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发现和提出问题

　　我很有兴趣地读完程光炜、贺桂梅的这两部著作。兴趣既来自于它们所达到的学术水准，部分也来自于它们之间所构成可比较的因素。两部书都是处理“转折”问题的，而且都选择以作家个案的方式，也都带有某种思想史的性质。当然，它们承担的任务并不一样。程光炜考察的是文学大师命名与当代文学秩序建构的关系，即“立法者”如何改造、使用“现代文学”资源。贺桂梅则具体展开“转折”背景下，不同作家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和做出的不同反应，来展示“转折”的复杂性。这两部著作的不同，还表现在“历史观”的差异上。对于“当代文学”与“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之间的关系，对“左翼文学（文化）”的评价，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轨迹的描述，它们有很大的不同。另一点不同是在“文体”上的。程光炜又是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他的叙述有更多的感情色彩，有许多的个人经验直接加入，读起来相当有趣。以这样的文体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这是很有意思的“实验”。
　　相对而言，对这两部书的读法，我更看重这种比较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价值，不仅在各自达到的深度，而且体现在由对比提出的问题上。在今天，认真思考、研究所浮现的不同与差异，比异口同声的一致性，有时候要来得更加重要。
　　那么，这两部著作提出哪些有价值的问题呢？我看到的至少有这样一些。之一是，它们通过有效的研究指出，对于“转折”等文学史问题，不可能只经由“整体描述”的方法来解决。“整体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抗战到“文革”文学的分期方式等）很重要，它们的提出具有很大的意义。但这不能取代对具体过程、事实的深入考察和对历史的全部复杂性的发现。深入历史“现场”是我们现在最该做的工作；其结果，既有可能支持了“整体描述”的合理性，也更有可能暴露这种描述所遮蔽的东西。
　　问题之二，是研究视野问题。这两部书都提出了作者的“历史视野”、思想基点与研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显然，80年代形成的那种对“当代”历史失误的反思，在“转折”研究中的有效性并未失去。但它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四五十年代国际冷战格局，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特殊际遇的思考，以及90年代文化语境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何能内化于观察的视野中？视野的问题还表现在“学科规范”的层面。“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在对待“转折”的问题上是否表现了“学科”区分的不同的问题意识？“专业视野”是否也能构成一种“遮蔽”？赵园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的“不妨承认，关于转折的研究，现代文学界较之当代文学界更少贡献”是否能够成立？还有就是个人经验对研究的“历史视野”的形成起到什么作用？它在历史分析中的局限性和积极意义，如何能够区分，而后分别加以控制与发挥？
　　问题之三，是有关“转折”，有关“当代文学”性质的理解。“转折”是否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进入失误的阶段？“当代文学”的建构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程光炜认为，“传统文化的积累、传播与反省”，“有赖于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而非有赖于城市平民、农民也即民间和平民社会阶层”，“中国现代文学实际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新贵族文学”（《文化的转轨》，第230231页）；在他看来，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失误，正表现在这一“传统”的中断（或受到破坏）。贺桂梅的理解明显与此有异。她的说法是，“当代文学规范并非是一套仅仅依靠暴力得以贯彻、实施的新话语，更重要的是，它是对纠缠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一系列核心问题的现代性‘解答’”。（《转折的时代》，第327页）对“转折”理解的这种差异，现在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问题之四，是研究的范围与空间。他们在作家个案的选取上，都有深入的考虑。各种不同的作家类型得到关注。在具体作家的分析上，又都融入生活道路、物质制度、文学文本等多种因素，使对问题的分析具有立体的空间。当然，“转折”研究在空间、范围上也还存在许多暧昧不明之处。正如赵园先生指出的，在19451949的流动、混融、原有界限变得不确定的时期，“40年代下半期空间界限变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上海、重庆、香港等地的状况怎样，根据地、解放区文学如何向国统区浸润，“文学版图”如何改写，（《研究现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都是留给我们的问题。
　　这两本书所引发的问题，不限于上面提及的这些。这是作者的贡献，是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