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投文：建国后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及其心态

　　一
　　也许是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回避的重要性，在沈从文的著作中，鲁迅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存在。只要我们对沈从文的著作稍加检视，就会发现，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在沈从文著作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所占的篇幅也最大，沈从文对之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最为复杂难解。如果把这些有关鲁迅的文字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多有独到之处。这对于正确地认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是一把有效的钥匙，同时可以借助这种认识去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此类现象相关的深层问题。比较而言，沈从文论及鲁迅的文字主要发表于建国前，其中尤以《鲁迅的战斗》和《学鲁迅》两篇专论最具代表性，最鲜明地表现出沈从文在不同时期对鲁迅不同的两种评价。在发表于1934年的《鲁迅的战斗》一文中，沈从文一反其惯常平和的文风，以激烈的态度彻底否定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不无尖刻的嘲讽。尽管沈从文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一向表示充分的肯定，但对鲁迅杂文的否定也是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基本态度。发表于1947年的《学鲁迅》一文则标志着沈从文对鲁迅评价的重大转变。在这篇纪念文章里，他对鲁迅在学术研究、小说与杂文创作上的贡献都有高度的评价，对鲁迅的人格气度也表示推许，这表明他开始以一种综合性的眼光来看待鲁迅，从而显示出他在认识上的深化。以后他对鲁迅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
　　沈从文在1947年11月发表纪念文章《学鲁迅》和小说《传奇不奇》后，基本上告别了文学创作，建国后则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便转而从事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尽管此后仍有文章问世，但大都是他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间以零星的几篇创作。沈从文是从深心里热爱文学创作的，他也曾有数次重返文坛的机会，但又出于各种考虑而放弃。建国后，沈从文对是否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怀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态，从他当时留下的大量书信来看，他仍在常常思考有关文学的问题，而在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停止创作，他身后留下的那些当时未公开发表的文字，未尝不是他对自己在创作上的一种心理补偿。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也并没有停止，检视他当时的私人通信和其它文字，以及他复出后的演讲和对他人的谈话，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在不少地方论及到鲁迅。
　　有意思的是，建国后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又出现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在1951年9月2日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中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1〕。他在信中谈到应细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马克思或列宁，高尔基或鲁迅，作品中都赋予一种深刻的诗意。这是文化史中极重要的一件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不但“诗意充盈”，而且“真正有思想”，因此，“这个文件经典性，实远比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沈从文在这里破天荒地把鲁迅与革命领袖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并列在一起，如果联系他一贯的文学思想，确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种变化本身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沈从文已把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自觉地纳入到时代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文学思想中极具个性色彩的“异端性”在一定程度上已消隐。他开始用当时普遍提倡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方法来重新评价鲁迅。可贵的是，就总体而言，他并没有完全用政治性来消解文学性，因此，呈现在他视域中的鲁迅仍有其真实的一面，但相对于沈从文过去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也不无倒退。沈从文思想上的矛盾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此信中论及文学问题时，把文学性与政治性纠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让人难于理解的复杂心态。他天真地寻找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中的“深刻的诗意”，并把鲁迅与之类比，总不免给人不伦不类之感。也许他在试图迎合时代前进的要求，但是他对这种当时开始流行的用文学比附政治的技法显然全不在行，因此，这种类比只能使鲁迅被一种要求服务于现实的政治所淹没，不能显示出其文学家的本色。至于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远比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则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位，事实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可比性。这表明来自现实政治的强力冲击，使沈从文已无法坚持其一贯倡导的文学独立原则。“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主旋律，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沈从文关于文学问题的见解上来。
　　沈从文写此信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文艺作品的全国性政治批判运动。沈从文在此信中透露出自己对这场大规模批判运动的感受，因有感于“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甚至少数人还以为这个人是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他由此提倡要认真读鲁迅的文章，认为这种“鲁迅文章好处何在，有些什么文章，也从不仔细认真看过”的现象，是“世人多附和而少认真”的表现，而认真读鲁迅的文章“是一种测验，一种学习”，因此要加以提倡。在这种意义上提倡读鲁迅的文章，显然并不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而是出于以文学服务于政治的需要。这些都表明，沈从文此时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与当时普遍的政治气氛是并无二致的。究其原因，则显然与他在1950年参加10个月的革命大学学习直接相关。尽管沈从文与这种以听政治报告、学习政治文件及写思想汇报等方式，来达到改造思想目的的政治运动格格不入，尽管他对新的社会现实也并不完全理解，甚至在内心里还存在着抵触情绪，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思想改造对沈从文产生的明显影响。他在这期间所写的一份学习小结中，曾表示对“政治高于一切”、“文学艺术必须从属于政治”这些观念的拥护，对此也不能认为是完全违心的政治性表态，应该注意到沈从文真诚地希望试图与新的时代现实保持同步的一面。他的这份小结后来以《我的学习》为名，作为检讨性文章，发表在1951年11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需要说明的是，沈从文的这个小结与此信写于同一时期，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沈从文在高度评价鲁迅时的现实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尽管我们不能忽视现实政治因素对沈从文在评价鲁迅时的影响，但也不能过分夸大这种影响，他并没有忘记从文学角度来审视鲁迅。在1951年11月19日从四川内江致夫人张兆和的长信中，沈从文在谈及自己的创作计划和对文学的一些看法时说：“特别是一种哀悯感，从文学史上看过去的人成就，总是和它形成一种动人的结合。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情形相异而又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生存有了理会。”〔2〕在沈从文看来，哀悯感是构成文学经典的一种重要因素，这也是他用来评价作家的一个重要尺度。他在建国前论及鲁迅时，曾多次指出鲁迅作品中的人生悲悯感及其所蕴涵的深刻的诗意，认为这是鲁迅作品得到盛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他在此信中再一次谈及文学的哀悯感，或说悲悯感，并把鲁迅与之联系起来，并不是他现在才有的观点。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沈从文以往只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特定范围内来审视鲁迅的文学贡献及其地位，现在则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把鲁迅和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相并列，这是此前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尽管沈从文对鲁迅的这种文学定位，并没有超出当时流行的观点，其中也许不无政治性因素的影响，但沈从文是从人生悲悯感这种文学的内在素质切入的，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独到的文学眼光。从此信中还可以隐约看出另一种变化，沈从文建国前一直是以并世同行的身份，以平视的姿态来认识和评价鲁迅的，现在他已似乎放弃这种身份和姿态，像一般读者那样以崇敬的态度来仰视鲁迅。他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不时流露出这一点，这种耐人寻味的变化显然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
　　建国后沈从文极少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提及鲁迅，1957年为《沈从文小说选集》所写的题记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这个选集是沈从文自建国后至复出前唯一得以出版的文学集子，这个集子在当时得以出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沈从文在题记中谈及中外作家对他走上创作道路的影响时，特别指出鲁迅作品对他的重要启示：“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传奇》，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3〕在沈从文论及鲁迅的文字中，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承认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似有值得特别注意之处。尽管沈从文过去曾多次论及到鲁迅乡土题材的小说对其他作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显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与鲁迅联系起来，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他对自身的盲视或回避。鲁迅的乡土题材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种蕴藏深厚的再生性资源，影响及于众多作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就是在鲁迅的这种主导性影响下形成的。检视沈从文同类题材的创作，不难发现鲁迅对他的影响。但也许是鲁迅小说的思想主题和风格形态与自己的作品迥然有别，使沈从文不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创作受到过鲁迅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与鲁迅在文学观念上的冲突及政治立场上的歧异，使沈从文不能坦然地正视这种影响；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使沈从文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和鲁迅严格地区分开来。显然，不管是出于上述哪一种情况，沈从文都不可能道出鲁迅对他的影响。建国后，鲁迅享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任何作家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显然有文学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鲁迅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无可置疑的，长期以来就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和推崇；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主要从政治角度对鲁迅所作的经典性定论和对鲁迅方向的提倡，在建国后作为文艺政策被进一步贯彻到更广泛的文艺实践中。应该看到，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发表《学鲁迅》以来，就有受现实政治潜在影响的一面。建国后，这种影响则日趋外在化，政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尽管沈从文在现实面前不无迷惘，但他还是力图与现实统一步调。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选编〔4〕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打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有研究者通过新旧版本对照阅读后发现，选集中的大多数篇章存在着政治性删改〔5〕。沈从文为选集所写的题记，明显有迎合当时特有的政治氛围而检讨自己创作道路的意味，因此，他在题记中道及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生活逻辑的。从题记结尾部分充斥着的当时特有的政治性语言来看，题记显然带有政治表态的性质，从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隐衷，承认鲁迅对自己的影响，其实也就是承认鲁迅所代表的方向，是表示对文艺政策的衷心拥护。
　　然而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如果把沈从文承认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影响，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性表态，显然也有违沈从文的本意。在沈从文这种政治性表态的后面，仍有其真实心态的流露。我们应该看到，在经历自四十年代以来较长时间痛苦的思想历程后，尤其是建国后思想改造的磨砺，沈从文在某些方面对鲁迅有比他人更深一层的理解，尽管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未能超越时代的主调，但他从来没有教条化地理解鲁迅。他对鲁迅的思想和艺术仍然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论及鲁迅时的中心视点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一贯强调的文学本体，呈现在他视域中的鲁迅，主要是其作为文学家的一面。如果联系到沈从文在建国后的处境，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点。尽管沈从文一再在当时的书信中，表示自己是以“人弃我取”的态度从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但他显然不能忘情于文学，他时常把深心里难以驱遣的寂寞通过极具个人化的文字和书信表达出来。他为小说选集所写的题记，正好给了他一次在建国后极难得的回顾自己创作道路的机会。尽管题记流露出沈从文难以言喻的复杂心态，但在政治性表态的主调下，仍有他发自内心的忠诚表白，因此其中既有感伤的回顾，也有严肃的自剖，同时还有他在回顾自己创作道路时的客观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题记中谈及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固然是对一种客观事实的陈述，其实除在内心深处曲折地表达一种自我肯定外，难得的是仍然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来审视鲁迅，因此能更深刻地洞察到更具有本质意义的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一面，
　　这样也就更能把握到鲁迅在文学史上的重大作用。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无疑显示出沈从文对鲁迅认识的特别之处。
　　二
　　建国后，沈从文几次有过恢复创作这个老本行的想法，尽管最终未能如愿，但他在创作冲动下而留下的一些文字，则可以从中窥见他当时的一些真实想法。写于1959年12月的长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虽也点缀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性语言，但沈从文在揭示自己走上创作道路的时代因素和心理动因上，却仍然是真实可信的。文中涉及到鲁迅在外国文学翻译上的贡献及其对自己的影响。他谈到自己刚开始学习写作时，对“当时正流行的《小说作法》、《新诗作法》等书提出的举例材料和写作规矩方法”，感到莫名其妙，但“以鲁迅先生为首和文学研究会同人为首，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却“增加了我对于小说含义范围广阔的理解和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向往”〔6〕。沈从文早年在湘西地方部队里当差时就接触到为数不少的翻译作品，这对他后来走上创作道路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正是因为自己从翻译作品中得到过对于创作的重要启发，他有感于此，曾多次在文章中谈到过翻译作品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功不可没的作用。沈从文还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在此文中特别提及“鲁迅和其他人对于日本文学的介绍”所作出的成绩和自己从中受到的启发。应该说，他是对此出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的，在这种态度的背后，可以看出他对鲁迅在创作之余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是发自内心的推许。此文是沈从文建国后回顾自己创作道路最详尽，剖析自己思想最深入，表达感情最深沉曲折，文字风格也最具个性化的文章。透过文中点缀的政治性语言，我们不难发现在很多方面与他建国前的文章是一脉相承的，这就使此文显出那么一点“异类”的性质，在当时未免有点犯忌。尽管沈从文希望此文能得以发表，但因它在当时的这种不合时宜而未能如愿。
　　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思想上的不合时宜在建国后始终未能克服，他仍然在思想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特性，这与他力图与现实保持同步的愿望显然有矛盾的一面。这种矛盾同样表现在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上，他在论及鲁迅时仍如建国前一样，有一种复杂的况味。他在1960年秋天给一位安徽读者的信中，表示自己的作品“因为当时既缺少明确阶级立场，思想性即不高，内容且多不大健康”，因此到现在“早已成过时之物，实在不值得再提”，“不宜把那些早已过时作品误人害人”。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在当时特定政治氛围下的言不由衷。他接着表示自己“在新社会里只算得一个挂名作家”，而“作家中真正有大才大识，而又对新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7〕，沈从文在这里对作家的排名，与建国后确立的以鲁迅为首的作家“排行榜”是完全一致的。不管沈从文是否真从心里认同这个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性的，经过净化处理后的作家“排行榜”，根据他对鲁迅向来的认识和评价，可以肯定他对鲁迅居于榜首的位置是并不置疑的，应该说，这反映出他的真实态度。
　　但这似乎仅仅只是问题的一面。沈从文在深心里是一个极为自信的人，尽管他在建国后一再表示自己的作品已经“过时”“落伍”，显然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态度，倒是从话的反面去理解似乎更为合适。沈从文在建国后的书信和其它文字中，常常曲折地表达出对自己作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定位。他有时谈及鲁迅的创作，却有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下，这正是他的苦衷所在。在1959年3月给大哥的信中，他对当时“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感到极为痛心，认为“真可说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他在信中谈到自己刚到北京时，“国内还无‘职业作家’，鲁迅也绝不可能靠写作生活，更想不到将来会有个‘鲁迅博物馆’在白塔寺附近”。但自己凭着“认真努力毫不懈怠”的工作，“却变成了第一批职业作家”〔8〕。按照他晚年复出后更明确的说法，应该是“第一个职业作家，最先的职业作家”〔9〕。沈从文曾多次谈及自己的职业作家身份，对此他是不无自得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谈到这一话题时，同时提及鲁迅，似乎不无比较的意思，这就在言外现出深意。在1972年6月致达英的信中，沈从文谈到自己开始从事写作时，尽管标点符号还使用不灵，却“用当时人所习知的鲁迅成就，和旧俄契诃夫、屠格涅夫，法国的莫泊桑，以及唐人传奇、宋人白话小说成就看齐，而且‘一定要超过他们’作为目标，别的全不过问”〔10〕。鲁迅在当时不仅已经成为最高的和唯一的文学偶像，而且他的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作为政治性文本来阅读的，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但在沈从文看来，鲁迅的文学成就却并非不可超越，这在当时无异于是一种挑战，这就显出他极其难得的胆识和不合时宜的思想。不可否认，他在内心里有敬仰鲁迅的一面。但正是出于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呈现在他视域中的鲁迅，是脱去神圣光环的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这使他有意识地没有迎合时风去神化鲁迅。同时，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显示出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的一面。他通过回顾自己尘封已久的文学道路，把内心郁积的寂寞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宣泄出来。尤其要注意的是，沈从文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由于来自现实政治的强力同化作用，又显示出他思想上芜杂的一面。不难发现，沈从文建国后在思想方式与观念形态上存在着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检视建国后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也是如此。沈从文在1961年7～8月所写的《抽象的抒情》一文中，道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警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11〕沈从文自己就是一个从未停止过思想的人，但在鲁迅这个特别巨大的存在面前，他也许感到有一种力不从心的痛苦和迷惘。
　　尽管沈从文建国后至复出前也公开发表过屈指可数的几篇作品，但几乎都属于应景式文章，已完全失去他惯有的独特风格，倒是他当时的书信和其它未公开发表的文字还有些个人特色和真情实感。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也极少有公开发表的机会，但即使在书信和当时未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也只是偶有涉及，且多为寥寥数语，而这寥寥数语又往往出以极其晦涩的文字，往往给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因此，要探究沈从文对鲁迅的真实态度是不容易的，这就需要注意到他当时的现实处境和特殊心态。总的来看，沈从文这一时期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尽管较之建国前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在某些方面更接近鲁迅的真实面貌，但仍然呈现出复杂难解的矛盾心态。
　　三
　　沈从文在晚年复出后，似乎有意识地与文学保持距离，不仅少有公开发表的文字，而且涉及文学问题的演讲与谈话也不常有。他的所谓“复出文坛”，无非是他作为杰出文学家的身份重新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及其旧作的大量出版。他也许在深心里认为，没有必要用勉强写就的东西和过多的抛头露面来装饰自己，这既反映出他深心里寂寞的一面，也反映出他对自己过去的创作充满自信的一面，同时，也说明他能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面对晚年的盛誉。不过，我们从他为数不多的演讲、谈话及少而又少的文字中，仍然可以发现他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忱和关于文学问题的真知灼见。他在这一时期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也给人以新的启发。
　　沈从文晚年尽管极少谈及其他作家，涉及到鲁迅的地方也只有片言只语，但从中仍可发现他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如果说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沈从文是以仰视的态度来评价鲁迅的，那么现在他又像建国前那样，以并世同行的身份，以平视的姿态来认识和评价鲁迅。这种身份的转换是不无意味的，这不仅表明政治气候的转变，也表明沈从文心态的转变。这使沈从文再没有必要通过政治性的表态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态度，也使他无须再借评价鲁迅来曲折地表达自我，肯定自我。因此，他在谈及鲁迅时就不再有所顾虑，而是出之以真实而坦率的态度。他在1980年6月与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中，既承认鲁迅作品对自己的影响，又承认他不太喜欢鲁迅〔12〕。究及沈从文不太喜欢鲁迅的由来，文学观念上的冲突和政治立场上的歧异无疑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其中人事纠结的影响。沈从文在接受凌宇的访谈时，曾谈及他和鲁迅始终没有见面的原因：“丁玲写信给他，却以为是我的化名。何况不是我写的，即使真是我的化名，也不过是请他代为找份工作，哪值得到处写信骂人。”〔13〕看来直到晚年，他对此事都不能释然于怀。金介甫则认为，除政治上的分歧外，沈从文“跟鲁迅那位疏远的弟弟周作人过于接近，可能这就足以使两人之间不能进一步了解”〔14〕。这种人事上的纠结使两人终生都未能和解，这是令人深思的。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人事上的纠结潜在地影响到沈从文对鲁迅人格气度的评价，在建国前论及鲁迅的文章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在对凌宇的谈话中似也不无流露。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能超越这种偏狭的人事纠结，极其厌恶他人对鲁迅进行无端的人身攻击。他在晚年曾对凌宇谈及苏雪林漫骂鲁迅一事，认为苏雪林“一时恭维鲁迅到了极点，次年又用快邮代电方式，罗列十大罪状申讨鲁迅先生”，“骂鲁迅为什么‘贼’”，是“一切随个人感情用事”，他对这种态度深表不满，认为“批评应当是‘真实’的”〔15〕。这种为鲁迅抱不平的态度，固然表现出沈从文诚朴坚实的乡下人性格和人生信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表现出沈从文在深心里认同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一面，这与他一贯的看法是相一致的。
　　沈从文在复出后少有谈及鲁迅作品的文字，现在能够见到的，似乎只有在1979年10月为《一个传奇的本事》重新发表所写的附记中顺带提及到的一笔。沈从文在附记中谈到自己的作品建国后在大陆因“过时”而遭焚毁，而在台湾则更进一步，“法令中指明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毁外，还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他感叹“这倒是历史上少有的奇闻”，并对这种奇闻出以温和的讽刺：“中国现在有不少研究鲁迅先生的团体，谈起小说成就时，多不忘记把《阿Q正传》举例。若说真正懂得阿Q精神，照我看来，其实还应数台湾方面掌握文化大权的文化官有深刻领会。这种法令的执行，就是最好的证明。”〔16〕沈从文在1931年发表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认为《阿Q正传》是以“诙谐的趣味写成的”〔17〕。而在他看来，“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的”〔18〕，很容易转入低级的谐噱，因此，他对鲁迅的这篇杰作并不表示特别赞赏，他对“阿Q精神”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深的理解。不过，他在附记中用阿Q精神去比附台湾的文化官员，倒是具有一针见血的讽刺效果，似乎表明他在认识上不无变化。鲁迅在建国后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有为此而成立的专门性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的人员不计其数，取得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都表明鲁迅已经成为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经典性作家。应该说，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沈从文在这种“鲁迅现象”面前并在一定程度上是迷失过自己的，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完全归附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大一统思想模式上来，因此，他在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上也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独到的思想。沈从文补写这个附记时，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思想上的顾虑比以往要少得多，因此这个附记不无直抒胸臆的快意，也就更容易见出沈从文思想的真实状况。他在附记中提及鲁迅的文学成就及其研究情况，尽管只是一笔带过，但那种对此淡然处之的心态是不难发现的，似乎可以这样说，他已经获得了一种真实的自信，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另一个巨大的存在，如果深入探究沈从文晚年的真实心态，这也许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测。
　　综观沈从文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不仅建国后较之建国前有重大的变化，而且复出后较之复出前也有重大的变化，前一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后一种变化则是隐含的，不那么容易为人所察觉，似乎可以这么说，是通过沈从文对鲁迅的“无言”表现出来的。尽管沈从文在复出后也有片言只语涉及到鲁迅，但相对于此前他对鲁迅的多次高度评价，则近于“无言”，他确乎在复出后再没有对鲁迅作过那么高的评价。这种“无言”具有深长的意味，从中折射出沈从文复杂难言的心态。朱光潜在沈从文复出时期所写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中说：“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
　　目前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19〕此文在当时之所以引起风波，原因似乎不外有二：一是不该把沈从文的地位抬得那么高；二是不该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视而不见。现在看来，朱光潜的看法虽不无片面性，但他对沈从文的评价却是极有见地的。应该说，这与沈从文深心里的自我定位是相一致的，他在复出后对鲁迅基本上处于“无言”状态，也许与此不无关系。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在目前情况下深化沈从文研究和正确地认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也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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