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寒梅：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文化心理

　　一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陋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一）直面人性的卑陋与扭曲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1〕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笔触深入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最深处，不仅描绘出在男权文化传统中女性命运的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七巧本不该有欲望，因为“男权主义文化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多少公开地承认男人的性自由。而女人却被限制于婚姻，没被制度与圣旨批准之性行为，对她是一种错失，堕落，挫败与弱点。她应保卫她的德性，她的荣誉”。〔2〕然而可悲的是：“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和季泽相爱”，她捱过了一个个寂寞难耐的日子，“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然而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夏志清在评价《金锁记》时说：“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生命的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3〕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小说描写了旧中国女性的人性在挣扎中汩没扭曲乃至毁灭的悲剧，而她在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赤地之恋》、《秧歌》则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折射出新中国女性人性的另一种缺失。前者描写了参加土改的大学生刘荃与女友黄娟的爱情悲剧。在那个必须完全服膺于政治的年代，为了符合“人民”的愿望，黄娟变成了某干部的情妇，她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人格来换取刘荃生命的安全。对他们而言，人的尊严不复存在，纯洁的爱情也充满了罪恶感。在这里，张爱玲要描写的不只是爱情，更主要的是爱情背后的脆弱人性，更具体地说，是张爱玲企图以中国的政治上获得解放来暗喻人性的陷落。《秧歌》描写了土改以后的农村故事。主人公金根的妻子月香被贫穷与饥饿折磨成一个麻木淡漠、自私冷酷的人。在小姑新婚回娘家、丈夫要求吃干饭的时候，月香不在乎地响应着，结果端上桌的“仍是每天吃的那种薄粥，薄得发青，绳子似的野菜切成一段段，在里面漂浮着”。她并非对小姑没有感情，只是怕小姑婆家误以为他们有得吃。但在“王同志”软硬兼施的逼迫下，月香拿出连丈夫也不知道的私房钱来为军烈属办年货，而他们自己的下一顿饭还不知道在哪里。在饥饿与愤怒的驱使下，被誉为劳动模范的金根带领饥民抢粮仓，知道绝无活路后自行了断，她们的小女儿也在混乱中被活活踩死，最后，月香点燃了存有村民们忍饥挨饿省下的粮食的仓库，并在熊熊大火中追随丈夫和孩子而去。张爱玲写出了在根深蒂固、强大的父权支配下，这些生活在新时代的女性完全迷失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她们不仅主动认命，而且比传统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更勇敢地迎战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一切挑战，甚至表现得比男性更为阳刚、坚毅，从而呈现出无性化或男性化的特征。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4〕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张爱玲塑造了众多的封建遗老遗少型人物形象，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花凋》中的郑先生，《创世纪》中的匡家父子等。他们无所事事，终日沉溺于狂嫖滥赌、抽鸦片、逛窑子。这些人物都是“阴郁的、蹩扭的、女性化”的男人；〔5〕用张爱玲的话则是“贼头贼脑，一点丈夫气也没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或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如《花凋》中的郑先生就是一个在“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此外，张爱玲还塑造了玩世不恭的现代型男性形象，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心经》中的龚海立等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一个喝过洋墨水，想做自己主人的“中国现代人物”。佟振保在情感与理智中的极力挣扎，显示出这一类男人所代表的人性的弱点。小说开头即以一种调侃的口吻点出了人性挣扎中的一种宿命的缺憾：“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粗看起来好象振保没有“得不到的就是好的”的遗憾，但细究文本就会发现，作者描述的是比这种缺憾还要严重的缺憾：每得到一种类型的女人，佟振保都迷失了他自己，都缺失了作自己主人的资格。在法国巴黎与妓女的暧昧关系，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自制力，在获得原始粗俗的快感的同时，他遭遇到更难忘的羞辱。但在以后与其他几个女人交往时，他那道德与功利的准则使他不仅有着“自制力”，而且算计得那么精细，这恰恰又昭示着他人性中的冷酷自私。他爱玫瑰，但理智地认为：“这样的女人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在分手时他遏制着情欲，硬着心肠把玫瑰送回家，在朋友中为自己赢得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形象。与朋友妻子王娇蕊的交往他更是步步为营，小心翼翼。他曾约束自己，想法离开娇蕊，但他终于抵御不住她的诱惑。在发现娇蕊真的爱上了他并与自己的丈夫离婚后，他又恢复了自制力坚决同她分手。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大好前程远比狂热赤诚的情爱重要。不久后在母亲的安排下他娶了文静的孟烟鹂，拥有了别人眼中的体面的家庭，到这个时候，他创造了他自己的世界，而且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但他并未因此而感到幸福，因为妻子让他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不满，他更加感到骚乱不安，他心中永远为玫瑰和娇蕊留着神圣而伤感的一角。于是他开始放纵、堕落最终变得肆无忌惮，他没有办法砸碎他自造的妻儿与自造的家，他只能砸碎他自己。在不断挣扎中，他自造的家庭似乎要破碎了，然而终究没有，因为“第二天起床，佟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他成了他自造世界的奴隶。张爱玲从容然而又一针见血地写出了人性是怎样在挣扎后顿入漫无边际的悲哀的。
　　（二）揭示人生的孤独漂浮感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孤独与寂寞成为她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孤寂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孤独的阴影里。《牛》中的禄兴娘子先是失去了那会吃会做的壮牛和亮晶晶的九成新的银簪子，接着又“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留下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孤单凄清的夜晚。《相见欢》中的伍太太和荀太太，故作惊喜、不厌其烦地叙说着多少年前诸如陈芝麻烂谷子般的往事，企图以无聊的言说来掩盖空虚的内心，排遣内心的孤寂。《多少恨》中的宗豫在家茵人去楼空后，只看见“窗外有许多房屋与尾脊。隔着那灰灰的，嗡嗡的，蠢动着的人海，仿佛有一只船在天涯叫着，凄清的一两声”。那莫须有的船鸣声把遭遇爱情却又失之交臂的宗豫的失落心绪烘托得更为绝望、凄凉。不仅小说如此，张爱玲的散文作品同样弥漫着强烈的孤独感。“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谈音乐》）“风景画里我最喜欢那张《破屋》，是中午的太阳下的一座白房子，有一只独眼样的黑洞洞的窗；从屋顶上往下裂开一条大缝，房子象在那里笑，一震一震笑得要倒了。通到屋子的小路，已经看不大见了，四下里生着高高下下的草，在日光中极淡极淡，一片模糊。那哽噎的日色，使人想起‘长安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阳，汉家陵阙’。可是这里并没有巍峨的过去，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谈画》）无论作为乐器中的“悲旦”的小提琴，还是《破屋》的荒凉与空虚，其实都是张爱玲内心的孤独与荒凉感的主观投射。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影响着张爱玲对于一切事物的观察方式和审美直觉，尤其影响着她的人生观。
　　夏志清教授曾评价说：“一般青年女作家的作品，大多带些顾影自怜的倾向，但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却很少这种倾向，这原因是她能够享受生活，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的动态。”张爱玲对世俗生活诸如吃穿用度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她专门谈论过“穿”，在《更衣记》一文里，张爱玲极琐细地总结中外服装的变迁，从中体味作为一个女人从穿衣之中感受到的愉悦。还多次谈过“吃”，她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写道：“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咯吱咯全是冰屑子。”张爱玲写出了乱世中的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微小乐趣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张爱玲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享乐主义者。艰难的世道让她明白：“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象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
　　也是应当的。”
　　张爱玲的执着现世是执着于对现实的享受，她“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是因为她对于生命的悲剧性本质有着莫名的恐惧与焦虑：“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流言传奇再版序》）张爱玲的“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在她看来，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是黑暗混乱的，“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她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而港战更让她看清了人类的自私、空虚，更让她体会到“人生的飘忽无常”和“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使她眺望到生命终极的虚无。因而张爱玲感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认识人生最终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就像王安忆所说的：“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堕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6〕张爱玲借对日常生活的享受写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沦陷区人们对世俗生活和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以及对享乐稍纵即逝的恐惧，她从精神层面上表达了沦陷区都市居民“好景不长”的肺腑之痛。
　　二
　　张爱玲虚无的人生观与她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缺乏性经验要比丰富性经验蕴含着更丰富的人生况味。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张爱玲是在父爱和母爱稀薄的时空里度过的，父母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亲情，而是旧家规的威严与新时尚的约束，敏感内省的张爱玲心灵自小就刻上落寂的阴影，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这些使她在潜意识中产生对父母和家庭的厌恶甚至敌对情绪，成年以后又遭受了情感和事业上的打击，这些悲剧性生命体验使得张爱玲形成了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持怀疑、否定乃至敌视态度的人格心理。这样一种人世挑剔者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与创作态度。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
　　张爱玲可以说是晚清的中国士大夫文化走向式微与没落之后的最后一个传人，她身上深深地濡染着中国士大夫的乐感文化的历史遗留，“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她的思维自由而舒展，“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演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乐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天才梦》）她有着一种天生的贵族气质，“我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与她同时代的潘柳黛在《记上海几位女作家》中，提到“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都是‘引为殊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但不管张爱玲如何眷恋，她还是感觉出贵族文学已经不可抗拒地走到了尽头。
　　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在失却了身后源远流长的贵族文化背景的支撑后，在充满威胁的现代文明中，张爱玲陷入心理无所依托的尴尬境地。张爱玲是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作家，但对于这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旨在反对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张爱玲以自己的方式作了反思式的回顾。在《五四遗事》一文中，透过热闹繁乱的表象，可以发现“五四”遗事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小说写罗某借“五四”时期提倡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思想，离了双妻，纳了新宠。结果又将离弃的妻子接入家中，享着三位娇妻的“艳福”。在这里，“五四”遗事也变成了封建性遗事，对罗某之流而言，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只不过在原地转了个圈而已，所谓的新人物仍旧拥有着旧思想，生活在旧道德里。张爱玲用讽刺的方式为失落了的“五四”进行辩护，指责这一文化传统的悄然失落。
　　对于强有力的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张爱玲则有意采取了疏离的态度。虽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忧患意识，对于普通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的生存境遇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淋漓尽致的描绘，但她与政治意识形态却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在小说红遍上海滩时，她便对“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的“理论关怀”表示拒绝。她的稍具“政治性”的作品《赤地之恋》、《秧歌》是她对“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作一次文学上的明确拒绝，体现出对文学成为政治时代传声筒的过于沉重的“使命感”的反感和解脱。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对于40年代集体主义的强制规范和50年代的一片颂歌，张爱玲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从而也就避免了人云亦云、急功近利和说教气。因为她深谙人生和文学的本质，安稳的人生却是永恒的人性，也应是文学表现的永恒主题，而飞扬的人生却是暂时的。“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因而她着眼“倾城”下“之恋”，关注无法忍受的日常生活，以及传统道德失落后现代人的欲望、情恋，企图以都市民间文化、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精英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以此张扬五四的个性主义文学精神和启蒙思想。
　　对于西方文化，张爱玲与“五四”文化精英们的顶礼膜拜有所不同。在进行东西方文化对比后，她并不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模式，她敏锐地发现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西方文化在导引人类不断逼近更高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把人类诱入危机四伏的文化困境。
　　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张爱玲对在利益驱动下发动的战争表现出自己的厌恶之情，“人类逐步进化到竞争激烈机械化商业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虽然奔走呼号闹着‘不要打，打不得’，也还是惶惑地一个个被牵进去了”。世界性战争导致的众生的挣扎与灭亡，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她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划。
　　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国辉煌的历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之外就没有别的世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潇洒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看起来像个英国人’，并说‘很遗憾他不是英国人’。”〔7〕即使到了辉煌不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心中仍然残存着种族歧视和殖民意识。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为尼姑，开饭的时候，“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在厅堂里等候”。连一个老得不中用的英国尼姑都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国话”（《连环套》），执意不用英语招呼小狗。张爱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颓废，塑造了范柳原、哥儿达、乔琪升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对英国人冷漠、矜持的“绅士风度”，张爱玲也加以幽默的讽刺，“英国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红玫瑰与白玫瑰》），“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张爱玲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
　　总之，由于对情感、对生活、对世事积淀了太多否定性情绪，张爱玲有着独特的悲观气质。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风雨飘摇，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人性的自私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类文明的衰败灭绝。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虚无与绝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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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3〕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4〕易光。男性关怀：从母性到文化策略〔J〕。文艺评论，1998，（3）：64。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353。
　　〔6〕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N〕。文汇报。20001107。
　　〔7〕摩根。牛津英国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