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道家在养性方面的最高境界是“与道冥符”，合乎天然。这种修养观念是以道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道为万物本源，外在于心而又如恍如惚。人要与之冥符，就必须“心斋”、“坐忘”，做到“无己”。一旦否认了道的客观属性，割断“己”与“道”的联系，意识也就回到自心，从而转到了禅宗佛教的境界。悟道（见性）方式上的这种差别，反映到艺术创作中，就导致道家艺术精神有别于禅宗艺术精神，即它强调心游于物，随物赋形，想像指向心外之道，“以人入天”，把自我消融在自然中。沈从文的创作，尤其是他的湘西题材小说在风格上就充分地体现了道家艺术精神的这一特点。
　　一、向远景凝眸
　　沈从文的创作心态是外倾的，即他的想像没有封闭于“自心”，而是与心外的参照系相联系，反映了道家“定乎内外之分”的思维方式，可谓“外师造化”（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语出张澡的《绘境》。《绘境》不传，仅此两句保留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造化，体现的是道家的观点，它是指自然，而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现实。“道”是绝对化的精神实体，“自然”是道的载体。所以，“外师造化”与一般的写实有区别，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理想。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特点是题材取自生活，形式是朴素的。以人物为例，凡是体现了沈从文理想的生命形态，翠翠、三三、夭夭、阿黑、老船夫、傩送等人，都具有人间性。尤其是写那些小女儿性情上的天真纯粹处，他并不忽略女性所特有的美。这表明，沈从文创作时更多地顾及了心外的生活样式，他力求把印象中的生命处置到一个美的形式中去，而事实上又并没有因此妨碍他在这些故事中宣泄他个人长期受压抑的情感，展现他所神往而现实中往往其实并不存在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情形，正是纯任自然的道家艺术精神的生动体现。
　　沈从文是写景的好手。他笔下的景观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而且在沈从文的观念中，“自然”具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即映衬生命的原色，减少肉的成分，增加灵的气息。四狗和七妹子的姐姐在雨后斜阳的映照下，在四周繁密的虫声和鸣中，唱了一支生命历程中的青春小曲，这并不怎么惹眼，全由于大自然的单纯美化了年轻人的荒唐和近人情处（《雨后》）。《采蕨》、《夫妇》，也莫不是用懒懒的阳光、和煦的春风把青年男女处置到忘情的境界里去。在那样一种自然怀抱中，他们不做一点傻事，反而似乎成了一种罪过。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沈从文坚持自然人性的观点，把这些人都当作自然的一部分来写，人与自然已经融为一体。
　　不过，“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是非起于有别，不平源于差异，道家的“定乎内外之分”，已经埋下了爱憎的种子。沈从文的创作也体现了这一规律。表面看，他写的湘西是一片田园风光，但仔细回味，田园风光里浸透了隐忧甚至悲哀。《阿黑小史》写长辈们用宽厚慈祥的目光，含笑注视着阿黑和五明说一些蠢得不能再蠢的话，做一些傻得不能再傻的事，一切皆笼罩在温暖和谐的氛围中。可到头来，五明成了癫子，阿黑不见了，昔日热闹欢乐的油坊颓败得如同《聊斋》中鬼魂出没的荒庙。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作者没有交待，其实也无须交待，他原不过是要表现人事的无常和命运的难以抗拒罢了。沈从文擅长把童年记忆中的琐事，如逃学、游泳、撒谎、赌博、打架，被老师打手心，被大哥拧着耳朵从河边捉回家去，写得饶有趣味。但从这些童年的趣事中他同样会突然流露出很伤心的情绪来。
　　沈从文常常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播弄人，阴差阳错，造成诸多人事哀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道家观点的表现。庄子《达生》篇云：“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德充符》又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沈从文当然没有庄子那么消极，他总是用抒情的暖和的色调把人生的悲剧性包裹起来，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像黄昏落日那样美丽而忧郁。比如《边城》，命运难以抗拒，幼小的生命失去了呵护，可杨马兵，这个翠翠母亲昔日的情人取代了爷爷的位置，负起了保护孤儿的责任，而离家出走的二佬也还有回来的可能，让翠翠在等待中有一丝暖意。沈从文表现的是隐忧而非剧痛。这也许符合儒家“哀而不伤”的诗教传统，但肯定不违背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人生信条。因为沈从文竭力平息心中的激情，向远景凝眸，对人生悲剧取了一种保持适当距离的姿态，说明他是在朝着道家因顺自然的修养境界看齐的。
　　沈从文的这种情怀，追究起来，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的悲哀，二是人类的爱心。悲哀起于心与物、人与天的分别和对立，让他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爱心则以“忘我”的方式调和了心物、人天的矛盾，弥合了心灵的创痛。他在《卒伍》里写道：“娘你所给我的爱，我却已经把它扩大到爱人类上面去了。我能从你这不需要报酬的慈爱中认识了人生是怎样可怜可悯，我已经学到母亲的方法来爱世界了。”忘我地去爱人类、爱世界，也就是“以人入天”，使人能在失败的事情上不固执，拿得起放得下，悲痛也就由此减轻了它的分量。不过，当14岁的“我”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眼中一定是盈满泪水的，因为那是一种非常顽强而又实在无可奈何的心境！
　　二、自然人性之塔
　　沈从文有意要来宣传他“乡下人”的义利取舍的观点，因而较多地参与了现实生活的进程。但他这种参与，跟儒家的入世精神相去甚远，即他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寻找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是从疏远现实而亲近自然的立场上为现代文明病开出了一副清凉、去火的药剂。他既为“现象”所倾心，又不想明白其中的“道理”；既不缺少德性的美、“责任的愉快”，可又“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因而要反对社会的“一般标准”〔1〕（P179），这种“乡下人”的人生观，很明显又是带有道家色彩的。沈从文特别推崇自然人性，正是他这种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观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他所勾勒的自然人性系统呈现了一个金字塔形状。处在塔尖的是纯情少女翠翠、三三、夭夭等，她们代表圣洁的美，透着神性。第二层是老船夫、傩送、杨马兵，他们在沈从文心目中，具有道德典范的意义，是他所神往的淳厚民风和正直素朴的人格的主要载体。阿黑、五明（《阿黑小史》），四狗、“阿姐”（《雨后》）等，处在第三层。这些人不及翠翠们清纯，可也是自然的儿女，大自然美化了他们的情欲，把他们的心灵提升到了一个纯朴的境界。第四层是会明（《会明》）、老司务长（《灯》）等。这些人有《边城》里老船夫的朴素，可命运已把他们安置到一个更为平凡的环境里去了。他们看去皆已过时，甚至显得滑稽可笑，但他们信守自己的本分，潇洒自在，光明磊落，在平庸呆愚处保留了一份人性的古朴和民风的淳厚。第五层是顺顺、天保等。他们不失美好品性，如重情守诺、仗义疏财、公平讲理，可他们已从自然状态进到了商业化的小镇。顺顺是水码头上的头面人物，身份与老船夫有高下之别，他的关心常常使后者感到不安。天保虽不缺少弟弟的真诚和善良，可他不如傩送纯洁。他爱翠翠，可在爱情里掺了点世俗的计较，表明他的身心已离开了自然的母体。这是一群介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人物，他们保留着乡村的传统，但已受到现代商业文明的熏陶。第六层是水手柏子（们）与跟他相好的妓女（们）。柏子在江上辛苦一个月，挣来的钱和积蓄的精力一夜功夫花在女人身上，从不曾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反而觉得这还“合算”，不仅抵了打牌输钱的损失，还把下一个月的快乐预支了（《柏子》）。而那些做“生意”的妓女也自有她们的“德性”：不相熟的，先交钱再关门，人既相熟，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风俗所系，她们的心灵与肉体似乎奇迹般地分开生意尽管做，低贱的生涯并不辱没其心灵的纯洁。
　　这六类人物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人性系统。越靠近塔底，人数越多，也越接近平凡的底层社会。对这些人物，沈从文的感情是有细微差异的。他觉得最宜相处的是处于第四层的人物，他说，“我总是梦到坐一只小船，在船上打点小牌，骂骂野话，过着兵士的日子。我喜欢同‘会明’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2〕（P8）。这是因为他在这群人中不仅可以获得关怀和爱护，而且可以得到平等和自尊。越往上越具神性，他也越怀着虔诚感动的心情。越往下则越显示出他“乡下人”的固执，因为在他看来，顺顺、天保在人格上当然地远远高出都市里“要礼节不要真实，要常识不要智慧”的精明人，而那些水手和妓女与都市中把爱情当作商品的男女相比，与心存邪念却猥琐得没有勇气、或背地里偷鸡摸狗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的“文明人”相比，也见出他们品性上的直率、真诚和高贵。其实，这个“金字塔”正是在与都市文明的对照中才形成它的整一性的，而一旦成为一个系统，其内在的层次在沈从文看来已失去了高下的区别。如果硬要定出尊卑高下，反见出这人采取了“城里人”的观点，与他“乡下人”的本意相违拗了。
　　李健吾称赞《边城》“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副可口的良药”〔3〕，一语道着了沈从文的高明处。高明就高明在他“不教训”，却无时无刻不在“教训”通过乡村与都市的对照，“宣扬”着他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这一份“乡下人”的固执顽强，又是他“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精神的体现。“无为”是因循自然，可已包含了“无不为”的目的；“无不为”是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为使社会和人生合乎自然之道，包含着更高的目的，因而它又转化为手段。“无为”与“无不为”互相包含，两者都是目的，又都是手段，难以分割。沈从文怀着这样的精神，已经表明他决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对文艺有很强的“功利”考量，只是这不表现在政治上，而是企图用道家式的理想来重铸民族的德性，就像他自己说的：“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2〕（P34）
　　三、“童心”、“生命”和“神性”
　　沈从文的艺术观中有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
　　他不仅透过岁月的距离，在回想中把自己童年的种种“劣迹”诗化，惹人读来哑然失笑，拍案叫绝，而且用童心透视真善美的生命形式，写就了他最为优秀的篇章。翠翠的可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有颗纯净的童心。她受到“冒犯”骂傩送：“悖时砍脑壳的！”骂得二佬很开心。她拉着摆渡客衣角说：“不许走！不许走！”要别人收回钱去，引来了一阵欢笑。尤其是她对爷爷的依恋：“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她放肆地设想离开爷爷让爷爷团团转，实在是由于离不开爷爷。她从爷爷坚定不移的回答中，认定了自己对爷爷的意义，“俨然极认真的想了一下，就说：‘爷爷，我一定不走。’”清冷的碧溪嘴，白塔，渡船，黄狗，祖孙俩相依为命，若说是爷爷的慈爱给了翠翠安全感，那么必是翠翠的乖巧、明慧和天真给了风烛残年的爷爷以人生的意义和活下去的勇气。这一切成全了碧溪嘴，使它成了人们心中的一方净土、一块圣地。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几乎都具有这种品性。10岁的三三看到不相熟的人来她家坝前钓鱼，总说：“不行，这鱼是我家潭里养的。”她的意思是碾坊既是她家的，游到这里来的鱼也成了她家的。母亲喊三三，“三三一面走回来，一面就自己轻轻地说：‘三三不回来了！’”为什么说不回来，不回来又到哪里去，她并不曾认真想过，只是孩子气的依恋罢了（《三三》）。沈从文写童心时见神来之笔，
　　但他的童心世界又是忧郁的。那些清纯少女，如翠翠、三三，包括阿黑，都长在一个残缺的家庭，不是父母双亡，就是缺爹少娘。这与沈从文的趣味有关，他说：“美丽总使人忧愁，可是还受用。”〔4〕（P277）在他看来，凡美好的东西都不容易长存。在这种趣味的背后，显然是一颗忧郁的心灵。沈从文从小瘦弱，14岁去当兵，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辛酸和世态炎凉，气质偏向忧郁，是很自然的。这种气质缺少的是力度，但是从韧劲、同情心和感受力的发达方面得到了补偿。因而，当他孤独地徘徊于故都的街头，需要一方心灵的净土而向故乡的山水风情投去深情一瞥的时候，他的忧郁和企盼就包含在其中，融化在作品里了。这是说，残缺家庭的那种气氛符合他的心境，化成了他作品的情调。翠翠与爷爷、三三与她母亲，彼此对对方的意义，没有别的，就是生命；他们为了对方的生存而生存。那种排除了任何世俗得失考虑的纯净的情感，奇迹般地使一个个残缺而清贫的家庭充满了温馨。这种情调，正是体味着孤独、渴望着母爱般关照的沈从文所神往，而事实上也是他在这些作品里所刻意渲染的。
　　沈从文从不幸的家庭背景中来写童心，有一个隐秘的动机，即为了突出童心在磨难中的美丽。家庭残缺了，生活那么清贫，可孩子依然单纯快乐。她们有了爷爷或妈妈，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玩耍，不知不觉地成长。即使遭受了新的打击，如爷爷死了，但翠翠还拥有她最最无价的财富，谁也夺不去的“未来”。童心，这时就成了纯洁和希望的象征。不过，沈从文心目中的童心，意义还不啻这些。他说：“所有故事都从同一土壤中培养成长，这土壤别名‘童心’。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证实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历史文化即转入停顿，死灭，回复中古时代的黑暗和愚蠢，进而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蒙昧和残暴，使人类倒退回复吃人肉的状态中去。”〔5〕（P248）他如此强调“童心”的重要，显然是想用“童心”把人们引导到充满爱心、超越了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的理想社会中去。以此反观现实，沈从文就不免要发出无奈的喟叹：“共同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由事实继续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5〕（P258）
　　“生命”，是沈从文所遵循的又一个价值准则。“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4〕（P288）生命是天地间的最高律令，自然景物因为能使人感觉到生命的庄严才显得美丽。当然，沈从文所崇尚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中的生命，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优美的，如翠翠；有朝气、舒展粗犷的，通常超越了现代文明的道德，如《旅店》的女老板黑猫为另一类。黑猫年轻俊俏，丈夫死去三年，她独自在荒僻之地经营着旅店，不为任何人所诱惑。可是有一天，她突然起了一种不端的欲望，需要一种圆满健全而带顽固性的攻击，一种蠢的变动和一场暴风雨后的休息。于是她主动暗示大鼻子旅客，生了一个“小黑猫”。沈从文把黑猫的举动看成是生命固有的权利；黑猫超越了金钱和文明社会的道德准则，是生命本身赋予了她这种行为以“善”的意义。
　　萧萧是个童养媳。她与花狗大的事情暴露后，按规矩或沉潭或发卖。伯父可怜她一条命，不主张沉潭。于是婆家人就养着她等买主来。办法既经商定，一家人照样过日子。“丈夫”舍不得“姐姐”走，萧萧也不愿离开，大家对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全莫名其妙。第二年萧萧生下一个儿子，婆家把母子俩照顾得好好的“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萧萧》）。这也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生命是美丽的，在生命的庄严美丽面前，假装的热情，虚伪的恋爱，谦卑谄媚装模作样动辄扬言要自杀这一切文明社会所发明的智慧和以金钱虚名为前提的婚姻，都失去了光彩。沈从文表示要用“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4〕（P266）。正是凭着这种独特的生命观，他来讴歌纯朴，抨击虚伪。
　　“神性”在沈从文心目中，是真善美的极致，是他理想的湘西社会和生命形式的最本质的属性。关于“神性”的观点是他生命观的哲学基础。“乡下人所想的，就正是把自己全个生命押到极危险的注上去，玩一个尽兴”〔1〕（P201），“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象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4〕（P266）。这是说，不计较任何功利得失，让生命在自由奔放的燃烧中迸发出灿烂的光芒；或以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火焰般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一个也烧死；或凭着单纯的信仰，在人生的大海上扬帆远航，去证明那个彼岸的存在。这才是绝对的因顺自然，是神的境界，因而“神即自然”他借人物之口说：“神的意义在我们这里只是‘自然’，一切生成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由他来处置。他常常是合理的，宽容的，美的。人作不到的算是他所作，人作得的是人去作。人类更聪明一点，也永远不妨碍到他的权力。我这里的神并无迷信，他不拒绝知识，他同科学无关。”不过沈从文又认为，神的“庄严与美丽，是需要某种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神仰赖这种条件才能产生，才能增加人生的美丽。缺少了这些条件，神就灭亡”〔6〕。沈从文小说中一切具有神性的人生样式和生命形态，的确都是在牧歌的环境中固守着生命的纯真和美丽的。一旦世俗的观念侵入，在他看来，神就死亡。所以，他常不免发出叹息，“‘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5〕（P2）。他的创作，可以说，主要就是为了抗议这一文明堕落的趋势，使人们在“当前”与“过去”的对照中，看出神性秩序的重建应该从何处着手。表现这一主题的有许多佳作，其中就有《豹子媚金与那羊》。关于《豹子媚金与那羊》，读者多看重它所表达的命运观：本来美满的爱情由于不可捉摸的“偶然”那只羊，酿成了流血的悲剧。但我以为，在“偶然”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一个禁忌，那就是“神性”。豹子与媚金约定当星星出现时去宝石洞相会，可豹子为了寻找那只允诺给媚金的羔羊，反把约会的时间耽搁了，导致媚金以为他负心爽约，在绝望中自刎。豹子的举动看似悖乎常情，可那全是由于他把媚金视若神明，他对媚金的承诺于是成了对神的承诺，因而他非要找到一只世上最完美的纯白羔羊来表明他最神圣的爱不可，然而这又注定了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寻找过程，因此也是通向悲剧的过程。因为任何最完美的事物（羊）总是下一个，不可能在经验的范围内得到实证，所以事实上，豹子从寻找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了他永远找不到那只足以象征他对媚金神圣的爱的羔羊，他必然会以失败告终。就在这无望的迷狂的寻找过程中，爱上升到了抽象的终极的位置，羊反而成了寻找的直接的具体目标；抽象与具体的两相分离，则是一个人的心灵的巨大分裂，是这分裂了的心灵发出的两种矛盾的声音相互的交锋，是它们煎熬人心的绝望的搏斗。豹子最终似乎找到了那只羊，它纯白如雪，正合心意，但“完美”是难的，那只小羊羔负了伤。为了“完美”，他命定要先给羊羔治伤，于是时间耽搁太久了，大错无法挽回地铸就了。人们可以说豹子着了魔，甚至发了疯，但正是在他这种如疯如癫的行为中，包含着他对媚金的无与伦比的爱。如果豹子听从老人的劝告随随便便找一只羊，或者他随意认为那便是一只合格的羊，他本来满可以摆脱心灵的煎熬，畅饮爱情的美酒，但如此一来，他得到的也就只是世俗的爱，不复拥有他所期望的那种神性了。神圣的东西，人不甘轻易下手，神圣的爱，人不会轻易表白，因而神圣的爱总是折磨人的。翠翠的爱情搭进了爷爷的一条命，豹子和媚金为爱而命归黄泉，全因为他们的爱近乎“神”，很难在平凡的世界中存活。
　　豹子与媚金的悲剧初看是由于“偶然”，但只有进一步看到“偶然”背后的这种“必然”，明白这是他们为神圣的爱所付出的代价，才能体会到沈从文改写这个传说的良苦用心，那就是他要树立一座爱回到爱自身的永恒的丰碑，给世人一个警醒，一次震撼。就在作品中，他写到：“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象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钱虚名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东西了。”正是相对于这样的世态人心，豹子与媚金的爱情才格外地呈现出神性的美丽。
　　总而言之，“童心”、“生命”、“神性”这三个范畴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原来都指向“自然”；豹子与媚金的悲剧以及其他不幸的故事，只意味着“回归自然”是难的。老子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曰：“与天为徒”，“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人间世》）这都是强调纯任自然为道德和审美的极致。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
　　四、禀赋、历练与人生智慧
　　沈从文回归自然的倾向，不能排除西方浪漫派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很小。他没有系统地受过现代教育，到北京时连新式标点也不会，那时的“师傅”只是一部《史记》和一本破旧的《圣经》，使他得以从中揣摩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后来去京师图书馆，“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这与其说是在系统学习，不如说他是在翻“社会”这部大书。西方的影响既然不大，道家的影响就相对突出了。但仔细分析，他的道家观点也不是潜心研究所得，而是他基于大自然潜移默化的熏陶所涵养成的一种气质禀赋而从自然中悟得、应付于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沈从文从小是个贪玩的孩子。“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逃学习惯。”逃学被发觉，自然免不了受罚，但“我一面被处罚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记着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接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1〕（P109112）这些自白清楚地表明，是大自然陶冶了他的性格，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趣味倾向于道家的返真归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自然的暗示。
　　同时，作为一个“乡下人”，他在北京的现实处境又促成了这种倾向的发展。他立志用一支笔养活自己，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凭韧劲挺了过来，这韧劲就与他从小所谙熟的水性有关。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七十八章》）水固柔弱，但水滴石穿，能以柔克刚。沈从文那么钟情于水，这除了童年的记忆，恐怕主要就是由于他在水性中悟出了道家智慧而能用之于应付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他的性格温顺且又孤傲，温顺与孤傲的统一便是水性，即“尚柔”、“守雌”、“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哲学。他后来表示：“明白偶然和感情将来在你生命中的种种，说不定还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也就是新的道家思想。”〔4〕（P269）这分明就是他从自己坎坷人生中学来的智慧，是他带着苦笑的经验之谈。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思想”使沈从文在观念上陷入了历史进步与文明堕落的“二律背反”的困惑中，这使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历史观和道德观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评价他小说的得失，必须把握好分寸，关键是要从文学的特点出发。因为从政治的观点看去缺少现实意义的那种乌托邦理想，一旦放到文学的视野中，往往具有了鼓舞人们为永恒的理想而奋斗的神奇魅力。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沈从文用他那支富有表现力的笔描绘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态，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创造了一个“美”的标准，这一切有了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的价值，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先生，你接近我这个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甚至于痛苦难堪，多少总得到一点点。那不会使你堕落的！”〔2〕（P4546）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文集（第9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2〕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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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77。
　　〔5〕沈从文文集（第7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6〕沈从文文集（第4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