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涛：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形式

　　沈从文笔下，遍是些缺乏时间观念的乡下人，他们航船、从军、种地、为娼、做匪，各以不同方式，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对他们产生实际影响的，是节气变化，寒暑更替，时间以此等赤裸、本真的形式，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生老病死。在时间的长轴上给一个精确的刻度，标明这些事件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似乎近于奢侈、毫无必要。然而，在缺乏具体时间认定的沈从文作品中，我们仍然有许多关于时间的话题可谈，如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把握形式，这种把握形式对他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以及他的时间哲学。经过细密的文本分析之后，读者或许能从混沌的自然时间流之下，发现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对时间最出色的感受和处理方式。而对时间日益深刻的感受和把握，正是20世纪世界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叙事时间与《边城》结构和人物的“自由意志”
　　叙事涉及两个时间序列：被讲述的事件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前者指事物存在的客观形式，是一个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单向度连绵不断的系统；后者是对这个系统的控制。叙事得以发生，依靠的正是“控制”，它改变时序（如顺叙、倒叙、预叙等），改变时距（指叙事速度，包括省略、停顿、场景等），还关系到频率（叙事的重复能力）。（注：热拉尔热奈特把叙事时间分解为三项内容：时序、时距、频率，读者可参阅他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第13页，王文融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1月中文版。）法国批评家让伊夭塔迪埃指出，叙事时间“处于小说艺术的顶峰，并将人们所看不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在作品中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它是想象力的胜利。”〔1〕（P284）沈从文就是通过叙事时间创造了奇迹的人。
　　赞赏《边城》的人，很少注意到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巧妙安排，而这一点，恰恰是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小说情节开始启动，在第3节，日期是农历五月初一，端午节前。两艘龙舟在长潭试水，鞭炮和牛皮鼓的声响把翠翠唤回到两年前同一个节日。4、5节，借翠翠的视角，补叙前年和去年两个端午节上，翠翠分别认识了二老和大老。三个端午节期间，是两年空白，连盛大的中秋、新年，记忆中也散漫、模糊，少留痕迹。作者叙事的速度相当快，概要交待过必要的事件人物后，不再驻笔留连。第6节，追忆结束，回到现时，即今年五月初一，叙事速度明显放慢，叙事密度增大，事件纷繁叠出；作者用3、6、7、8、9、10共六节篇幅叙述从初一到初五这五天里的情形。从第11节，大老托人说媒，到第20节，爷爷之死，花去十节篇幅，时间约两个月。最后一节（第21节），写爷爷安葬，白塔重建，时间由夏至冬，历时半年，叙事速度重又加快。
　　如果把时间比为一条大河，这段历时两年半的故事就恰恰位于河流的回旋处、转弯处。汤汤河水从无涯的传说中平静流淌过来（前两节决不是可有可无）在这里遭遇拦阻，变得狂暴起来，波浪齐天，汹涌澎湃；闯关夺隘之后，又陷入无言沉默中，静静向不可知的未来流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故事极少有这样的回旋和一波三折。小女子调动神祗为爱情而战，爷爷徒劳却相当固执地四方奔走，一般湘西人所没有的“自由意志”，在《边城》主人公身上有上乘表现。它把时间从混沌的状态中分辨出来，缩小了时间的计量单位，由星河纪年转为分秒计时，让我们注意到一日一时的人物命运。
　　时间的叙述，在《边城》中不是取单向进展，它也频繁地回溯。分两种情形：一种为补叙情节，如第4、5节，对前两个端午节的回忆。另外还有第7节开头，祖父和翠翠在端午节前三二天的对话，他们议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使用过去时态。再就是第7节末尾，讲“前几天”天保大老过溪时向爷爷表达对翠翠的好感。这个“前几天”，指第3节提及的五月初一，“天保恰好在这一天应向上行，随了陆路商人过川东龙潭送节货”的那一次。前后时间衔接得天衣无缝。实际上，第三个端午节期间，大老一直缺席，但由于不断回溯，给读者造成大老在场的错觉。作者要的恐怕正是这种错觉以最紧凑、最简约的文字，处理人物情感纠葛。另一种是爷爷和杨马兵对翠翠父母恋爱悲剧的回忆。它反复出现，对当前事件产生影响，“现在”被“过去”先验决定，“现在”是“过去”一种必然的、无可奈何的延续，当前的人总是生活在往昔“情结”、“原型”的阴影里。
　　小说结尾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对矛盾的解决，不作时间保证，留下许多期冀，也凭添不少哀愁。
　　这种充分利用叙事时间在时距和时序上的变化之潜在能量的作法，使整部小说在结构上显出极强的节奏感：疏密有致，张弛得法；同时，它使时间安排服从或受制于情节变化，随情节发展需要压缩或延伸。在沈从文小说中，这一点有特别意义：它暗示人的行动对时间的支配作用，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边城》中的人物都在为自己的目标执着地行动着，在其他湘西小说中，这一点极其罕见。
　　二叙事时间与命运的显现形态
　　沈从文多数小说的叙事时间，倒不象《边城》这样。它们在时序上追求与事件时间的一致性，即平铺直叙，把一个故事原原本本讲出来，故事躺在时间的怀抱里，跟着它向前漂，有放任自流的意思。文论家自来对这类凭本能就能掌握的办法诋毁颇多，以为是记流水帐，不足为训。古希腊时代荷马史诗之《奥德修斯记》，已经知道从奥德修斯返家说起，早先的海上冒险故事通过倒叙合盘托出，为后世提供了叙事范例。沈从文反而倒退了不成？
　　当然不是。对事件时间的顺从恰恰表明沈从文对叙事时间的重视。当小说情节进展动力剔除了因果律和逻辑关系时，时间就成了决定性因素。“顺其自然”，才得以让情节发展接受时间的约束和制裁，或者说，情节进展只是一大堆日子的延续，而时间的堆积产生出意义。湘西小说中的人物屈从于命运，受制于造化，时间就成了命运和造化的显在形式。
　　例如《阿黑小史》小说分“油坊”、“病”、“秋”、“婚前”、“雨”共五节，时间历春、夏、秋、冬、春五季。季节的一个轮回，人物经历了恋爱、结婚、生病、死亡或发疯的生命历程。自然界万物春华秋实，生生不息，人却由兴旺走向衰败，不可挽回。两相对照，反衬出人生的无常。时间在这里是神，他把人物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阿黑和五朋的悲剧，根源不在社会恶势力破坏，也没有双方家长干预，它纯属天意，是时间支配的结果。
　　沈从文另外一些小说，如《萧萧》、《一个女人》，截取人物生命中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落，演示她（他）们的命运。《萧萧》写小女子萧萧12岁过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童养媳，15岁被人引诱，16岁生子牛儿，26岁与丈夫圆房，28岁时又为牛儿接亲，前后时间跨度有16年。这期间，萧萧遭受了种种磨难，一度性命都岌岌可危。很多论者从中寻找宗法制度的罪恶，他们忘记了刚才还在用湘西的温情和诗意对抗都市资本主义罪恶！这种机会主义的批评态度于研究无补。时间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支配萧萧命运的核心力量。是时间和成长给了她应该得到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恶势力格外的馈赠。《一个女人》的构思同《萧萧》相似。三翠13岁给苗子哥做童养媳，15岁圆房，16岁生养儿子，18岁时，爹病死，丈夫被抓了壮丁。儿子长大取亲。三翠30岁时，抱上了孙子。生活裸露在时间里，17年的日子就这样流水一般过去了。萧萧对自己的悲剧没有自觉，三翠也没有自觉，但作者在两篇小说结尾，给她们的下一代安排又一个生命轮回时，却分明感到并渲染了时间的残酷和分量。个体生命按命定的形式，周而复始，却不产生意义。
　　《我的教育》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可以和加缪的《局外人》参照来读。小说按日记体铺排，记的是流水帐，今天如何，再一天又如何，不外是军营里千篇一律的生活：出操、罚跪、看审匪、看杀头、赶场、吃狗肉叙述人“我”和默尔索相似，智力平常甚至略有缺陷，从这一切当中，得到肤浅的快乐，从不追究背后的含义。时间日积月累，持续的单调和烦闷得到升华，有了荒诞意味。
　　汪曾祺很称赞沈从文小说的收尾，以为精妙异常。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角，仍是时间。《旅店》、《第四》、《石子船》等，都让结尾主人公最终情况的简介与叙述的核心部分，在时间上有一个间隔，这结局常常是不幸的突然降临，或暴卒，或被杀，或失败。时间带给人命运以突兀的剧变，与前边主人公的上升、得意，形成鲜明对比。人力在时间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沈从文小说中，对自然时间的信任以至放任，并非总是有利。短篇犹可，处置中长篇时，却常常捉襟见肘。《边城》之所以十分紧凑、精致，原因是叙事时间根据情节需要安排，具有自我生成性。《神巫之爱》、《凤子》、《长河》等篇，纯粹依赖外在自然时间，又不象《阿黑小史》等，服从某种宇宙轮回观念，因此，容易给小说带来不良后果。沈从文这三部名作，都没有写完。《凤子》前九章完成于1932年，事隔5年，至1937年，才加了第十章“神之再现”，沈从文是想给这部被金介甫誉为“中国的《追忆逝水年华》”〔2〕（P218）的神奇之作一个收束。从格式上看，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情节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因为起头三节，在青岛海滨，交待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美丽少女凤子，她必是苗乡某女子的后代，且与那采矿工程师有一段传奇经历，但事先的伏笔在后来的回忆中没有任何回应。《长河》算得上宏篇巨制，就现存的第一部看，规模也超过沈从文其他任何作品。完整的《长河》，沈从文预备写三部，只是后两部迟迟没有动笔。至80年代，沈从文访问美国时，别人问他，如果写，这两卷多久可以完成，沈从文满怀信心说：“半年。”我看未必！这三部作品，在叙事时间安排上，都有先天不足之感。小说情节推进速度十分缓慢，时序维持在同一个方向上，一天一天拖下去。就象《神巫之爱》中的几个标题：“第一天的故事”，“第二天的故事”，“第三天的故事”，情节线索本来就薄弱，加之风俗描写的消解，如此拖延，即或勉强草就，必冗长累赘。
　　三反复叙事与“地志小说”的生成
　　按通常对叙事时间的分解，除时序、时距外，还关系到频率，即叙事的重复能力，也就是讲述一个事件的次数。一次叙述中，事件出现一次，称为单一叙事，而“一次叙述从整体上承受同一事件的好几次出现”〔3〕（P75）的叙事方法，被称为“反复叙事”。叙事时间是小说叙述的最基本层面，又是小说形式中最尖端的操作项目，在频率问题上也不例外。
　　在传统小说中，反复叙事从属于单一叙事。作品开头或人物第一次登场里，用得着这样的句子：“林淳先生和他的女儿常常走到收割者中间去”（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醒世恒言》）。它描摹物景，介绍人事，为人物活动提供环境和背景，为故事开场作准备，反复叙事此种功能的发挥，在一般小说中已成惯例，除非有作者想格外借重它来达到特殊的叙事效果，否则，没有必要引起过多注意。
　　第一个使用反复叙事，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并在主题实现、艺术构思上发挥史无前例作用的，是法国现代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这开头的名句，奠定了全篇反复叙事的基调。通过反复叙事，普鲁斯特找到了“现时”与往事频繁联系的入口处，并最终找回了消逝的往日时光。沈从文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且看实例：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的包谷新米，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长河》
　　这是一个并列关系复句，副词“必”表示肯定，不可更改。三个分句分叙的六、七、八月农家主要生活样式，在“必”的约束下，变成铁打一般不可动摇的规律，凝固在生生不息的时间流动之中。再看两个单句：
　　人则各以其因缘爬到高处或沉入地下，在方便中也吃喝着，且常常用着那最道地的话语辱骂着他的对手。
　　《建设》
　　照例到这些时节，年轻人便红着脸一面特别勤快地推磨，一面还是微笑。
　　《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
　　副词在句中起着关键作用，“常常”、“通常”、“照例”，意味着叙述的是一种习惯性状态，而不是具体单个动作。叙事是一次，而事件发生过若干次；叙事是单数，事件却是复数。
　　事实上，反复叙事所说的“反复”，只“是思想的构筑，它是除去每次出现的特点，只保留它与同类别其他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种抽象”，严格意义上讲，“同一事件的复现”，只是“一系列相似的仅考虑其相似点的事件”的复现，〔3〕（P73）若照顾到每一次的特点，事件就不可能重复发生，所谓“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沈从文小说中更多见的是综合了同和异的反复叙事的亚型：既写经过抽象的“同”，又强调个案的“异”。当然，这样的句于中，“异”本身也是更细范围内的概括。再看例句：
　　大白天，船上住的肮脏妇人，见到天气太好了，常常就抱了瘦弱多病的孩子到船边岸上玩，向太阳取暖。或者站到棺材头上去望远处，看男子回来了没有。又或者用棺材作屏幛，另外用木板竹席子之类堵塞进另一方，尽小孩子在那棺木间玩，自己则坐到一旁大石条子上缝补衣裤。
　　《夜的空间》
　　第一句是总括，后两句分叙妇人抱孩子玩时的两种具体形式（更细的概括）。人这种总与分结合的双重概括的反复叙事句型，在沈从文小说中，覆盖率相当高，且增生性极强。它对人事在特定情形中的种种可能性形成了最大限度的概括。沈从文追求的正是这种概括力！借此，将人事由特殊的“这一个”，上升到一般，从个别中提炼出惯例。
　　反复叙事由句型延伸开去，扩展成段落，充斥章节，以致组成整篇小说。《腐烂》、《夜的空间》、《菌子》基本上通篇都用反复叙事，单数的场景仅成了点缀。《长河》开头两节，《边城》开头两节，《小砦》开头一节，用反复叙事的规模也相当可观。而象《丈夫》、《柏子》、《黔小景》、《建设》、《雪晴》、《会明》、《一个女人》等作品中，反复叙事应用得十分灵活，可以在作品任何部分出现。例如《丈夫》开头一句“落了春雨，河水涨大了”，这是单数叙事。接下来是反复叙事。若干段落后，再过渡到单数叙事。《柏子》也采用这样的招数。
　　反复叙事在沈从文小说中，渗透性和扩张性极强，传统上属于单数叙事范围的场景对话，也常转为复数：
　　在橘园旁边临河官路上，陌生人过路，看到这种情形，将不免眼馋口馋，或随口问讯：
　　“嗳，你们那橘子卖不卖？”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不卖”。
　　《长河》
　　这类对话，颇有中国古典小说中“众人齐声说道”的流风余韵。从技术角度讲，后边单数的直接引语不可能由众人“齐声”说出。同样，我们所引《长河》中的这段对话，合理的情形，应该是单一场景中两个人的对话。但文学作品经常使用这种修辞上的破格以实现艺术目的。沈从文此处用了“必”和“将”几个副词，破坏了对话场面的一次性消费，使之成为在特定情境下反复发生的行为，体现了沈从文追求普遍性、概括性的渴望。
　　在频繁使用的反复叙事中，因追求概括性和整体图景，轻视了个体特征，造成沈从文小说中，句子主语的承担者通常变得游移不定，模糊或不确指。前边列举的一些例子中，句子主语多是“女人”、“水手”等，指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下面的例子更明显：
　　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就从瓮里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客桌上了。
　　《边城》
　　这是反复叙事。“不拘谁个”和“这人”作为主语，本身就十分模糊。“妇人”前边所加的“眉毛扯得极细”，“擦了白粉”作限定性定语，并不能使这妇人从众多妇人中区分出来，因为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妇人，几乎都是这样装扮。在上述例子中，妇人的问话：“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其中又隐含了对第一个句子中主语“不拘谁个”和“这人”的颠覆：“大哥”指商人或水手一类人，“副爷”用以称呼列身军籍者，它使前边的主语由任意选择的单数变成复数，所指更加含混。“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又是对“大哥”或“副爷”的一次筛选，看似范围进一步缩小，事实上并不能让主语更明确一些。一个短促的买卖过程，主语数次游离、置换，表现出沈从文对人物个性的冷漠。他把单个的人还原到他所属的类，再把群体的人还原回泥土和大地，人物成了风俗、物景的一个组成部分。
　　沈从文小说中的一般情况，反复叙事，其进展的动力和秩序感则主要来自空间的有机安排。例如《夜的空间》，用梦作连线贯穿统领全篇：妇人的梦、工人的梦、水手的梦让我们见识了下层劳动者艰辛但又元气充盈的生活。《长河》第一节，叙事从岸上移到水上，从男人转到女人，井井有条。《腐烂》靠的是地域上的相邻关系：由空场坪到旅店，再到街道，最后移到河船上。
　　在空间秩序之上还有一个外时距统摄着。这是一个边界比较模糊的大的时间段落：“许多年”、“几年里”、“在春天”、“数日以后”、“夜间”等等。经过综合的事件置于这个时间段落中，再按空间关系徐徐展开。如《菌子》的外时距是三年，在这三年里，他的生活天天重复着。《腐烂》的反复叙事限定在一个夜晚，由黄昏开始，到黎明结束。《一个女人》的外时距并不确指，大致从三翠13岁到30岁这17年。
　　在对沈从文小说中独特频率现象作了一番描述后，由此反映的作者的哲学玄想和文体特征就看得较清楚了。热奈特指出普鲁斯特使用反复叙事的目的是“对无时间性的醉心”，“对永恒的冥想”〔3〕（P105），沈从文也是这样。他通过反复叙事，把个体还原到类，从现象发现规律，把特殊提升到普遍，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演化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60多年前，有评论家注意到沈从文小说《贵生》的概括化特征：“一个人的形象性格的具体刻画，怎样被一种朦胧的风貌的描摹所代替”，“动作、对话都是一般化的”〔4〕。可惜，评论者对此持批评态度：“什么都写不明白，写不具体”〔4〕。倒是他不明白，这正是沈从文所刻意追求的。《丈夫》中，讲完那位丈夫的故事，叙述人要格外交待一句：“象这样的丈夫黄庄多着呢！”这与他喜爱引用《圣经》中的一句名言“阳光下头无新事”（注：此语出自《圣经传道书》第1章第10节，沈从文在《看虹录》中引用。）用意相同。他笔下的湘西，就这样静静卧在时间之外，历史之外：“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活的方法与排泄情感娱乐上来看，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5〕（P281）“一切设计还依然从渔猎时代取得经验，且充满了渔猎基本兴奋”，“好些情形都和荷马史诗上所叙战事方法相差不多。”〔6〕（P392）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7〕（P5），也是湘西的本质所在。它由同一地域人的共同生活凝聚而成，亘古如斯。
　　反复叙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沈从文小说的文体特征。金介甫说：沈从文小说“融合了抒情诗与‘地方志’的写法”〔8〕（P120），林蒲说：《长河》是“史诗性的乡土小说”〔9〕（P318），黄裳认为：“从文先生的小说也无一例外的孕育着浓重的散文因子”〔10〕（P35）。这些议论，与沈从文自己的意见可以互相印证，他承认自己的一些作品，“在忧郁情调中见出诙谐的风致，把一个极端土地性的人物，不知节制地加以刻画”，“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11〕（P90）。这所谓“地志小说”、“乡土小说”、“散文化小说”，得以成为可能，反复叙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依靠它，才“制造出”相对静态的“环境”和“风物”（注：沈从文小说文体中有“故事性”、“情节性”的一面，但散文化和抒情化同样存在，二者并不矛盾，“反复叙事”是使它们统一起来的重要手段之一。）。
　　四时间：历史思考和生命体验的维度
　　现代中国作家中，沈从文是对时间最敏感且议论最多的一个。他的作品里，到处散落着对时间的感喟，愈到后来，这种感喟愈强烈、深沉。
　　对计时颇糊涂的沈从文，对时间的残酷性却有刻骨铭心的体验：“报时大钟染遍了朋友之痛苦与哀愁，心战栗，如寒夜之荒鸡，捉回即忘之梦。”〔12〕他又吟咏：“时间如庞大的水牛，在地球上走着，踏碎一切的青春。”〔13〕对时间的惊惧，借奇崛的意象，生动地传达出来。沈从文又说：“要说明时间的存在，还得回过头来从事事物物去取证，从日月来去，从草木荣枯，从生命存在去找证据。”〔14〕（P59）这证据在沈从文作品中并不缺少：前后对照，抚今追昔，时间挟变化之力，给万事万物留下深深伤痕，作者与读者同声一哭。《雨后》中的阿姐明白：“女人只是一朵花，真要枯，知道枯比其他快。”青春苦短，韶华转眼即逝，一场风，一阵雨，就会落红满地，不堪收拾，因此，她明白“便应当更深的爱”，及时享受神赐予的美丽容颜和肉体，不使它空付流水。
　　时间消融生命，制造离奇；在长久的时间段落中，历史滋生了。沈从文沉浸在湘西往昔和现实的对比中不能自拔，他的时间观跨越了个人情感生活范围，进入对民族历史的反思。
　　他的小说中，凡涉及湘西人物对时间、岁月的无知无觉混沌状态时，有一句特色语言：“糊糊涂涂把一大堆日子打发过去”，或“便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把人在时间面前无依无助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对于时间，人又能够做点什么？生命处在湘西那样剧烈离奇变动的世界中，若一切都向上发展，或许会给人宽慰，无奈一切皆在衰退中，“一切都表示生物学的退化现象”〔15〕（P259）。《湘行散记》写到当年绒线铺那个少女，曾引动作者灵感，《边城》主人公翠翠，就以她为原型。她如果还活着，也一定会惨不忍睹吧？当年发誓要娶她为妻，后来如愿以偿的那位男子，如今憔悴不堪了。作者聪明，没有把当年美好印象破坏殆尽，他为那女子选择了死，死比美的丧失似乎更容易接受一些。这中间只隔了17年。
　　在源水一个小小码头客栈，《湘行散记》叙述人行经此地，短暂的停留，发现了不少名片，有士兵、军官、商人、差吏，无所不包。一二十年间，这些人中间，恐怕大多数都死掉了，“水淹死的，枪打死的，被处妻用砒霜谋杀的”，而这些名片因偶然机缘保留在这小小客栈里，任人把玩凭吊。或许就是这些有意无意留下的名片，是亡人们在世间尚存的唯一痕迹吧？
　　沈从文在昆明时，租住在呈贡乡下一所宅院里，有机会见到各色人等，匆匆来，又匆匆去，各以自身的独特处，引起作者记住各人的身份、相貌、性格，
　　并关心他们后来的命运。消息不断传来，不长的时间，他们各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上分得了各自的不幸。其实，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有一个著名场景：七巧照镜子。时间大幅度跳跃、间隔，就在这种最不经意的琐事上发生，它动辄就消耗掉一个人10年、20年的生命。本世纪最卓越的小说之一，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就让时间充当了主角，观察随时间流逝，人物在相貌、性格及相互关系上前后的巨大差异。沈从文对时间的叹惜一如张爱玲、普鲁斯特。他把一切现实矛盾社会矛盾充分淡化，让生命赤裸裸暴露在时间之下，接受它的捉弄。“我被时间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他在《湘行散记》中这样写道。《阿黑小史》写毛伯“头是在摇摆中已白了一半了”，一个单句隐伏了时间前后的巨大跨越，让人触目惊心。难怪沈从文会坚决地说：“我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16〕（P257）
　　沈从文在《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样》、《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作品中，追溯了久远时代湘西的生活，他凭常识和想象，把它描绘成性爱、宗教、自然三位一体的伊甸园。20世纪的湘西历史，在沈从文个人经验之中。他亲眼目睹了汉人对苗民的围剿，各路军阀的征战厮杀，国民党的侵夺。几十年风云变幻，湘西生灵涂炭。在当下与远古对照中，沈从文认同了退化论，一切都在走向没落，连源陵盛产的肥人肥猪，今天也踪影全无了，沈从文对此感慨：“浦市地区屠户也那么瘦了”〔17〕（P279）。沈从文在他的《湘行散记》中，记录了重返湘西的所见所闻，他说：“我这次回来，原是翻阅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18〕（P305）这历史带给他的是深长的叹息。
　　沈从文喜欢用彩虹比时间（注：参阅《水云》、《看虹录》、《新摘星录》、《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等。），就像他喜欢用彩虹和星子比喻美丽女人一样。女人灿烂的容颜易逝，生命中那么多值得驻足的时刻，也往往是惊鸿一瞥，“时间带走了一切，天上的虹和人间的梦”〔19〕（P296），“时间在改造一切，星宿的运行，昆虫的触角，你和人，同样都在时间下失去了固有的位置和形体”〔15〕（P265）。与时间抗衡，留住生命欢娱的时光，沈从文为此处心积虑。沈从文在《绿魇》中，写到昆明乡下一个老太太，赋予她的品性就是持久性和超时间性，也就是沈从文经常说的“常”，身边的芸芸众生死去活来，充满流动性，却全然对她的生活没有影响。
　　总体而言，沈从文更像普鲁斯特，他相信回忆的力量。在小说《堂兄》中，他说：“堂兄可爱的面容，必能在我的追忆中再生”。而《凤子》正是在回忆中复活了现实中业已不复存在的美好人事，“时间使树木长大，河流改变，天地变色，少壮如狮子的人为尘为土，不过有多少事情，在我们记忆上，却永远年青”。又说：“若果一个人在今天还用他的记忆，思索到他的青春，这人的青春，便于这个人身上依然存在，没有消失。”于是，那个20年前曾在乌巢河畔苗乡有过传奇经历的老年绅士，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给年青人听，回忆“让这一道行将枯竭的河流，愉快的重新再流一次。”
　　一般来说，沈从文并不刻意为他笔下人物战胜时间寻找什么途径，他甚至欣赏人物面对时间压力时所取的漠然态度。沈从文更关心自己如何从时间侵蚀中获得拯救。进入40年代，沈从文在文坛的地位已经确立，人也步入中年，心灵进入玄想沉思时期，创作上在酝酿新的突破。此时他更频繁地思考不朽、传世、永生等问题。他的思维运作已经脱离了乡下人的粗犷豪迈，越来越具有古典风度。他强调“立言”，以立言求永生。由此，他对生命和生活有所界定区分：为活而活，谓之生活；能够意识到生存，并思考生存之意义，才能进入生命层次。掌握了生命的人，也就掌握了时间。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思想家的存在，他喜欢谈论智者：“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陆续失去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14〕（P58）因为他们能在后人追忆中再生。沈从文推崇释迦摩尼，孔子、耶稣，也是为着“他的观念，他的意见，他的风度，他的文章，却可以活在人类的记忆中几千年。一切生命都有时间限制，这种人的生命又似乎不大受这种限制。”〔20〕（P964）为进入这些不朽者的行列，沈从文下决心：“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19〕（P296）写“《圣经》”当然是个比喻性的说法，但的确沈从文通过他的作品，达到了“不朽”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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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沈从文。湘行散记虎雏再遇记〔A〕。沈从文文集：第9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19〕沈从文。水云我怎样创造故事，故事怎样创造我〔A〕。沈从文文集：第10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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