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

　　程光炜先生建议我们讨论近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化（转向）。因为工作的关系，对近年来当代文学的论著读过不少，但如果要对“变化”做出有根据的归纳，并无把握，只能就有限的了解谈一点印象。
　　首先，当代文学的关注点好像发生了一些转移。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在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上，采取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政策”：现代文学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当代的则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里包含的信息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文学”还不到进入“史”的描述范围，“经典化”的工作为时尚早。另一则是，“中国当代文学”既有历史考察的方面，也有现状研究、批评的方面。在我的印象里，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学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递交的论文，大多和现时的文学现象有关。那时，没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因素。这几年却有些不同了。召开了专门研讨“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学术会议，有的刊物设置了专栏，一些论著和丛书已出版或正在筹划之中。而在学校里，也纷纷作起“历史”的题目。《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赵树理、《收获》、《文艺报》、“革命历史小说”、“红色小说”、红卫兵诗歌、样板戏，以及延安的文学运动、秧歌剧等等，均成为“热点”。以我的经历说，在这两年，“动员”学生写现状批评、研究的论文，和80年代“动员”学生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是同样困难的事情。粗粗一想，真会发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样的感慨。是这些年“疲软”的文学，已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吗？还是在变化了的、复杂的现实面前，我们已变得迟钝，失去了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做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转移”的“合理性”有多充分？
　　当然，关注当代“历史”，说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所谓当代历史，通常指的是上世纪的50至70年代，也就是“十七年”加上“文革”这30年。对待这段历史，普遍性地存在着两种对立、有时又相混杂的立场。正如戴锦华先生所说，这“被种种的断裂说所切割的前30年，成了一处特定的禁区与弃儿，在种种‘借喻’与‘修辞’间膨胀，又在各色‘官方说法’与沉默不屑间隐没。当代史由是而成了不断被借重并绕过、在众声喧哗之中分外沉寂的时段。”（注：戴锦华《面对当代史》，《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今天，情况已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发现自己既能对种种“借喻”和“修辞”保持警惕，也开始能对“沉默不屑”有所反省了，能够以较为“冷静”、“学理化”的方式来“面对当代史”了。这无论如何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
　　前30年的“当代史”能够进入我们的“视界”，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现今的“学术”已经不是一种皓首穷经的事业，也会有某种和流行文化相类的逻辑，有一个“时尚”的问题。时尚意味着多变，经久已难以不衰。加上“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可以拓展的空间有限（也许并非如此）。这样，寻找开垦不足的“生荒地”就理所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近些年，似乎具备了“有效”谈论这个时期文学的“知识准备”。“欧美思想界近30年来深入反省‘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叙事的思想成果”的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对“现代性”的矛盾、分裂和悖论的形式的论述，便从另一方面“开启认识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门的钥匙”（注：旷新年《现代文学之现代性》，见《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在中国发现历史”（注：〔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现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的努力，其结果是，在现代文学方面，“发现”了众声喧哗、充满魅力“晚清文学”的现代性（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也“发现”了从延安到当代的“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文化先锋运动”（注：唐小兵《再解读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再解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纪80年代所描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陈思和提出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由此出现了分裂。人们认识到，“我们再也难以简单地用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逆流、进步与反动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结算中国的现代文学”（注：旷新年《现代文学之现代性》，见《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整体性”的破损和分解，不仅让“通俗文学”理直气壮地“登堂入室”，让20世纪的“旧体诗”进入“现代”的文学范畴，而且也为“召回”5070年代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们曾因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意识形态宣传品”）和文学性的（非文学）理由，受到轻蔑和放逐。
　　今天，对于“当代”的革命文学，以及对20世纪“左翼文学”（注：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一些文章中，用“左翼文学”的概念来概括现代中国具有某种统一特征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成果。这种做法受到有的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左翼文学”的概念有特定内涵，指的是30年代前期左联时期的革命文学，这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不应将这概念泛化。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尚未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概括方式，只好暂且这样使用。）这一流脉的重新关注，也包含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焦虑的出发点。80年代主张或同情“回到文学自身”的学者，到90年代真诚表达对“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忧虑，就是这方面发出的最早信号。后来，又有对作家要关怀现实的呼吁，有“无产阶级写作”（注：孟繁华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我们或许不应从概念的严密性，而可以从表达的情绪、意向上，来理解其具有的积极意义。）的提出，有对具有批判活力的文学的呼唤，期待“批判的艺术会找到它焕发活力的场所”（注：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地位》，见《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批判的艺术”，也就是质疑“合理化成为观察世界唯一角度”的艺术，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循环”，而是“作家变革自我和变革世界的双重实践”的艺术。在20世纪中国，这种“艺术”在许多时候带有“左翼”的倾向和色彩。因而，在今天，对这种文学的“历史”所作的重新审察，就不完全是一种自恋式的“怀旧”，而具有思考现实问题的动机。这种追索和审察，自然包括这种文学在它的过程中曾有的失误，它的自我损害，和它在当代的“异化”。
　　近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变化是，为了能够“有效”地阐释“当代史”，也为了使“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能尽快进入“学科体制”，研究者的态度和方法出现了明显的调整。“批评”和“研究”的界限被强调。不少研究者都在努力和即兴式、随感式地处理问题的态度保持距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乐意听到的，是“回到历史情景”、“触摸历史”，是“将历史历史化”，是福柯的“还原历史语境的‘知识考古学’”，是陈寅恪的“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是把对象当作客观、独立的对象，把注意力放置在对象内部逻辑的发现；是避免强烈道德判断的加入和对研究方向的支配；是对概念、现象作凝固化、本质化理解，转变为把它们看作是历史构造之物对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这种方法上的变化，可以称做从“外部研究”到侧重“内部研究”，或从“启蒙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偏斜。
　　有的学者指出，在从通才的时代进入专家的时代之后，文学家（包括文学研究者）仍保持某种“特权”：他们“敢于对别人的问题乱插嘴，靠的却恰恰是自己的‘没有方法’”（注：孙歌《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事情确是这样。不过，在当代中国，更加普遍的现象却是，谁都可以对文学和文学研究“乱插嘴”。有一次，作为中央电大当代文学学科“指导小组”成员，我和谢冕先生参加教材审订会。审订的有会计学、市场营销、近代史等课程。讨论时，谢先生和我自然只有洗耳倾听的份。最后轮到讨论当代文学史了，未等我们开口，史学家、会计学家、市场营销学、统计学专家，便纷纷在“我们是外行，说的不一定对”的开场白之后，对作家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等等，发表意见。相比之下，文学教授和研究者是最没有“学问”的了。而当代文学研究者又处于这些混饭吃的人的最底层。他们的“没有方法”，“不严谨”，不仅受到别的学科的学者的怀疑，而且为治古典文学、治现代文学的所轻视。这种尴尬的处境，和摆脱“没有学问”的评价的“焦虑”，推动我们展开了让自己严谨、深刻起来的努力。
　　方法、态度的调整，它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文学问题和文学史研究上，出现了若干有“新意”的成果。至少是，以“当代”为基点的视角和关注方式，与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以现代“经典”为基准的视角和方法，形成了对比，也有可能展开对话。在今天，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已经淡化，研究领域的上溯和延伸已成为普遍现象。不过，这并不单纯是“拓展”的具体方法的不同，在一些情形下，它表现的是视角、“立场”上的差异。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代文学”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已经消亡，在另一些研究者那里仍然存在。不同视角、立场的对比、交锋和可能的互相渗透，肯定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活力。
　　近年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者的心理、态度上说，在有的人那里，则好像是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觉得矛盾重重，对事情常常犹豫不决。记得在1997年，参加谢冕先生组织的“批评家周末”，讨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当时，我说到陷于“矛盾之网”中的困惑，并用了“问题的批评”这一不太符合汉语习惯的说法。后来，写当代文学史，对遇到的问题的感受更加尖锐。1999年春，钱理群先生给我看他的一篇文章。我便在一个纸片上，把这些怀疑和困惑写给他。钱先生写过《丰富的痛苦》，讲述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虽说钱理群对这两个人物都有同情，但在我的印象里，他的禀性中有更多的唐吉诃德的成份：理想主义，浪漫激情，果断，目标明确。所以，当时写这些文字，从“潜意识”上说，大概是希望他能指点迷津。这些文字我没有留存，再见到它们时，是被引在钱先生的文章里。其中说，“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作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而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又是什么？这里有好坏、高低、粗细等等的差异吗？如果不是作为文学史，而是作为文学史，我们对值得写入‘史’的依据又是什么？”“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而且，“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注：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如此等等。（重新读这段话，那些问题依然存在，但谈论问题的方式，包括使用一连串的排比性问句，却有些当时并未意识到的“矫情”）。待到想听钱先生的意见时，他接着却说：“这也正是我也没有想清楚的。”在另一篇文章，他又说，在80年代，自信，毫无顾忌，旗帜鲜明，而现在，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和“疑惑”，“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看起来，不顾一切的唐吉诃德，也变得犹豫不决、矛盾重重了。但钱理群先生说得好，“我们不能等一切想清楚了再去研究和写作。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不断思考与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注：《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他把这种不间断的自我反思，当作一个知识者的品质和必然遭遇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
　　这种种困惑、矛盾，如果仅仅限定在“学科”的范围内，那么，它们可能是：在认识到“文学”的边界和特质的历史流动性之后，今天，文学边界的确立是否必要，又是否可能？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抑制“启蒙主义”式的评判和道德裁决，是否会导致为对象所“同化”，而失去必要的批判能力？文学研究者在逃避“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责难中，向着严谨的科学方法倾斜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放弃鲜活感，和以文学“直觉”方式感知、发现世界的独特力量？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完全以思想史和历史的方式去处理文学现象和文本？而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是否也因此冻结、凝固？
　　几年前，读过孙歌谈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一篇文章，有一段话留下极深的印象。她说，“在一个没有危机感的社会里，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与肤浅”（注：钱理群《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从根本上说，我的矛盾和犹豫不决，与对这一点的体认相关。中国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