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施蛰存与鲁迅的交往新说

　　鲁迅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最有代表性的伟人，施蛰存是他众多社会交往中曾有过较为密切关系的合作者之一。他们两人同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广泛深远影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和编辑家，又同样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深受广大青年爱戴的一代名教授和严谨学者。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迄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所瞩目的话题，乃至也是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近代以来，欧美各国由于新闻出版事业的日益兴盛与发达，请著名学者或杰出文人在报刊上为广大青年学生或一般读者开列阅读书目，早已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项目。我国自晚清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书问世后，流传颇广影响极大。其后新闻出版业在我国城乡各地也日益完善普及，近百年来各报刊、书局于开列书目常乐此不疲，至今蔚为风气。
　　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我国文化中心上海的各报刊，也常开列书目，当作吸引读者和促销新书的一种方式，可谓风行一时。1933年9月，施蛰存应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编者崔万秋敦请，在其寄来的《读书季节》表格“欲推荐青年之书”栏填上“《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在“我现在看的书”栏填上英国心理分析实验批评名家李却兹《文学批评之原理》的英文著作，以及北凉昙无谶译古印度杰出诗人马鸣以诗体记颂释迦牟尼生平的《佛本行经》，《大晚报》于当月29日刊出。其时施蛰存绝未想到，他随手写下的这几种书，尤其是《庄子》和《文选》，其后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使他连续几年身心大受其害并贻祸终生，以至成为文坛公案。
　　鲁迅在10月6日于《申报自由谈》以“丰之余”的笔名发表《重三感旧》一文，指责施蛰存开列的《庄子》、《文选》等为复古逆流。施蛰存为此陆续发表了《庄子与文选》（10月8日《申报自由谈》）、《推荐者的立场》（10月19日《大晚报火矩》）、《致黎烈文先生书》（10月20日《申报自由谈》）、《关于围剿》（1933年《涛声》第2卷第46期），说明他的本意“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来了。”他因从“做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在书目表格上填上《庄子》、《文选》仅为“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鲁迅则接连在《申报自由谈》上以“丰之余”的笔名发表了《感旧以后（上）》（10月15日）、《感旧以后（下）》（10月16日）、《扑空》（10月23日24日）、《答兼示》（10月27日），进一步严厉斥责施蛰存为“遗少群中的一肢一节”，“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成‘洋场恶少’了。”
　　鲁、施“交恶”一事当时曾耸动一时，并影响久远而广为人知，至今仍常流播人口与笔端。但鲁迅与施蛰存曾有多年友好交往并互相支持的史实，却长久以来被历史的尘埃所掩蔽，并且不为很多有识者所知。
　　施蛰存于1932年至1935年间主编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学月刊《现代》，这个刊物其后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最成功也最为重要的期刊。据笔者初步统计，施蛰存为当时处境艰难的鲁迅发表文章或报道，计有：《论第三种人》（第2卷第1期）、《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第3卷第1期，并刊出鲁迅等译《果树园》短篇小说集广告）、《关于翻译》（第3卷第6期）、鲁迅译德国毗哈的《海纳与革命》（第4卷第1期，并刊出鲁迅编译的两本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和《竖琴》的广告，同时刊有施蛰存写的这两本书的简介）等。其中有三篇被排在当期之首，有的文章在发表后成为广泛传诵的名篇。现仅就多次访问施蛰存先生和考证搜辑所得的有关史料，重现这两位文化名人之间的友好交往。
　　1929年春，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都出版了好几种介绍苏联文艺理论的新著，苏联本土出版的《国际文学》月刊也在每一期都刊有苏俄文艺理论的论述。当时的日本文艺界把苏联文学称之为“新兴文学”，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称为“新兴文学论”。其时施蛰存和他的文友戴望舒、苏汶等已各自购买了好几套日本文艺理论家出版的《新兴文艺论丛书》的英文和法文译本，他的另一位友人冯雪峰则从内山书店买到了日文原本。于是就此引起了他们四人翻译介绍苏俄新兴文艺理论的兴趣。
　　冯雪峰建议各人分工翻译，然后由施蛰存等所经营的水沫书店出版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鲁迅也表示参加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施蛰存提出请鲁迅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鲁迅表示因他的具体处境，他只能做事实上的主编，不能对外公开宣布，书上也不要印出主编姓名，同时表示他不赞成用《新兴文学论丛书》这个名称。其后施蛰存将丛书定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并由鲁迅拟定第一批书目共12种，然后分工翻译：一、《艺术之社会基础》（卢那卡尔斯基著，苏汶译）；二、《新艺术论》（波格但诺夫著，冯雪峰译）；三、《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力汗诺夫著，冯雪峰译）；四、《文艺与批评》（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五、《文学评论》（梅林格著，冯雪峰译）；六、《艺术论》（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七、《艺术与文学》（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八、《文艺批评论》（列褚耐夫著，沈端先译）；九、《蒲力汗诺夫论》（亚柯弗列夫著，林伯修译）；十、《霍善斯坦因论》（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十一、《艺术与革命》（伊力依契、蒲力汗诺夫著，冯乃超译）；十二、《苏俄文艺政策》（日本藏原外村著，鲁迅译）。
　　在第一辑这12种书目中，鲁迅亲自翻译的有五种，可见他对这套丛书的态度是十分积极和主动的。从1929年5月到1930年6月，这套丛书的第一到五种陆续印出问世。其后戴望舒译的伊可雄著《唯物史观文艺论》与刘呐鸥译的弗理采著《艺术社会学》也纳入这套丛书中面世，一共出版了7种。1930年3月至4月间，施蛰存将这套丛书改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出版。但不久因政治环境的恶化，《论丛》被严禁发行，第六种以下的译稿，有的译成而无法排印，有的也因各种原因没有译成。鲁迅译的蒲力汗诺夫著《艺术论》，施蛰存转请光华书局的友人相助印行面世。
　　此前鲁迅翻译的丛书第四种，卢那卡尔斯基著《文艺与批评》排印时，他提出要添印一张卢氏画像。施蛰存找到一张卢氏单色铜版画像，鲁迅不甚满意，其后他自己选了一张国外印制的卢氏像，再三叮嘱要做三色铜版。施蛰存很尊重鲁迅的意见，将制成的三色铜版印出样页后请鲁迅过目。因当时上海一般的制版工厂制做三色铜版的技术很不高明，这幅三色铜版印出的样页不如原像精美，鲁迅很不满意，要求重制。施蛰存派人到当时上海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新闻报》制版部去定做了一幅，印出样张后也仍然不符合鲁迅的要求。最后送到日本侨民开设的芦泽印刷所去制版，印出后才获得鲁迅首肯，60年后施蛰存还以满怀尊崇的心意回忆此事说：“鲁迅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他也极其热爱艺术今天如果还有人收藏鲁迅译的这本《文艺与批评》，请欣赏一下这张插图画像，这是当年上海所能制出来的最好的三色版。”（《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见《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32年11月13日至11月28日，鲁迅至北平省亲。在省问母亲竭尽孝道之余，他作了日后名噪一时的“北平五讲”。这著名的5次讲演是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同日在辅仁大学讲《今春的两种感想》，11月24日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11月27日在北平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11月28日在中国大学讲《文艺与武力》，其中有的在大礼堂讲，有的讲演就在操场上进行。
　　鲁迅返沪后，当时上海各报刊对他在北平所作的五大讲演还未作报道。12月中旬，施蛰存在北平的文友给他寄来了有关“北平五讲”的两张照片和一张剪报。两张照片中一张是“鲁迅在女师大操场演讲”，一张是“鲁迅在师大操场演讲”，剪报内容是刊登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的鲁迅在北平“第三大讲堂”，作《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讲演的较为详尽的报道。施蛰存收到这几张照片和剪报后极为高兴，断定它们将要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史料与文物，立即将它们编入正在着手纂辑并定于1932年2月出版的第2卷第4期《现代》杂志，并安排在该期刊物中《文艺画报》的首页，他还特地另外撰写了一篇报道。
　　施蛰存按照惯例，将《现代》杂志中《文艺画报》的图片编定以后，交给现代书局的一位美术编务去制版拼版，就此不再过问。谁知刊物印出后一看，在他原先编定的图片和剪报之外，多出鲁迅的速写漫画像，不知从何而来。这幅鲁迅的速写漫画像，把鲁迅画成一个倒立的漆刷，似乎颇为谐谑，但也可被人视为不敬。施蛰存看后很不高兴，立即找到那位美术编务，责问此事从何而来，又为何擅自刊用？此人回答说，因制版工厂将这一页的两块铜版和一块锌版大小比例没有做好，他看到版面太空不够美观，临时涂鸦画此漫画以补空白。施蛰存听后哭笑不得无可奈何。这位编务是老实人，一直对人没有成见与恶意，他画这幅画也是一时童兴大发形成谐趣。当时上海各中外报刊刊登的各种漫画很多，这幅漫画也未引起读者注意招致异议，倒是那两帧照片日后真的如施蛰存所预料的那样成为珍贵的文物了。
　　鲁迅在1933年2月7日的日记上，曾有这样的记载“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纪念。”此“文”即为永垂史册的名作《为了忘却的纪念》。此文末尾，鲁迅将写作时间题为“2月7日8日”，这篇文章约有7000字。鲁迅又惯用毛笔写作，需两天写成全在情理之中。但重要的是，鲁迅在此文中说：“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鲁迅因不知柔石被害的准确时间，因此文尾如此写日期，是为了更深刻地表达怀念柔石等五位革命作家的心意。
　　这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4月1日出版的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第2卷第6期。1933年2月28日，施蛰存在为此期刊物写的《社中日记》说：“鲁迅先生的纪念柔石的文章，应该是编在第五期上的。但因稿子送来时，第五期已全部排讫，只得迟到今天，稍微失去一点时间性了。”自然可以肯定，鲁迅在2月8日以前已完成了这篇文章。近年来施蛰存曾回忆此事说：“如果在2月15日或迟至20日以前交到我手里，我一定有办法把它排进3月份出版的第5期刊物中，让读者可以早一个月读到。但事实上，我收到这篇文章已在2月20日以后。”那么，从2月9日至2月下旬这十多天中，这篇文章究竟在哪里呢？
　　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五位革命作家被害以后，鲁迅曾在极大的悲痛和愤怒的情绪中写了一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前驱的血》，发表在1931年4月出版的《前哨》月刊《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控诉了敌人卑劣的凶暴，但是没有载明柔石等五人的姓名，也仅署了笔名L。S。对有为的青年被虐杀的愤怒和对被害战友的哀悼，在鲁迅心中始终不能消释，相反却越积越深。它们被勉强压抑了整整两年后，终于在这个两周年纪念日又爆发了。这也就像鲁迅自己在文章中所说的：“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这里的所谓“积习”，自然也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舞文弄墨的“积习”，而应是革命者之间相互深深挚爱心魂相通的“积习”。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清楚地点名了柔石等五人的姓名，也较确切地说明了他们被害的过程、地点、时间，以及在狱中受迫害的情况。这些都是以前报刊上从来没有公然透露的，在鲁迅自己所写的同类文章中也从未如此直言无忌。因此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
　　愿意发表此文的报刊也不能不有所顾虑，鲁迅也必定要选择较有胆略、勇气和革命同情心的报刊编者。
　　以前鲁迅给《现代》杂志发表的文章，通常大多由冯雪峰直接或间接转来，也有托内山书店的送货员在送书时一起送来的，但这篇文章没有从这两个渠道过来。施蛰存早晨到设在现代书局楼上的刊物编辑室办公时，看见一个写了他姓名的大信封放在桌上。他拆开一看，才知道是鲁迅的这篇文章，询问室内先到的一位校对员，说是看见楼下门市部的营业员送上楼的。他再询问那位营业员，只说刚才有人送稿件到门市部来，而他只知道是送稿的，并不认识送稿人。这件事使施蛰存当时觉得很异常，所以直到晚年他还记得很清楚。
　　后来施蛰存才听说，这篇文章曾在其他两个刊物的编辑部搁置了十多天，主编者都不敢用。他通读全文后，起初也有点踌躇，考虑了两三天才下决心发表，并决定在这期刊物的《文艺画报》上配上一个图版。为此他向鲁迅要来了一张柔石的照片和一张柔石的手迹（诗稿《秋风从西方来了》的一页），又从他自己的藏书中取出《诃勒惠支木刻选集》，将其中《牺牲》一画制版（此画鲁迅在文章中提到并曾在《北斗》创刊号上特予刊印过），他还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并题上“最近之鲁迅”的说明文字。这张照片不是原件，施蛰存为了尽快发稿，仓促之间从鲁迅在宋庆龄家里会见英国文豪萧伯纳时合摄的照片中，剪裁下来制版印出，从而使此文与图版并茂相得益彰。
　　施蛰存一贯对鲁迅颇为崇敬，他于鲁迅为晚辈，对鲁迅所嘱托的事总是有求必应，尽可能设法去办好，可说是竭尽作为后学的尊崇之心。鲁迅对他有过误解，他从不胸怀芥蒂。鲁迅因他开列的书目中有《庄子》、《文选》等书而对他的严厉斥责，事后他虽能安然处之，但随着时转事移，尤其是鲁迅去世以后，现代史上鲁迅的地位的日益崇高，以至其后所达到的登峰造极定于独尊，客观上使他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包袱，以至成为终身之累，促使他在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遭到“灭顶之灾”，从而备历艰难，遍尝悲苦，这可能也是鲁迅所始料不及的。但施蛰存初志不改，其后70年来直至今日，他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或口头上对鲁迅稍涉不敬，而相反他总是给予鲁迅以崇高的评价，要求受教于他的研究生、进修学者或敬重、仰慕他的广大读者，多读鲁迅著作，多发扬鲁迅精神，可见他宅心之忠厚与为人之光明磊落。建国后，上海社会各界于1956年从万国公墓迁移鲁迅灵柩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并在新墓旁侧建立鲁迅纪念馆，他均去瞻拜、参观，并作有《吊鲁迅先生诗》追怀往事，表明心迹。这首长诗情深意茂，气势不凡，一唱三叹，回肠九转，是研究施蛰存与鲁迅关系弥足珍贵的史料，必将长存于天壤间供后人研寻：
　　吊鲁迅先生诗并序
　　余早岁与鲁迅先生偶有龃龉，竟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各别。忽忽二十余年，时移世换，日倒天回，昔之殊途者同归，百虑者一致。独恨前修既往，远迹空存，乔木云颓，神听莫及。丙申十月十四日，国人移先生之灵于虹口公园，余既瞻拜新阡，复睹其遗物，衣巾杖履，若接平生，纸墨笔砚，俨然作者。感怀畴昔，颇不能胜。夫异苔同岑，臭味固自相及。山苞隰树，晨风于焉兴哀，秉毅持刚，公或不移于睚眦，知人论世，余岂敢徇于私曲。三复逡巡，遂怆悢而献吊云：
　　灵均好修姱，九死不违道。渊明矢夙愿，沾衣付一笑。谔谔会稽叟，肝胆古今照。沥血荐轩辕，风起猛虎啸。高文为时作，片言立其要。摧枯放庸音，先路公所导。鸡鸣风雨晦，中夕设庭燎。幽人苦夜长，未接杲日耀。我昔弄柔翰，颇亦承余教。偶或不当意，宫徵成别调。我志在宏文，公意在儒效。青眼忽然白，横眉瞋恶少。朅来二十年，世变如奔瀑。终见天宇净，公志亦既造。井蛙妄测海，转自惜懆。犹期抱贞素，黾勉雪公诮。今日来谒公，灵风动衣帽。樽俎见平生，诗书敦宿好。感旧不胜情，触物有余悼。朝阳在林薄，千秋励寒操。
　　1993年6月29日晚上，在金碧辉煌的上海商城剧院举行了双年度的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盛大颁奖典礼。上海文学艺术奖是上海文学艺术界的最高荣誉奖、政府大奖，施蛰存获得了本届文学艺术奖项中规格最高极为难得的“杰出贡献奖”。1995年4月，施蛰存又荣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授予的敬慰奖和“中国新文学大师”称誉。施蛰存以坚忍不拔的强毅之力，历经磨难终于达到人生的光辉顶点。假若迅翁泉下有知，想必也会粲然一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