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人：《子夜》的“缺点错误”何在

　　《子夜》是茅盾先生最重要的作品。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也主要是由这部长篇小说来支撑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描写股票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子夜》总是觉得很隔膜，仿佛有一种雾一样的东西笼罩在它上面，使人有一种“不清晰”的感觉。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子夜》时，明确要求作者再写一篇后记，说说此书的写作意图。这就是说，从《子夜》出版后，人们就一直不了解这本书的意义何在，也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是一个很奇怪也很罕见的现象。一般说来，一部作品的意义及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即是被视为“晦涩难懂”的鲁迅的作品，其意义和写作意图其实也是很明了的，一看便知。如果一部作品问世后，所有的人，包括出版社的编辑，谁都看不出它的意义，这部作品肯定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子夜》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读到法国作家左拉的长篇小说《金钱》时，发现这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与《子夜》很相似。《金钱》也是以股票交易所为背景，以两个资本家在交易所做投机买卖，互相争斗倾轧为主要情节线。在人物设置方面，《金钱》里面是萨加尔和甘德曼，中间夹着一个两边讨好、双面间谍式的妓女桑多尔夫男爵夫人；《子夜》里边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中间也夹着一个两边讨好、双面间谍式的妓女刘玉英。就连小说的结局也一样：在《金钱》的结尾，萨加尔的投机生意失败了，数千万元资产输得精光，只身逃到国外去了；《子夜》的末尾，吴荪甫也被赵伯韬整垮了，倾家荡产，带着老婆去牯岭避暑了。
　　这是怎么回事？是巧合，还是模仿？这倒是很有趣的事。《金钱》写于19世纪末，《子夜》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时间上有模仿的可能。茅盾先生当然是读过左拉的：“我开始写小说时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一些外国小说。我读得很杂。英国方面，我读最多的，是狄更斯和司各特；法国的是大仲马和莫泊桑、左拉”他还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经热心地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这说明茅盾先生对左拉的作品不仅熟悉，而且崇拜，甚至“爱”上了他。当然，爱上一个作家，不一定要依葫芦画瓢，去模仿他的作品。像茅盾先生那样的大作家，似乎也不应该刻意模仿什么人。但茅盾先生对于模仿却并不嫌恶，甚至很欣赏。《子夜》出版一年后，即一九三四年，他特意写了一篇《论模仿》的文章。他说：“模仿是最初步的学习。人类从原始人进化到现在，有许多的知识是从模仿起源的所以模仿不算怎样坏的！”接着又说：“最不名誉的模仿，一种是生吞活剥的影抄，这譬如商品中的冒牌。又一种便是改头换面的仿造。第三种是东鳞西爪的剽窃。这三者犯在文学作品上，便是致命伤故曰：模仿虽在本质上未必称得怎样坏，而不坏的模仿却几乎少到没有。”茅盾先生一会儿说“模仿不算怎样坏”，一会儿又说“不坏的模仿却几乎少到没有”，那么模仿到底坏不坏，是否可行，就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了。茅盾先生在这篇油腔滑调且似是而非的文章里的观点，实在有点“矛盾”了。
　　然而茅盾先生终于认定，模仿是可行的。他在另一篇《杂谈文学修养》的文章里说：“写了以后，如果觉得跟名著相比有点模仿的样子，那也不要紧”
　　我想，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作家在谈到创作经验时如此看重“模仿”，念念不忘“模仿”。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茅盾先生所谓“人类的进化起源于模仿”也不对。恰恰相反，人类进化的每一步都是源于创造。模仿只是对已有的现象的重复。当人类把石头打磨成工具进行生产之前，谁这样干过呢？没有。这就是创造，不是模仿。如果人类只知道模仿，不懂得创造，恐怕直到现在也没有走出森林，还像猴子那样攀在树杈上啃野果呢！不错，猴子也很聪明，很会模仿，你做什么，它立刻会学着做。然而正因为它只会模仿，跳不出模仿的圈子，所以它永远是个猴子。
　　茅盾先生如此宽容地看待模仿，是否就是宽容他自己？或者是在替他自己的模仿辩解呢？
　　事实就是如此。《子夜》对《金钱》的模仿就是如此的明显：从题材的选择，到人物的设置，从情节的发展，到最终的结局，都如出一辙。按照茅盾先生关于模仿的分类，应属于“改头换面的仿造”。这种模仿就不是“不要紧”，而是要不得的。仍然用茅盾先生的话说，叫做“致命伤”，也是“最不名誉的模仿”。
　　如此说来，《子夜》这部长篇巨著还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看《金钱》有什么意义。左拉在《金钱》的末尾讲了一句名言：“对于金钱所造成的肮脏与罪过的惩戒，为什么要叫金钱来承担呢？那创造生命的爱情，不也一样不纯洁么？”这本书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所造成的肮脏和罪过。人们对金钱的疯狂的追求，一方面使财富增加，物质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的腐化，道德的败坏。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腐朽和不合理造成的。左拉不了解这一点，就作出了上述那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但是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并不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只要真实地反映了某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就够了。在表现资本主义的罪恶这一点上，《金钱》是做得绰绰有余的。
　　《子夜》显然不具有《金钱》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如前所述，自《子夜》出版后，人们对书中涉及的内容以及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一直很迷惑。茅盾先生曾谈到他的写作意图：“《子夜》原来的计划是打算通过农村与城市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但这样大的计划，非当时作者的能力所能胜任，写到后来，只好放弃。”这等于是废话。茅盾先生又谈到他的另一个写作意图，是“通过吴荪甫一伙的终于买办化”，驳斥了当时关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谬论。这个意图同样不存在。关于中国革命应该由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这是1927年以前国共合作期间存在的问题。国民党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工农，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当时共产党立即抛弃了依赖资产阶级的幻想，发动工农暴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从二七年以后，革命与反革命的阵线就分明了，资产阶级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也就不存在“革命是否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问题了，更无须数年后由茅盾先生以一部文学作品来委婉曲折地阐述它。1932年，当茅盾先生忍受着神经衰弱的折磨写作《子夜》时，国民党正在疯狂围剿红军，战场上进行着腥风血雨的殊死搏斗。这时候如果还有人谈论“让资产阶级领导革命”，那不是很可笑吗？茅盾的“写作意图”实在是多余的，过时的，也是很奇怪的。事实上读者也很难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作者的“意图”。他们只是看到了两个资本家在交易所里争斗，一个赢了，一个输了，一个发财了，一个破产了。这种事情与“谁来领导中国革命”有什么相干呢？
　　真实的情况是：《子夜》这部小说，没有任何意义。茅盾先生写这本书，纯粹是为了模仿《金钱》。这就必然导致小说的内容与社会现实的完全脱节，也就难怪读者对其“写作意图”茫然无知了。这种“改头换面的仿造”也必然会使小说在艺术上出现疏漏。茅盾先生也承认，书中关于农民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描写都不好，只有“描写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真实生动”，以至于“半肢瘫痪”。为什么会如此呢？对此茅盾先生又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说法：一会儿说是健康原因，是“夏天的酷热损害了我的健康”；一会儿又说是“写作期间停顿了一下，兴趣降低了，勇气也就小了”；一会儿又说是“照原来的计划范围太大，感觉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一会儿又说是“国民党检查太厉害，假使把革命者方面的活动写得太明显，就不能出版”；一会儿又说是对工人运动不熟悉，仅凭“第二手的材料”，“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材料也很缺乏，结果只好不写。”在这诸多原因中，究竟哪一种原因是真实的，读者又摸不着头脑了。照我们看来，这些原因都不真实，都是托词。我们只要对其中的一个原因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来。
　　茅盾先生说这本书“半肢瘫痪”的原因之一，是“写作期间停顿了一下，兴趣降低了，勇气也就小了”，所以写不好了。但是我们知道，作家创作一部作品，一旦构思成熟，写作期间即使停顿一下，甚至停顿很长时间，都不会影响他的兴趣和勇气，也不会影响作品完成时的质量。譬如，前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创作《静静的顿河》，从1928年到1940年，长达12年时间；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从1930年到1959年，长达29年。而且从1930年开始，这两部作品是交叉创作，停下《静静的顿河》，去写《被开垦的处女地》，然后再去写《静静的顿河》，中间多次停顿。然而这些停顿丝毫没有影响作者的兴趣和勇气，也没有影响作品的质量。肖洛霍夫就是凭这两部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再譬如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创作中篇小说《雪国》，从1935年开始写，到1937年还没有完成，因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创作停下来。直到十年后的1946年，才又开始写作。这种长时间的停顿也没有影响他的兴趣和勇气，没有影响作品的质量。川端康成主要就是凭这部中篇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据茅盾先生说，他创作《子夜》时，也是构思好了的。他说：“本书的写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人物想好，列一个人物表，把他们的性格发展以及连带关系等等都定出来，然后再拟出故事的大纲，把它分章分段，使他们联接呼应。”他又说：“实际上写这本书是在1931年暑假以前开始的。1930年冬整理材料，写下详细大纲，列出人物表，男的、女的、资本家、工人他们各个人的性格、教养以及发展等等，都拟定了。第二步便是按故事一章一章的写下大纲，然后才开始写。”而且到1932年12月就完成了，写作时间前后总共不过一年多，怎么会因为中间的“停顿”而影响“兴趣”和“勇气”，导致“半肢瘫痪”呢？
　　所以说，茅盾先生罗列的这些原因都不真实。而唯一真实的原因，仍然是模仿。茅盾先生是仿照《金钱》写《子夜》的。《金钱》里面完全没有“农民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内容，茅盾先生当然就写不好，只能“放弃”，弄得“半肢瘫痪”了。至于书中关于“资产阶级的部分描写比较真实生动”，也不过是因为有现成的《金钱》可以模仿罢了。现在看来，《子夜》中关于两个资本家在股票交易所中明争暗斗的描写，与《金钱》的情节不是完全一样吗？这一点在本文开头就已经说过。现在我们不妨更仔细地比较一下，看看《子夜》对《金钱》的模仿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金钱》的主人翁萨加尔，是个喜欢冒险，狂热的梦想发财的人，野心勃勃。他成立了一家股份金融机构：“世界银行”，一边把银行的资金投入股市，做投机生意，一边在东方国家修建铁路，开发银矿，要把荒凉的印度半岛变成地上的天堂。他把这些计划都画在了图纸上。“他可以用蒸汽和电气把这地方重新变为可居住的地方。把小亚细亚的位置再变为古老世界的中心，变为联络各大陆自然路线的交叉点。这样赚的钱就不是几百万，而是以几十亿几十亿来计算了。”而《子夜》的主人翁吴荪甫，同样是个野心勃勃，梦想发财的人，也喜欢冒险。书中说：“荪甫的野心是大的。他又富于冒险的精神，硬干的胆力”吴荪甫同样成立了一家股份金融机构：“益中信托公司”，一边把公司的资金投入股市，一边做实业。而且吴荪甫也有一个海市蜃楼式的宏伟规划，并依据这些规划做了一个“草案”，上面写着“几种新企业的计划纺织业，长途汽车，矿山，应用化学工业吴荪甫拿着那草案，一面在看，一面就从那纸上耸起了伟大憧憬的机构来：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乘风破浪，汽车驶过田野”
　　左拉在小说中为萨加尔设计了一个敌人，或者说是竞争对手，甘德曼。这是一个大资本家，实力雄厚，老奸巨滑。两人都想把对方压倒。在小说第三章，他们见过一次面。甘德曼劝萨加尔不要做投机生意，萨加尔不听，定要与甘德曼斗到底。结果一败涂地。
　　茅盾先生在《子夜》中也为吴荪甫设计了一个竞争对手，赵伯韬。这也是一个大资本家，实力雄厚，老奸巨滑。在小说第十七章，他们也见过一次面。赵伯韬要吴荪甫放弃益中公司，转让给他。吴荪甫也拒绝了，要干到底。结果也一败涂地。
　　前面说过，《子夜》和《金钱》里面都有一个双面间谍式的女人，刘玉英和桑多尔夫男爵夫人。这两个女人都是炒股的。她们先是投靠一个资本家，然后又去向另一个资本家献媚，卖身投靠，左右周旋，从中渔利。在《金钱》第九章，当桑多尔夫男爵夫人去投靠另一个资本家甘德曼时，左拉是这样描写的：
　　她更挨近他一点。她用她温和的呼吸，从她全身发出来的细腻而强烈的气味包围着他。但是他仍然很镇静。当男爵夫人表示非求他不可而毫不在意地把她长着蛇一般柔软指头的诱人的小手放在他膝头上的时候，他露出一种阴沉的微笑。他是一个明知自己绝不会受诱惑的男子。他有趣地拿着她的手，然后移开它，点点头表示他的谢意，一如人们拒绝一个无用的礼物一样。他不再浪费时间，开门见山地说：
　　“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子，我也愿意对你好我的美丽的朋友，哪一天你给我带来好点子，我必然也会给你一个好点子。你跑来告诉我别人在干什么，我也把我将要做的事告诉你。这样做好么？喂？”
　　他站起来。她不得不同他一道回到那宽大的房间里去。她完全了解他提出的交换条件，那就是侦探、出卖。但她不愿意回答他。她假装再提慈善奖券的事。至于他，摇晃着他表示乐观的头，仿佛在补充说明他并不在乎什么人对他的帮助，说明那合乎常理的、致命的结果照样会出现，也许稍晚一点罢了。当她最后走了的时候，他又在这个金融资本活动的大厅的特殊的喧嚣中，在交易所的人群、职员们往来奔走的、孙儿们嬉戏的环境中，重新处理起他的工作。他坐在那张狭条桌子旁，尽心竭力地研究他突然产生的一个想法，什么也听不见了。
　　而在《子夜》第十二章，当刘玉英去投靠另一个资本家吴荪甫时，茅盾先生是这样描写的：
　　刘玉英说着就吃吃地笑，脸也蓦地红了。眼波在吴荪甫脸上一溜，却不说下去。
　　“什么话呢？你说！”
　　吴荪甫迟疑地问，看出了刘玉英那笑那眼光都有点怪。他觉得这位女侦探的话太多，而且事已至此，他反倒对于这位女侦探有点怀疑，至少是不敢自信十二分有把握吃得住她。
　　“就是你到我那包定的房间来时用什么称呼？”
　　刘玉英笑定了轻声说。她那乌亮的眼珠满是诱惑的闪光。
　　明白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吴荪甫也笑了一笑。可是他并没感到那强烈的诱惑。他松一口气，站起来很不介意地回答：
　　“我们原是亲戚，我仍旧是表叔！”
　　这么说着，吴荪甫一摆手，就匆匆地走了。他跑出那旅馆，坐进了汽车的时候，这才回味到刘玉英刚才那笑，那脸红，那眼波，那一切的诱惑，他把不住心头一跳。可是他这神思摇惑仅仅一刹那，立刻他的心神立刻转到了老赵和公债。他对那回过脸来请命令的司机喝道：
　　“到交易所去！快！”
　　很明显，两本书关于同一场景的描写几乎完全一样。
　　萨加尔的一败涂地，是由于股市的最后崩盘。之所以崩盘，是由于他的一个同伙德格勒蒙临阵倒戈，没有同他一起做“多头”，反而做了“空头”。而吴荪甫的一败涂地，同样是由于股市的最后崩盘。之所以崩盘，同样是由于他的一个同伙杜竹斋的临阵倒戈，没有同他一起做“空头”，反而做了“多头”。股市的最后一次交易，是小说的结尾部分，也是高潮部分。萨加尔亲临现场，指挥交易。吴荪甫同样亲临现场，指挥交易。交易失败，故事就结束了。《金钱》如此，《子夜》也如此。茅盾先生在模仿这个情节时，除了把“多头”改为“空头”，可以说是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
　　事实上，《子夜》中几个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的设计，都是从《金钱》那里照抄照搬过去的。正是所谓“改头换面的仿造”。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左拉的描写更细腻、周密、扎实，因为他是有感而发，是创作。而茅盾先生是“仿造”，缺乏真情实感，描写就很简单，肤浅。
　　茅盾先生似乎预感到，这种“改头换面的仿造”迟早会暴露出来，于是在1977年重写的后记的末尾，就不无心虚地说：“当然，《子夜》的缺点错误还很多，读者自知，这里就不啰嗦了。”事实上，读者并不知道此书的“缺点错误”。茅盾先生肯定是“自知”的。读者倒是希望他再“罗嗦”几句，把“缺点错误”都说出来，他却打住了，不肯明示。所以，直到他去世之后，也没有人站出来指出《子夜》的“还很多”的“缺点错误”。这本书一直被当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中最完美的作品，受到学术界的吹捧，直到今天！
　　左拉是伟大的。《金钱》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左拉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他的创作热情真如火山喷发一般，汹涌不可遏止。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都像左拉那样写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名著。世界上毕竟只有一个左拉。可是左拉的创作热情从哪儿来的？这不是来自“金钱”，首先是对于社会和艺术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却是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有的。
　　注释：
　　《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6、28页。
　　同上书，第439、440页。
　　同上书，第496、497页。
　　《金钱》，金满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74页。
　　《茅盾论创作》，第63、64页。
　　同上书，第56、60、63、64页。
　　同上书，第60、61页。
　　《金钱》，第83页。
　　《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3、130页。
　　《茅盾论创作》，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