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欧美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题号】J3
　　【复印期号】2002年08期
　　【原文出处】《长江学术》（武汉）2002年01期第136～143页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文系
　　欧洲，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发生在欧洲的近代工业革命、思想启蒙运动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文明进程，也对几百年来世界文明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近代那些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志士仁人在追赶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走向西方，也就是必然的了。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产生过启蒙作用的翻译小说中，欧美文学作品占了极大的比重（据陈平原统计：在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七百九十六种翻译小说中，英国小说占的比例最大，共有二百九十三种。此外依次为法国小说、日本小说、美国小说、俄国小说、德国小说，其余的数量很小。（注：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就传达出当时文学界的主导精神动向。梁启超在一八九八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所表示的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鲁迅在一九八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所列举的榜样也不乏欧美诗人尼采、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裴多菲这些例子都体现了灾难深重年代里中国思想家、文学家欲以西方诗人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精神改造民族劣根性的思想倾向。
　　一
　　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欧美文化思潮，尤其是欧美文化精神中的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广义上也属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一支）、浪漫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文革以后的世纪末文学二十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时代，欧美文化与文学思潮对于广大作家和文学青年总是具有格外强大的吸引力，在这一现象的深处，不难使人感受到现代化情结在中国作家和文学青年心中的强大无比。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歌德、卢梭、雨果、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狄更斯、哈代、惠特曼、福克纳、海明威这些欧美思想家、文学家的作品，成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和文学青年的世纪经典。无论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呐喊，还是歌德狂飙突进的精神，也不论是卢梭回归自然的理想，还是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批判现实的锋芒，都对于中国作家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观的转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品格的建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是现代意识的基本内核，也是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石。对于五四那一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来说，改造中国的民族性，就必须以西方的个性解放精神为旗帜。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对此，他斥之为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周作人也在那篇《人的文学》中强调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此，他提倡像欧洲人那样去发现人的真理，发现妇女、儿童的人格价值。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倡导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在他的心目中，民主主义革命的榜样就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由此可见，五四精神中一个基本的主题是：个性解放。以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主张去改造国民性中的等级观念、奴隶人格、平庸风气，成了这个世纪思想解放的最强音。在文化观念上，个性解放的思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不断深入人心，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在文学观念上，个性解放的思想冲击了传统文艺中的载道说（后来演变为工具论）、程式化（后来演变为三突出），激活了文艺家的创造热情，使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以格外生机勃勃、格外异彩纷呈的新气象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开创了新的纪元。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呐喊到世纪末思想解放运动中个性解放、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其间风云几度变幻，历史的意志终究不可违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文化主题。
　　对于作家们来说，个性解放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表现自我的文学观念得到体现的。这种表现自我的观念又比较集中地显示为两个方面的主题：一是真诚地表达自我的情感不论是愤怒反抗压迫的情感（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虹》、曹禺的《原野》等作品），还是坦诚倾诉内心的情绪（例如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作品），都直抒胸臆，无所顾忌；二是努力地建构个性色彩鲜明的文学审美观念鲁迅的冷峻、郭沫若的热烈、沈从文的朴野、曹禺的感伤、钱钟书的诙谐都卓尔不群，影响深远。经历过文革的浩劫，到了世纪之末的八十年代，尼采热再度风靡中国的思想界、读书界，成为新时期个性解放大潮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朵浪花。尼采那带有强烈叛逆色彩的个性主义，在五四时期，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都成为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萨特热在八十年代的流行也为思想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在文革中的地下文学、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呼唤个性回归的主题是常常与控诉极左思潮的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张抗抗的《爱的权利》都表现了个性在政治灾难中复苏、抗争的感人历程。在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表现自我成为许多青年诗人们认同的新的美学原则。思想界的尼采热、萨特热，小说界呼唤个性回归的创作主题，诗歌界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共同烘托出时代的主题：个性解放。对文革的清算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而告一段落之后，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主题仍然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文化中延伸、高涨。正如一本研究新生代文化品格的书《第四代人》中指出的那样：这一代大学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第四代人逐步确立起主体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负责的价值观。（注：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这种价值观在世俗化的年代里，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在浮躁心态的驱使下，固然产生了极端个人主义之类负面效应，但是，作为当代中国人告别专制年代的根本标志，作为当代中国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命意志、创造力普遍空前高涨的根本标志，这种价值观的深入人心，是中国追赶现代化的必需。
　　尼采的狂放、萨特的激烈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而康德的深沉则别有一番境界。思想家李泽厚在文革结束倾向前夕完成了旨在建构人类主体性的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从康德那儿借来了自我意识、人是目的的思想。后来，他又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等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注：《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对康德哲学的提倡不仅在思想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也在文学界影响巨大。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就因为强调作家的创作应当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强调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注：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第1226页。）而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回应。康德的思想，对当代中国文坛上人道主义的回归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年，郁达夫仰慕卢梭那种信任感情中的自我的浪漫主义精神，认为卢梭的《忏悔录》特一无二、空前绝后，他的作品也以真诚的坦率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与感伤情怀；经历过文革以后，巴金也以卢梭的《忏悔录》激励自己，写出了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反思文革悲剧的思潮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的《忏悔录》。在愤怒控诉文革罪恶的同时，还发出我忏悔的泣血之声，不仅仅体现了一位老作家的真诚胸怀，也开启了这样的时代主题：在个性获得了解放以后，个性如何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控诉是容易的。严格的自审则需要非凡的勇气。由此可见，卢梭的人格是怎样影响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建构的。
　　当年，许多诗人、作家都从西方现代派作家那儿汲取了探索人性、探索艺术创新的灵感。从海派作家施蛰存师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显尼志勒的心理分析小说，到诗人戴望舒、何其芳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艾青从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象征派诗歌中获得了诗情；从诗人卞之琳对西方现代派诗人的一见如故到小说家王统照对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推崇都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开拓新的艺术空间的个性化成果。现代派的创新精神、叛逆情绪、唯美品格，甚至在文革的文化荒漠中，也不曾从中国文学青年的心中消失。对文化荒漠不满的青年们通过地下读书活动，从禁书中找到了表现自我的榜样。在一篇题为《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作者：萧萧）中，有一份记载了对文革中上下求索的一代人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四十本内部读物的书单，其中就有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克茹亚克的《在路上》等欧美现代派名著。（注：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作品（如食指的诗《疯狗》、赵振开的小说《波动》、诗《回答》、顾城的诗《无名的小花》、《生命幻想曲》、岳重的诗《三月与末日》、芒克的诗《十月的献诗》等等）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在精神上的息息相通既是荒诞现实必然催生现代派情绪的证明，也为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几度高涨奠定了基础。从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的崛起、意识流小说的流行到八十年代中先锋小说的繁荣、现代诗的盛极一时，欧美的现代派文艺思潮不仅对当代中国文艺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于改变一代又一代青年的人生观、文学观、审美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个性意识、探索精神、荒诞感、虚无感，都是现代意识的重要内容。
　　个性意识的觉醒与普遍高涨，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精神巨变中最重要的现象。而这种意识的崛起，又主要是经由欧风美雨的洗礼得以完成的。
　　二
　　不过，个性意识的突出并不是欧美文化精神唯一的标志。在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启蒙主义口号中，平等、博爱都具有主张社会正义的内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精神为西方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不公正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法国思想家、作家伏尔泰控诉宗教迫害、为无辜者卡拉辩护的英勇事迹，法国作家左拉为蒙冤的犹太人德雷福斯写出《我控诉》的檄文的壮举，法国作家雨果为反对帝制被迫流亡，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积极为被判罪的公社社员辩护的热血豪情，都曾经激励过中国作家为社会正义而奋斗。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狄更斯、易卜生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是从五四时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们到八十年代主张为民请命的作家们的共同精神导师。茅盾曾经深受狄更斯、莫泊桑、左拉的影响；巴金从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那里学到了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把心交给读者。
　　一直到文革中的苦难岁月里，巴金也在梦里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田汉曾经立志要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曹禺的创作也深受了易卜生、莎士比亚的影响。欧美文学中这股关注现实人生、关注社会问题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家。而巴金在文革后因为发出我忏悔的呼声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而成为当代知识分子良知的一面旗帜，也显示了欧美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延伸。
　　文革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因此，当代人的个人悲剧也常常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当政治灾难将成千成万的平民百姓推入了生存的绝境时，有多少人从司汤达的《红与黑》中找到了知音？许子东在《当代中国青年文学中的三个外来偶像》一文中就描述了一九六六年以后中国纷乱的现实，给保尔式的英雄主义以绝大讽刺和打击（先是学雷锋的标兵纷纷成为保皇派，后来各派红卫兵又都成了社会的处理品），与此同时又给于连式的以恶抗恶的个性主义抗争以合适的温床。后者居然渐占上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人生》）、张辛欣笔下的孟加拉虎（《在同一地平线上》）、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绿化树》）等人物，都具有于连气质（注：许子东：《当代中国青年文学中的三个外来偶像》，《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第5563页。）。《红与黑》引起了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的共鸣，《人生》、《在同一地平线上》、《绿化树》在文坛上激起了热烈的反响，都足以表明：个性抗争的主题在中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作家对小人物反抗社会阴暗现实的悲剧性描写常常比对小人物屈辱地忍受压迫的描写更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因为悲剧性的反抗正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证明。
　　同情弱者，悲悯弱者，为小人物的不幸而呐喊，是贯穿于雨果的《悲惨世界》、莫泊桑的《羊脂球》、巴尔扎克的《农民》、左拉的《小酒店》、狄更斯的《奥利弗退斯特》、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基本主题，也是当代文坛上那数不胜数的为民请命之作的基本主题从卢勇祥的《黑玫瑰》、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那样的伤痕文学到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那样的反思文学到郑义的《远村》、朱小平的《桑树坪纪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那样的知青文学，一直到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那样的下岗文学
　　另一方面，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悲悯在欧美作家笔下也常常与对人性的深刻洞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文化精神中本来就有人性恶的主题。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思潮的高涨，西方作家也写出了许多冷峻观察、分析人性的力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广阔描绘了十九世纪法国的风俗史画面的同时还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并且由此对自然法则加以思索，从而将风俗研究与哲学研究联系了起来（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左拉亦然。他的自然主义理论主张：我们应当像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研究非生物及生理学家研究生物那样，去研究性格、感情、人类和社会现象。（注：左拉：《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他的巨著《卢贡马加尔家族》就是从生理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人的命运的智慧之作。茅盾深受左拉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后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自然主义似乎从中国文坛上销声匿迹了。然而，到了世纪末，在经历了对政治悲剧的控诉与反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文化命运的追寻与探索（寻根文学）、对人生荒诞与虚无意味的表现（新潮文学）以后，对人生生理与病理悲剧的再现（例如八十年代的性文学、新写实小说）在冥冥之中又一次回归文坛。陈思和就指出了新写实小说与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的相通之处王安忆的《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触及了生命遗传之谜，《伏羲伏羲》写出了生殖意识，方方的《风景》有很浓的左拉味道陈思和由此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会出现普遍的关注人的生存问题的现象？为什么这些作家在探索人在现状中生存何以成为可能的同时有意消解了现实与历史的道德价值标准，甚至对改造生存环境的热忱变得冷漠？为什么从为人生向为生存的换旗易帜非但没有激起传统现实主义的愤怒反而得到一片赞扬之声？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回归是当代文化心态的集中体现（注：陈思和：《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钟山》1990年第4期。）。它在显示了世纪末作家苍凉心境的同时也深化了对现实与人性的理解。科学无情。人性中也有无奈的悲凉。
　　一方面，是高举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声张正义，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人性的缺憾、人生的悲哀这是许多西方思想家、作家的思想矛盾和深刻痛苦所在，也是许多中国思想家、作家的真切人生体验。从鲁迅对国民病态的魂灵的针砭、对阿Q、祥林嫂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到老舍在《二马》、《断魂枪》、《老字号》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从胡风对民众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关注，到新时期作家那些暴露民族劣根性的作品（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韩少功的《回声》、《爸爸爸》、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冬天的话题》、莫言的《枯河》、《筑路》、刘震云的《新兵连》、方方的《风景》、余华的《现实一种》），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一直引人注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在五四那一代人和八十年代初作家那里，改造国民性的呐喊还散发出理想主义的热情，那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虚无主义思潮的扩散开来（虚无主义思潮在文坛上的体现主要是新潮文学和新写实小说），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已经渐渐被人性恶的主题取代了。一方面，经过一百年巨变的影响，中国人的民族性（从生活方式到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许多社会问题又昭示我们：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其实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这样，西方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人道主义与怀疑人道主义、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尖锐矛盾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和于无所希望中获救的叹息之间彷徨时；当我们发现，王蒙早年的少共理想在被放逐的年代里也不曾幻灭，到了八十年代初的《布礼》、《风筝飘带》中依然温馨可感，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却渐渐演变为《活动变人形》、《坚硬的稀粥》那样的欧美式冷嘲，再到了九十年代的《恋爱的季节》又缅怀起当年的革命浪漫岁月时（王蒙的心路历程是当代作家在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徘徊、心潮几起几落的典型范例，很值得研究）；当我们还发现，世纪末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张承志一面不断谱写着为人民的颂歌，一面也在《西省暗杀考》中悲叹：刚烈死了。情感死了。正义死了。在《心灵史》中感叹：也许，今天的七百万回民中，至多只有一半人还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注：张承志：《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第5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这时，我们不难发现，在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尖锐矛盾的另一面，是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在冥冥中互补：有理想但不失足于虚妄；敢于面对虚无又不沉溺于彻底绝望。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的复杂情感与他们接受的外国文学的驳杂影响（例如鲁迅的托（尔斯泰）尼（采）思想，王蒙同样喜爱苏联理想主义作家艾特玛托夫和美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而言作家约翰契佛，张承志深受艾特玛托夫与海明威的影响）是一脉相通的。
　　三
　　在研究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时，我们不难注意到两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作家的留学经历对作家文学观念、创作风格的形成有明显的影响。周作人、丰子恺的作品中透出浓郁的日本味，冲淡、细腻；老舍的前期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明显带有英国文学的幽默与讽刺的色彩；巴金的热烈、艾青的忧郁与法国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冯至的深沉、玄远与德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一脉相承；一切都显然有迹可寻。另一方面，更常见的情况是：由于翻译家（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都是翻译家）译书的巨大成就，由于中国人渴望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心理冲动，作家们都没有画地为牢。他们面对世界，博览群书，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由此成就了一番广泛吸收世界文学、建构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大业。英美文学的幽默、法国文学的热烈、德国文学的深沉，还有俄国文学的感伤、日本文学的细腻、印度文学的肃穆在中国作家的胸中、笔下常常融会一体；现实主义的朴素、深刻，浪漫主义的绚丽、玄远，现代主义的奇异、冷峻，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也常常留下了色彩斑斓的印痕。在鲁迅那里，尼采的激烈、果戈理的忧伤、夏目漱石的幽默水乳交融；在巴金那里，卢梭、左拉的真诚、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深沉也融化成一体；郭沫若在创作中将泰戈尔的清新、青年歌德的热烈、惠特曼的豪放熔于一炉；曹禺从易卜生的问题剧、奥尼尔的表现主义戏剧、契诃夫的新型的戏剧艺术那儿汲取了创作的灵感；王蒙因为兼容并包了艾特玛托夫的淳朴、约翰契佛的洗练、伯尔的机智而写出了风格千姿百态的小说；马原将霍桑的神秘、博尔赫斯的睿智、海明威的硬朗融为一体；莫言崇拜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历史感与家园意识；余华敬仰卡夫卡的敏感与锋利、川端康成的细腻与病态天马行空的激情与思维方式，为己所用的独到眼光，别具一格的创造个性，使他们在兼收并蓄中超越了亦步亦趋的模仿，而使自己的创作赋有了驳杂、多变、丰富的品格。这种驳杂性、多变性、丰富性，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突出品格。评论界有一种说法：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是世界文学各种流派的一个试验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许多优秀的中国作家在兼收并蓄世界文学成果的过程中，还努力融入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素养。鲁迅与魏晋文章的影响、周作人对公安派的重新发现、郭沫若与庄子、屈原、李白的遗风、丰子恺与陶渊明、袁宏道、袁枚、白居易的缘分、王蒙、莫言对李商隐的推崇、马原对庄子的景仰都是古典文学传统在冥冥中与世界文学传统沟通、契合的成功范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既建立在兼收并蓄世界（尤其是欧美）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又与现代作家对本民族古典文学传统的重新发现、重新选择、兼收并蓄密不可分。
　　兼收并蓄，意味着广泛的包容和杂糅。在这样的包容与杂糅中，可以产生文学的新质。当中国作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描写中国的生活图景时，他们所触及的中国问题（从改造国民性到新时期文学中十分普遍的反思中国革命的主题）、他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他们所描绘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地域风情，便天然带有了中国特色。从鲁迅笔下的典型人物阿Q到王蒙笔下的倪吾诚、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那样的现代知识分子悲剧典型，从老舍作品中浓郁的京味儿到周立波《山乡巨变》中清新的湖南风味，从张爱玲、白先勇作品中那追摹《红楼梦》遗风的典雅语言到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作品中那继承道家风骨的古朴文风，都显示了现代作家在外国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上下求索、融会贯通的成功努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兼备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特色，再次印证了中国历史学家钱穆揭示过的一条历史定律：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的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能融合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注：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四
　　尽管文革过后，
　　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当代作家并没有因为苍凉心境而放弃人文精神的建构。而在世纪末人文精神的建构中，欧美作家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当代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张承志就从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硬汉子精神那儿汲取了力量（注：张承志：《彼岸的故事》，《小说界》1993年第2期。）。他笔下那一个个特立独行的青年学者形象（如《绿夜》、《大坂》、《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就是他超越于世俗化浪潮、追求崇高的个性理想的心灵证明。另一位代表人物史铁生则从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西绪福斯精神中感悟了超越虚无的智慧，写出了《山顶上的传说》、《命若琴弦》、《礼拜日》、《我与地坛》等感人之作。在《山顶上的传说》中，作家认同了在绝望中苦斗的西绪福斯精神：除去与困苦抗争，除去从抗争中得些欢乐，活着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后来，他又在《随想与反省》一文中引用了英国思想家罗素的话：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的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预言：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注：史铁生：《随想与反省》，《人民文学》1986年第10期。）此外，他还在《答自己问》一文中对尼采的酒神精神作了这样的阐释：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作不尽的游戏（注：史铁生：《答自己问》，《作家》1988年第1期。）。在这些对命运的思考中，史铁生将加缪的存在主义、尼采的酒神精神和罗素的宗教精神熔于一炉，锤炼出坚忍、从容、豁达、崇高的人生信仰，谱写出深沉、华美的文学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张承志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史铁生这样具有宗教情感的作家，在世纪末的文坛上，如同凤毛麟角。更多的作家似乎更乐于宣泄或愤怒、或冷漠、或调侃的世纪末情绪。这种情绪的流行有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首先是文革嘲弄了人们的神圣情感，人们才开始躲避崇高的），然而，当这种情绪强大到使理想主义明显衰落时，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差距就显示了出来。在欧美文坛上，一面悲叹传统的衰亡、美德的沉沦，一面为人类的尊严、文学的崇高而呐喊的作家数不胜数。例如海明威既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也是硬汉子精神的倡导者；福克纳一面为南方传统的沦丧而叹息，另一方面又在诺贝尔领奖台上宣告拒绝人类的末日；萨特在《禁闭》中揭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无情哲理，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继续倡导人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吴尔芙一面努力从事艺术创新，一面在《当代文学》一文中声明我们并不是和古典作家作对；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一面愤怒控诉不讲理时代，一面真诚讴歌了那些坚贞不屈的囚徒，感人地记录了自己灵魂净化的历程；与西方文坛上绝望与希望的双重主题并峙相比，世纪末中国文坛上的世纪末情绪显然浓厚得多。当代中国作家不缺聪明，不缺技巧，但显然普遍缺乏对人道主义理想的信念，缺乏对文学的虔诚。玩世不恭的油滑心态、愤世嫉俗的粗鄙作风，已经严重败坏了当代文学的声誉。这是当代作家应该警惕的。
　　由此可见，个性解放精神、社会批判意识、文学创新活力，是欧美文学给予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最为巨大的文化力量。当代中国作家还应该学习欧美作家对文学的真诚情感、对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