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东边日出西边雨

　　注：王安忆写这篇文章之前几个月，于田儿离世，三十三岁。
　　原先，近兴国路口的淮海中路上有一间书店，名字叫“一介书屋”，仅止一个门面，店堂很浅，要比街面低下一格台阶，看起来，像是由昔日的汽车间改造出来。窄小的店门旁边，辟出一角橱窗，陈列两行新书。这样的书店，又是在淮海中路的梢上，过了繁华的闹市，渐入宁静的住宅区，循惯例是很难吸引客流，所以光顾它的大多是回头客，这些回头客又大多成了老板的朋友。
　　老板的名字叫段晓楣，我也是在店里认识的她。段晓楣时常推荐书，有时是用文字写在一块黑板上，有时则是口头传播。卡尔维诺的《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就是她推荐给我的。倘若久买一本书而不得，告诉她，她会专帮你进货。“一介”的书，都是文史哲方面，显然经过严格的挑选，看得出店主的口味。因此，这书店就好像不是交易，而是为了收藏。这样的买卖也是做不长的。
　　有一回，段晓楣向我推荐的是一本非卖品，一本自制的小册子，题目为《狗不是狼》，总共有三篇小说，作者名叫于田儿，是戏剧学院的学生。上海戏剧学院离“一介”很近，那里的老师学生可说是回头客中的主力军，下了课没事，一伸腿就跑过来。“一介”的营业时间很随意，大约午前或午后开门，关门打烊就要视情形而定，来人不走，就一直开着。而这时间的人都有些人来疯，看见人多就赖着不走，巴掌大块地盘，坐都坐不下来，这么挤着站着，说话聊天，许多陌生人就成了熟人。
　　于田儿的三篇小说写的是山东老区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这题材就很令人意外，在她的年纪、经历、成长背景，何以会对那一段历史有热情？要知道，继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新时期文学发轫与发展，肯定与发扬个人价值之后，难免走入偏狭，到了七十年代生人开始写作，文学中的个体性常被当成一种私人化的慨念，于是对自身以外他人的生活渐趋淡漠，从某种方面来说，这样简单的自我书写，也规避了想像力不足的缺陷。所以，时代虽然要负一定责任，但归根结底，还是与天分有关。当写作与发表变得轻松方便的时候，要在大量流通的文字中发现真正的虚构的天赋，其实要比前一个严谨的时代更为不易。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于田儿的小说。故事的清新，叙述的沉着，更可贵的是，感情充沛。小说附了一篇后记，写她带着写好的小说到老干部活动中心，读给他们听，于田儿写到：“我刚读了几句，老人把面前的麻将推倒，对三个牌友说咱们都听听，四个老人都闭着眼睛听我又从头读起。”读完之后，其中一位老太太抹着眼泪走了，留下一句：“以后可别给写文章的人说故事，省得他们胡编乱造，还惹得人心里难过”老太太不经意间说出一个真理，小说就是这么样来的，又是这么样在着了。
　　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得到强烈反响的三篇小说，社会上的命运却不怎么样，屡投屡退，倒不是编辑们的判断力出毛病，更可能是如今杂志社对自然来稿已不存信心。最后只得自己打印自己装钉，东送送，西送送，在朋友间流传。“一介”的书案上，自然也放上几册，这种发行方式倒是与“一介”的性格蛮附合的。读了小说，立即向《上海文学》推荐，当时的主编是蔡翔，他也很喜欢，三篇里挑走两篇，余下一篇给了《作家》杂志社。
　　事过许久，接到了于田儿电话，显然是循于惯常的礼节，来表示感谢。大约事先打好的腹稿，说慢了就会忘记或者说错，所以是急匆匆不及喘气地说出来，大意为单是我写的介绍短文已经比她的小说有质量，她都配不上等等，过度的谦辞也不像是她这样年纪的人，年轻人总是狂傲的。电话结束后，我与她都松了一口气。我很能理解那一种受了人好处的心理压力，不由自主会情怯起来，就觉得出她有意无意的回避。待许多日子过去，在《收获》杂志社周年庆典晚会上，我才第一次看到于田儿。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孩子，穿一袭大红衣裙，小孩子参加大场面，格外隆重的样子。对我自然是紧张的，几乎无从措手足，于是速速走开，以免减低她与同辈人一起的乐趣。
　　这时候，于田儿的写作和发表已经顺利起来，开始进入出版，甚至文学批评的视野。偶尔会浏览一下她的小说，大体印象是不比她的同辈人差，但也未见得更好。其中有一个短篇，名叫《遗忘之后》，写一对男女的情感故事，他们的邂逅就发生在“一介书屋”，第一人称“我”是那个年长男性，可是年轻的女孩“西瓜”却更像是于田儿自己。似乎是这一代写作者无可避免的命运窠臼，总归要蹈入“自我”的小世界。而她的长篇小说《大路千条》，去到遥远的历史中，说来是“大世界”，却又疏离于个人经验，缺乏细节，无论故事还是情绪，都显得空洞了。最初的小说中的光彩平息了，这并不奇怪，处女作往往是并一身之全力，不管不顾喷发出来，自会有一股冲击。一旦进入常规性写作，无意识变有意识，难免受创作的普遍规律拘束，就要等待理性成长，再来激活感性。这是一个略为平淡的时期，可是不着急，一个写作者，需经历多少跌宕起伏，方能获得一点自主性。无论怎样，于田儿的写作，显现出之前不曾有过的镇定，似乎写的时候就知道，发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可从容运笔。这是一个受到承认的年轻人的小小的自得。然而，在此同时，另有一种不安，在渐渐地酝酿起来。
　　“一介书屋”终于关门大吉了。早说过，它这样的生意做不长。在它来到淮海中路西端之前，已经被驱赶过一回。更早些时，是在延安路延安中学隔壁的，市口要比这里好许多，因为校门扩建，不得不往西移。安稳了几年，买书人渐渐认了门，事情又来了。先是高温，树荫稀疏的马路上，柏油几乎要起泡，没有行人路过，骑车人且被上下街沿间的护栏挡住，谁有耐心绕几十米从入口上人行道光顾一个小书店？再是大雨，积水漫下台阶，淹了店堂，几千本书就泡在污水中；然后，淮海路沿街铺面一并上涨租金，“一介”的房东自然也不能落后关门之前，段晓楣四下通知我们这些老主顾兼朋友去到书店“扫货”。我去得最晚，店堂空了大半，“季风”董事会严博飞、何平他们应允收下所有余书，职员们正在打包。段晓楣将她自己的一些藏书送给我，书店有一半是她的书房，店没有了，藏书也没心绪了。这些书都是多年来从各旧书市场搜罗来，它们是《文艺阵地》《新潮》《文学周报》《创造周报》，上海书店的《奔流文艺丛刊》，每一种都不齐全，可是天长日久，总有搜齐的那一日，就像店门外那几株爬墙虎，已经爬满一面墙，如今却戛然而止。架上腾空了，柜门打开着，整个书店好像开膛破肚，有一种东西在分崩离析，溃散开来。
　　于田儿继续写着她的小说，“于田儿”这名字改为“于东田”。有几次在剧院里遇见她，她还是拘谨，但不再躲我。其时，已经本科毕业，留校教学，同时修研。还有几次，我们会在张文江家里遇见。张文江也是一个奇人，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不知是从社科院开始，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起的头，总之，他每周五下午开课，地点就在他家，以“老庄”为主，兼授其他。听课的人除社科院与复旦的研究生外，还有戏剧学院的师生、文学编辑、媒体记者、读书栏目主持人。有一个阶段，一位中医每课必到，还有一个阶段，一位做IT产业的老板也每课必到。座上常会出现完全陌生的人，谁都不认识，是自己听说了摸过来的。有一些年轻人，因为感情问题会来寻求答案，我在折腾调动的时候也一径往他家跑，可是别指望张文江会指点迷津，他都是从形而上出发，以玄对玄。就是这么摸不着头脑，也挡不住人们往那里去。所以，周五这一天，在他家里，遇上什么人都别奇怪。
　　过了这些年，于田儿，或者说于东田，形貌与最初看见时很有了改变。她当然是成熟了，不再是原先那个娇嫩的小姑娘。有一回，她穿了一件茶绿色的长风衣，真是仪态万方。在这雍容的气度里，也能体察到有一种阅历正从她身上走过。她一篇接一篇地写作，忽然冒出来一个《小站》，让人眼睛一亮。《小站》写的是“我”去某地为三伯吕无疾扫墓，这位长辈在动荡的政治生活中落马。贬斥到这偏僻小站度过余生。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遭际差不多，也是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主旨。可是“我”在小站却看到另一番情景，受迫害的愤懑并未留下显著的痕迹，身处异乡也未见得多么凄凉，相反，倒是流传着三伯香艳的绯闻。家族中关于不肖子的风流轶事在此又接续上，而且更有声色，原先被严肃的道统不齿的三伯，在此却受到极大的艳羡。小说的未尾写到“我”乘火车离开小站，看见容颜娇好的女乘务员，于东田写道：“遥想数十年前，吕无疾在同一挂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闪过，他眼前出现的也是如此佳人，一时间，江山入画美人似梦，好不快意。”
　　于东田的天份又回来了，更加烁然。这一篇小说与最初那三篇相比，似乎缺了点厚重感，但是却比较接近于东田自己，就是说更像她。写作者个人的气质，在此显现端倪。这气质，并不是外在于表面，它潜在于深处。像《遗忘之后》那样几乎直接在写自己，倒不一定体现出自己，而写他者的故事，则也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这确乎不完全取决于主观的意志，就好像灵光闪现，尤其是当一个写作者已经上道，却未走远，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摇摆。简直就是捉迷藏，不知道那一道光隐匿在哪一处影地里。可是，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总有一天出现奇迹。当然，在奇迹出现之前，我们还需要忍受平淡的日子。
　　和所有的年轻写作者一样，于东田似乎也一头扎在长篇里。长篇已成为出版市场的支柱产业，需求量极大。而年轻的写作者，先勿论其他，单只年轻这一项，便可夺人眼目。张爱玲“出名要早”的名言，顺风流传，虽然张爱玲本人并不因长篇而出名，可如今这时代就是向你要长篇呢！不仅市场，各项创作资助亦都倾向于长篇写作。如此汹涌澎湃的洪流中，一个年轻人很难保持特立独行。在我看来，于东田并不适合于长篇幅的写作，并且是当她还未有足够把握掌控中短篇的时候。小说多少带有匠作的成份，倘若有技能，哪怕气质不符，也可将就操作一个长篇。尽管写作的高下并不以篇幅长短衡量，俄国的契诃夫一辈子只写中短篇；法国梅里美写过一部长篇，其余都是中短篇；就算是中国当代文学，像刘庆邦，也是以短篇小说安身立命。2010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青年创作会议，于东田的发言，描述了她的困惑。她的困惑是，不知道哪一类题材可进入写作。看得出她对外部现实的关注，不满足于个人经验，这是从创作起始保持至今的初衷，是极可贵的潜质，意味着她有可能拥有较为宽广的格局。同时也看出力不从心，难以从表面深入内里，多是浅尝辄止，在某一个点上稍事停留，便切换到另一个点。越无定夺，越觉紧迫，情绪不免焦虑，思想也变得混乱。可是，这也不要紧，还是那句话，坚持走下去，形势终会明朗起来。
　　生活的某些部分确实在颓圮，比如“一介书屋”已不复存在。但不还有继续在着，或者新生出来的？比如张文江家的课堂，一拨人离开，又有一拨人来到。有时候走在街上，忽然遇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待走过去才想起来，原来是在张文江课上见过。溃散的成份其实总量还在，就像能量守恒的原理。在这样一个迅速转换的时代，要有耐心，也许有一天，那些残砖断瓦重又组合起来，建设成新天地，让我们居住其中。但这又像是和时间赛跑，不知道等得及还是等不及。
　　青创会结束后，于东田要回北京鲁迅文学院继续进修，我问她什么时候动身，她说：王老师北京有什么事交给我好了！就觉出这孩子的伶俐，我真有事呢！过几天，我准备好托带去北京的东西，她也到了登车北上的一日。天下着雨，她跑到我家取东西。这是我与她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说话，她说了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又与我讨论了电影和戏剧，再说些闲话。她已经不怕我了，相处颇为自如。她送我一个礼物，一尊观音像，侧头伏在膝上，形状端庄又有些妩媚。我不懂佛，只是喜欢观音的容颜姿态，于东田说，这是观音觉悟的一瞬，观音身后有一盏烛台，烛光点起，那一瞬间便呈现了。现在，我想的是，你把光亮给了我，你自己用什么照耀黑暗呢？
　　2010年12月24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