系后的一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