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

　　一、特殊环境中的文学现象
　　张爱玲的成功出名是在一个特殊环境里。柯灵先生曾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点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其实，张爱玲即使早出道几年，也未必不能成其为张爱玲。不过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龙腾虎跃，门户复杂，一个文学新人要出名当别有一番滋味，但是张爱玲毕竟是写出了传世的作品，而且在新文学的启蒙传统遭到空前抑止，一些坚持知识分子社会大众立场的精英们只能韬光养晦的时候，她却独独开辟出一条通向都市民间的道路。
　　张爱玲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在她接受现代化教育、学习中英文写作的阶段，正是五四新文化发展到辉煌的三十年代，她不可能回避新文学给以她的巨大影响，她晚年回忆胡适的时候，说过一段很有感情的话：“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I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在张爱玲看来，从“五四”一代开始，新文化传统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渗透到民族生命的血液当中，你想背叛它也不行。她的西方化的教育，她对人性悲剧的深刻体验，她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所持的不无同情的讽刺态度，都可以证明这种文化上的血脉。
　　张爱玲是以《沉香屑第一炉香》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一炮而红，她选择了这家鸳鸯蝴蝶派杂志作为步入文坛的第一台阶，自然有些人事上的因素，但也证明了她对自己的创作与文坛上的门户没有什么定型的选择标准。但不管张爱玲是否承认，这部小说的神韵得自于新文学：它探讨了青年女性面对都市文明诱惑的病态心理。据张爱玲本人自述，她喜欢的新文学作品有曹禺的《日出》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们在“葛薇龙在物质诱惑下纯洁外衣一层层褪去时不能不想到陈白露的遭遇；在她被受过西洋文明影响的男子所激起的性的烦躁时也不能不想到莎菲的悲剧，尤其是结尾部分，作家幽幽地写湾仔市场上的众生相，一直写到那些描蓝涂绿的妓女，最后写葛薇龙对自己处境的叹息，有些卒章显志的意思，这当然是败笔，却是新文学作家常犯的社会性批评的主题。至于《沉香屑第二炉香》里罗杰教授的隐私不幸被周围社会舆论所传播，以至逼上绝路的悲剧故事，已经几近于鲁迅小说里对社会舆论的愤怒控诉了。似乎用不着扯来更让人惊心动魄的《金锁记》，即使在张爱玲小试锋芒的处女作里，也能在新文学史上有明确的定位。
　　二、不同凡响的都市民间文化形态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谈张爱玲对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品质的提升。张爱玲从小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浸淫，晚年又以研究《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自娱，其实这些个人爱好在一般新文学作家中也是很普遍的，并不说明她与旧文学有特殊关系。令人感到特别的是她直言不讳自己对都市通俗小说中社会小说（如张恨水、朱瘦菊等人的作品）的喜欢，以及对现代都市世俗文化（如沪上曲艺、旧京剧、社会小报等等）的热爱，这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以张爱玲的身世来猜想，她对受过西方教育而大胆背叛封建旧式家庭的母亲向来不抱同情，这种潜在的逆反心理使她对旧式家庭的生活方式反而充满了温馨的回忆。与她母亲追随“五四”新文化的崇高精神思想相反，她故意夸张了其家族的贵族血缘的一面，包括陈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生活趣味。当张爱玲在文章里津津乐道地谈旧京剧，谈旧服装，谈一夫多妻，谈爱慕虚荣时，你不会不感觉到其言语背后存有什么可能来自童年不愉快记忆的变态心理，同时也会为她出人意外地坦然走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面对世俗社会的心理怪圈而感动。因为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出现犹如灿烂耀眼的彗星一扫而过，花开花落不过两年的时间，许多深层次的内心世界来不及展露出来，我们今天对她个人的研究无从谈起，但她那些有意为之的作品里所流露的反“五四”的情结，却鼓励了她捡拾起都市民间文化形态的碎片，在现代都市通俗小说领域进行了一番革命。
　　在现代都市中，本来民间文化的价值就是虚拟的，所有的民间形态都不过是市民们从其家族历史中带过来的文化陈迹，民初的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就是从传统文本里抓来这些陈迹，却不能真正代表都市市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真实的精神状态。而张爱玲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是她把虚拟的都市民间场景；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因此她的作品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上都是旧派小说不可望其肩项的。她不是直接描写都市市民的生活细节而是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分市民阶层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乱世。那些乱世男女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们。应该说，这种乱世感对张爱玲来说是真实的。
　　这也多少反映了张爱玲对个人前途难以把握的不祥之感，从她与胡兰成欲仙欲死的爱恋时起，对大限来临的恐惧一直隐隐地支配着她，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的世纪末情绪和通过古老家族的衰败隐喻着传统道德价值没落，是她的小说的两大主题，而这，绝妙的是逼真地写出了现代化过程中都市的传统道德式微和都市市民面对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动而生出的虚无和恐慌。比起那种专写亭子间嫂嫂、白相人阿哥、拆白党、姨太太等等城市丑恶大展览的石库门风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磅礴大气；比起那些专写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虹灯下头晕目眩的新感觉小说，显得充满历史感的深沉；比起老舍张恨水笔下的相对静止的旧式市民社会写真，又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确实，是张爱玲使散失在都市里的民间文化碎片中心凝聚起来，再生出真正的“现代性”的都市生命。直到今天，虽然都市建设在现代化物质文明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但都市市民面对流动不定、真幻无常的都市文化所生的种种精神病象，大约也没有超出这两个范围。由此而生的当代都市文学创作，几十年来沉而复起，却始终被笼罩在张爱玲淡淡的阴影之下，无论六十年代的港台还是八十年代的大陆。
　　三、真实生动的人生欲望
　　张爱玲的第二个贡献是突出地刻画了现代都市经济支配下的人生观：对金钱欲望的疯狂追求。在西方文学对人性的刻画中，人性的三大变态欲望权欲、物欲、性欲的疯狂追求都得到过经典性的表现，可是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对现代经济社会变动趋向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存天理，去人欲。他们把剖析社会的注意力都放在人们对权力的争夺方面（如阶级斗争之类），而性的欲望也仅仅是在男人们的权力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才被提升到合理的地位。在这种传统士大夫模式的男人中心文化中，人的物欲对金钱及其享乐主义的追求，被挤到了欲望的边缘。虽然鲁迅在《伤逝》里提到过经济对保障爱情的重要性，但这个主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事实上，对金钱在社会变动以至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意义，是现代都市经济充分发展以后的话题。而女性作家往往比男性作家更容易接受这个现实。作为都市人的张爱玲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她爱钱，而且以爱钱的标准与象征着“五四”一代理想主义的母亲划清界限，并对别人称她是“财迷”感到沾沾自喜。以这种心态进行创作，她从来不表现知识分子对金钱的清高态度，相反，在她的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是人物对金钱的迷恋和不可自拔。张爱玲笔下从没有出现过爱情的理想主义者；葛薇龙是为了享乐与金钱而背叛了破落世家的传统道德，而曹七巧，是为了金钱而战胜了自己的性的本能，那种被金钱的枷锁沉重压着下的人性挣扎，确实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这种表现人性中物欲疯狂的文学创作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文学里也没有得到过很好的发展，张爱玲树立起来的几杆旗帜，却成了现代都市文学不可绕过的坐标。
　　既然张爱玲的创作代表了都市民间的文化形态，就不能回避对政治权力的妥协。在沦陷区的文化专制统治下面，民间不可能以纯然的面目出现，它唯以弱势的姿态出现才能流行，所以张爱玲的笔下不可能出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庙堂文化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连《围城》的作者那样隐居民间从事学术活动的洁身自好也做不到。许多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即使不便公开反对敌伪，忧世伤生的精神仍然能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但张爱玲对这些都回避了，与其说她不懂政治或者厌倦政治，还不如说在张爱玲身上暴露出都市市民政治观念的冷漠和生活态度的虚浮，她喋喋不休地谈性论食，开拓了文学领域里的私人生活空间，同时也迎合了专制体制下的市民有意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她使原来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庙堂文化的相对立的交叉线，变成了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的平行线。于是，在权力与民间达成的妥协中，张爱玲迅速走上了她的文学生涯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