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民国文学史料探微》序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史”的对象加以研究，如果从1950年5月内地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讲授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算起，已经近六十年过去了。如果再往前追溯，从朱自清先生1929年春末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算起，那就更有长达八十年的历史了。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已建立起一套堪称完整的话语体系和严格的学术规范，换言之，就是“学院派”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力，他们发出的声音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话语。然而，“非学院派”或者可称为非主流派的研究仍然活跃，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更是众声喧哗，成就斐然，眉睫（原名梅杰）的研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现在有些文学博士的学识还不如非专业出身的业余的文学研究者，这种现象很值得关注和分析。眉睫大学本科学的是法律，他的本科学位论文《在法律和文学的边缘》，也已透露了他对文学的爱好和不俗的学术眼光。自2004年起，内地《新文学史料》、《书屋》、《博览群书》、《鲁迅研究月刊》、《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陆续不断出现眉睫的文字，篇幅不长却言之有物。他发掘现代作家佚信佚文，辨析现代文学史实，孜孜不倦，乐此不疲，我注意到了，连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注意到了。
　　眉睫是湖北黄梅人氏，与现代作家废名正好同乡，真要感谢这种巧合，成就了眉睫的废名研究。他在废名母校黄梅一中求学期间，就在该校“废名文学社”出版的《废名文苑精粹》发表研究废名的专题文章。他对本乡前贤废名其人其文其事简直入了迷，坚持数年不辍，查考废名在黄梅的行踪，蒐集废名不同历史时期的佚信佚作，那怕一纸半简也不放过，梳理废名的交游，辨析现代文学史上到底有几位“废名”，评价研究废名的新著等等，都做得很出色。我想尽管近年来内地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废名越来越关注，已形成了不大不小的“废名热”，六卷本《废名集》也已编竣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然而，废名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仍有许多盲区误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眉睫在这方面的努力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有论者根据三四十年代诗人朱英诞所首先提出的“废名及其circle”而命名了一个“废名圈”（参见陈均《废名圈、晚唐诗及另类现代性》），即废名和与其交往受其影响之作家诗人所构成的文人圈或派别，这对深入研究废名和尚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这个北京现代文学文人圈都颇具启发。眉睫显然认同“废名圈”的提法，他也早就着手这方面的探究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2004年，我开始对‘废名圈’的文人进行逐一考察。”他接连撰写了《今人谁识朱英诞》、《记住诗人朱英诞》、《想起被遗忘的诗人石民》、《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朱雯为例》、《叶公超、废名及其他》等等，对废名的老师叶公超、同学梁遇春和石民、受废名影响的朱雯以及与废名亦师亦友的朱英诞等从“废名圈”文人的角度作了查考，虽然还只是初步的、简略的，却已有颇多发现。特别是对石民和朱雯两位在现代文学史上长期被遗忘的作家，眉睫重新提出并加以讨论，确实十分难得。
　　犹记我以前查阅《语丝》、《骆驼草》、《北新》等现代文学刊物时，就注意到石民其人其文，可惜后来未能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翻译家（他是波德莱尔早期译者之一，他翻译的《巴黎之烦恼》是这部世界名著最早的中译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朱雯是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时的同事，更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每次在系里见面，他总是温文尔雅，对我这样刚踏上大学讲坛的青年教师没有一点架子。我早知道朱雯是有名的翻译家，读过他翻译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阿托尔斯泰著）和《西线无战事》（雷马克著），甚至还翻过他三十年代初用“王坟”笔名与罗洪合著的《恋人书简》（原名《从文学到恋爱》）。我曾就鲁迅书信注释的疑难问题向他请益，但直到他去世，一直没有找机会就他本人早期的新文学创作向他求教，现在后悔莫及。眉睫爬梳他们两位早期的文学生涯，探幽抉微，指出石民是“象征诗派骁将”，朱雯是“废名、沈从文的早期传人”，都很有见地。他做了我应做、想做还没来得及做的很有价值的工作，我深感欣慰。
　　不仅仅是“废名圈”文人，眉睫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都有浓厚的兴趣，为寻找这些“失踪者”，发掘这些“失踪者”，他“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直努力不懈。除了废名，眉睫对别位乡先贤也情有所钟，有感于鸳鸯蝴蝶派作家喻血轮“作品虽广为流传，其人却长期尘封于历史”而写下了《喻血轮和他的〈林黛玉日记〉》、《黄梅喻氏家传》诸文，用周详的考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又梳理“大半生在文学和医学之间徘徊”的现代剧作家刘任涛的生平和创作，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电影剧本《和平鸽》的作者。除此之外，眉睫评说现代作家许君远颇具史料价值的北京大学之忆，考释沈从文1948年秋致《中央周刊》主编刘光炎的一封佚信，均能言人所未言。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的《关于“林率”》一文，虽只短短数百字，却把著名剧作家陈麟瑞（笔名林率、石华父等）发表作品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九年，也弥补了拙著《这些人，这些书》重刊考证“林率”旧文未及修正的疏忽。
　　石民、朱雯、朱英诞、喻血轮、丘士珍、许君远、刘任涛、“林率”这一系列名字，不要说大学中文系学子，就是专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恐怕也会感到陌生。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无非是现行的文学史著述从不提及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缺席”或者像眉睫所说的“失踪”于文学史著述，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他们为什么会“失踪”？何以“失踪”了这么久？要不要下大功夫去寻找？又该如何正确地评价？不同的研究者的回答也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他们的作品真的很差或不够水准而无法进入文学史，哪怕只是专题的文学史，还是研究者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自觉或不自觉的加以“遮蔽”？归根结底，文学史应该怎样书写才能更好地全面地“发现和评审优美作品”（夏志清语）？才能既体现学术追求，又彰显个人趣味，不拘一格各显特色？眉睫的工作正是向我们提出了这个严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按照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观点，在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中，历史并非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客体，研究者诠释历史文本的同时也就参与了历史。从这个意义讲，眉睫发掘“文学史失踪者”的工作的意义非同一般。眉睫还年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长途上还会不断有所发现。他应该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继续不受“学院派”种种成规的束缚，更自觉更执着于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更深入地追寻“文学史的失踪者”。我期待并祝愿他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