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业军：在无义时代饥渴慕义

　　1、一个约定
　　《兄弟》这样开头：“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
　　刘镇是余华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浙江小城？是他以小城为蓝本臆造出的一个约克纳帕塔法式文学世界？还是从文革走向全面开放的中国的缩影？其实，我们只知道刘镇距离上海较近，不知道它的具体方位，不知道它的地貌、气候，更不知道它的风俗、人情。除了李光头、宋钢、童张关余王等主角，所有刘镇人也被虚化了，被统一命名为“群众”。童张关余王其实只是符号，分别以打铁、缝纫、磨剪刀、拔牙和卖冰棍等典型职业，一同构筑起小城的前现代市井生活。他们本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也属于“群众”。所以，刘镇是一个被拧干了内囊的空壳，一块没有根基的漂流地，一架实验室里组装成的机械。但是，刘镇前“我们”的限定，却大大咧咧、不管不顾地召唤出所有母语读者的心理认同：这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共同的刘镇啊。而且，刘镇的非个性化使得所有被召唤者都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它，并进一步以自身的生命记忆填满、丰润它。于是，刘镇成了“我们”站在新世纪开端，回望四十年来风雨历程的共同的立足点。对于这段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忆方式。但“我们刘镇”的故事毕竟是由余华追述的，“我们”便不得不以余华的方式回到四十年前。所以，《兄弟》是由余华引领的“我们”的一次集体怀旧，一次对于有无数种讲法并已被讲述过无数次的历史的又一次讲述。在踏上这次叙述历程前，“我们”都有一个要求：这必须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冒险，一次除了余华别人不能给予的全新体验。
　　什么样的讲述才能突破想象的惯性，提供别一种可能？余华的做法是“异想天开”。李光头打算花两千万美金，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游览太空。游览太空和李光头这个土财主发生勾连，使小说从一开始就显得“异想天开”。这劈面而来的“异想天开”使余华和读者签下一个约定：我并不是一本正经地讲故事，我所讲的不一定是真理，不一定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一定合乎你们的道德准则，所有想在这里寻找绝对真理，寻找道德训诫的人，你们找错地方了。于是，不到八岁的李光头为什么就不能抱着木头电线杆擦来擦去，得意地大叫：“我性欲上来了”？十四岁的李光头偷看到五个屁股，那四个屁股为什么就不能是“跳楼甩卖价”，林红的屁股为什么就不能是“超五星级”的？文革前夕，灯光球场上的宋凡平为什么就不能飞翔着扣篮，飞翔着一把抱起寡妇李兰？李光头为什么就不能举着结扎病历，忠贞不渝地对林红说：“我既然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也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儿育女”？李光头为什么就不能边静坐示威边捡垃圾，在县政府门前堆起五座破烂大山？在“异想天开”的世界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什么都能找到存身之所，腐朽的成为神奇，明艳的瞬间窳败，粗俗的不再羞愧，高雅的终显鄙陋，想象的花朵于是漫山遍野。
　　不过，“异想天开”并不是指想象毫无节制，漶漫不知所终。想象需要确定的方向。在力度的助推下，想象朝某一方向加速奔跑，一飞冲天。余华的方向是什么？
　　李光头坐在镀金马桶上，想象着自己在太空中漂泊，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不由得心酸落泪，猛然“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明明是想象的、虚幻的太空生涯，却确确实实地使李光头，也使“我们”挣脱开镀金马桶所表征的消费世界，切身地感觉到世界的荒寒和生命的孤寂，从而生发出对于“亲”，对于怀抱和慰藉的渴望。但哪里是“亲”呢？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弟三年前死了，烧成灰装进一个小小的木盒子里。李光头常想：就是一棵小树烧出来的灰也比宋钢的骨灰多啊。比小树还脆弱、虚无的人，怎么能够给另一个脆弱、虚无的人以温暖和慰藉呢？人注定只能“举目无亲”地存在于世界上，这一宿命即便坐上飞船也无法逃离。正是从这种既缥缈又确凿的生命感悟出发，余华开始了他对于这四十年的想象。或者说，余华面对空前驳杂、动荡的四十年，果断地删繁就简，避开一根根枝杈，甚至主干，抓住了在驳杂、动荡的历史之流中呈现得格外触目的生命。《兄弟》是简单的。但是，就在这单一的方向上，余华奔跑得那么恣肆和狂酣。就连那些简单的句式也在不断重复中蕴蓄了无限的弹性，一撒手便直击生命深处。简单原来就是犀利。
　　2、隐喻和戏仿
　　事实是坚硬的石头。你再“异想天开”，也只是逃避事实，石头还搁在那里，硌得你心慌、心疼。单单“异想天开”只能说明你无力把捉事实，是胆怯的，力不从心的。从文革到当下，这四十年发生过多少或狂热或谨严，或冠冕堂皇或斯文扫地的诡异的事实啊。这段历史事实是茂密的热带丛林，每一个闯入者都被奇花、异兽和雾瘴眩惑，迷失了回家的路。这段历史事实还像悠忽间“轻舟已过万重山”，每一位旅人都记不清两岸无数的峰峦。面对这四十年巨变中的事实泥淖，余华怎么绕？又怎么绕得开？
　　不能绕，绕不开，还要提防着不能陷溺，余华想出两种趟过事实泥淖的办法。
　　首先是隐喻。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甫定，异质的器物、制度和文化纷至沓来，与被狂热的共产主义实践僵化了的本土现实相结合，产生出非驴非马的四不象。四不象是生硬的、左支右绌的，矛盾冲突着的诸因子却碰撞出灼目的光华。四不象是毛糙的、庸俗的，却于粗鄙中透露着泼辣、迫人的生机。这是一次光怪陆离的狂欢庆典，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喇叭裤、霹雳舞、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垮掉的一代、新儒学、新启蒙、特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官僚主义，古今中外的来客一起跳啊、唱啊，捠智熳约旱母椿罱凇泵媲抗庖磺斓洌？嗷？隙崮垦衩浴？闳美罟馔反尤毡驹嘶匾淮？？？髯埃？谑牵？拔颐橇跽蛴猩矸萦忻孀拥娜硕即侠罟馔放？吹睦？？髯埃？挥猩矸菝幻孀拥囊泊狭恕薄庑髯靶厍澳诓嗫诖？媳暧腥？蟆上隆髂帷性？？裣碌茸盅？踝骷掖拧叭？骸蔽髯埃？允？嗽虼稀按恕蔽髯啊轿晃暮澜滞废嘤觯？踝骷椅剩骸敖？从泻问？鳎俊闭允？怂担骸敖？垂顾忌模？饽坑辛耍？小段以诿览龅牧跽颉贰！闭允？宋剩骸敖？从泻味唐？担俊绷踝骷宜担骸敖？垂顾汲？盗耍？饽恳灿辛耍？小短炷？隆贰！闭獬馄魑铩？魏臀难谝宦？睦？？髯澳志纾？？？髁思？瓜延？蔚男老酆凸擞白粤？淖员啊？？谝簧淼募娇航？陌耸？甏？
　　其次是戏仿。现代社会最大的狡计就是数学的全方位统治。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汤玛士葛擂硬宣称自己的人生准则是：“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他口袋里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分量和数量，因为，人性“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但是，数学“不承认人的一切，它既不要ridere（欢笑），又不要lugere（悲哀），也不要detestari（诅咒），只需要斯宾诺莎称之为intelligere（思辨）那个东西”。1于是，反抗数学成了纤敏的现代人最绝望的战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痛苦嚎叫：“可是无论二乘二怎样变成四，我的意志还是我的意志啊。”数学是一堵冰冷的墙，“地下室人”撞得头破血流。但是，撞墙须以承认墙的存在为前提。在墙的逻辑内反抗墙，怎么会不被撞得头破血流呢？面对数学这堵墙，余华不去撞，而是假模假样地服膺它，得心应手地运用它。他一本正经地数算着，李光头对准刘作家脸上揍了二十八记重拳，把他揍成了车祸受害者；李光头厂长手下有两个瘸子、三个傻子、四个瞎子、五个聋子共十四个兵；林红给宋钢写了张纸条，七行八十三个字，十三个标点，里面用五十一个字臭骂李光头，剩下的三十二个字要求宋钢晚八点约会；十万群众争看处美女大赛，就有十万张嘴吐出二氧化碳，其中五千张嘴吐出带着口臭的二氧化碳，就有二十万个胳肢窝，其中六千个是狐臭型胳肢窝，就有十个屁眼，其中起码有七千个放屁了，有些放了不止一个。一记拳、一个字、一个屁都计算得如此精确，余华真是数学精神彻底凯旋的理性时代的骄子啊。但是，愚蠢的理性时代上当了，二十八记和二十九记重拳有什么区别，这二十八记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屁怎么可能精确计算，即便精确计算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数学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根本就建立在虚空之上。就这样，余华“扛着红旗反红旗”，煞有介事地戏仿着数学精神，在一片幸灾乐祸的笑声中揭穿了这堵墙的空洞。这堵墙既是空洞的，那么建基于墙上的现代社会就一定是荒诞不经的。余华手指轻轻一推，四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洋洋自得的历史便轰然坍塌。
　　趟过了事实泥淖，余华给我们建构出一个什么样的四十年呢？
　　3、屁股
　　由李光头坐在镀金马桶上“异想天开”打开故事后，余华基本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来讲故事。但他不惜打破情节锁链，单单把十四岁的李光头在公共厕所偷看女人屁股被抓的情节提到小说开头。他津津有味地描述着从前可供偷窥的公共厕所的构造，和李光头一起心荡神驰地端详五个排泄中的屁股：“一个小屁股，一个胖屁股，两个瘦屁股和一个不瘦不胖的屁股，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就像是挂在肉铺里的五块猪肉。那个胖屁股像是新鲜的猪肉，两个瘦屁股像是腌过的咸肉，那个小屁股不值一提，李光头喜欢的是那个不瘦不胖的屁股”不仅如此，他还让赵诗人、刘作家押着李光头绕着刘镇游行了一圈又一圈，让他们对李光头的流氓行径威风凛凛地控诉、不厌其烦地解说了一遍又一遍。他甚至让李光头靠出卖林红屁股的秘密，半年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整个刘镇都沉浸在隐秘的冲动中，屁股引爆了刘镇的狂欢节。余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本能造反逻各斯？是商业化写作的典型症候？
　　余华在《兄弟后记》中说，文革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在我们的印象中，中世纪确是愚昧的、禁欲的，黑色的人们狂热地争论着一个针尖上究竟能站住几个天使的问题。但是，巴赫金研究过《巨人传》后宣称：“中世纪的人同样地参预两种生活官方的和狂欢节的生活，同样地从两个角度虔敬严肃的和诙谐的角度看待世界。”1狂欢节的狂潮不由分说地冲走官方的禁忌、屏障，打碎高下尊卑的藩篱，一任欲望、激情汹涌澎湃。中世纪竟是无羁无绊的。同样，余华把屁股的狂欢节放在文革故事的开端，用屁股的秘密击倒那个时代最大的阳谋，用本能驱走远大的理想和激越的口号。猥亵的竟是自由的，粗俗的竟是平等的，禁忌的竟是开放的，欲望的集体发泄竟开启出一片乌托邦的世界。文革于是在余华的想象中翻转出不可思议的另一面。当然，这一切同样出乎余华本人预料，文学的魅力就是如此无穷。
　　狂欢化文革激动着每一个人的本能，嗾使男女老少、士农工商迫不及待地扯掉面具，纵身跃入舞池。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启齿的，于是，革命成了本能宣泄的主要方式。在刘镇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游行队伍中，童铁匠成了见义勇为的革命铁匠，余拔牙要做爱憎分明的革命牙医，关剪刀磨出锋芒毕露的革命剪刀，王冰棍叫卖永不融化的革命冰棍，张裁缝给阶级敌人做出最破最烂的裹尸布。革命，革革命，一革到底。大家争先恐后地革命，竞相触摸革命的极限，享受着革命的晕眩和颤栗。革命最辉煌、壮大的场景，就是宋凡平站在桥上挥舞“我们刘镇最大的红旗”，红旗被风吹得像鞭炮似的噼啪作响，人群跟着山呼海啸，口号就像隆隆的炮声。在铺天盖地的革命快感中，就连宋钢也红光满面，伸长脖子闭着眼拼命喊叫。李光头惊喜万分，推着宋钢说：“你也有性欲啦？”性爱和革命在欲望狂潮中相交相融，相激相荡，二合为一。文革原来是一场超长的性爱。
　　欲望无挂碍的释放中，重要的是“革”这一动作的无限制反复，“革”谁的“命”就无关紧要了。或者说，本能的满足必须以无数的“命”被“革”为代价，血肉长河是本能极速滑行最光鲜、平整的轨道。于是，革命旗手宋凡平也成了被“革”的“命”。而且，这个“命”是那么的庄严、高大，“革”起来就更过瘾、欢畅。红袖章们用木棍疯狂地抽打宋凡平，木棍打断了，就将断了茬的木棍刺刀一样捅向宋凡平，“宋凡平身体像是漏了似的到处喷出了鲜血”。宋凡平一动不动了，他们还忘情地用脚踢，用脚踩，用脚蹬。直到苏妈说了一句：“人可能都死了”他们才收住踢伤了的脚，
　　擦擦汗水，一拐一瘸地凯旋而去。这是高潮后略带疲惫的惬意，激奋过度后隐隐的阑珊。等疲惫消退，欲望重又鼓胀，身体再次饥渴，红袖章又扑向下一条“命”。红袖章死死摁住孙伟，理发推子深深插进他的颈部，“动脉里的血喷射出来，足足有两米多高”。孙伟父亲不堪丧子之痛和红袖章花样百出的折磨，使出所有力气，把铁钉一下子砸进自己脑袋。难怪苏妈想：“人怎么会这样狠毒啊！”本能原来如此嗜血，无牵绊展露的人心原来如此邪恶，狂欢精神中原来也会跳出魔鬼。文革就是邪恶最聚集的展台。余华还是那个冷酷的牙医，猛然击穿人性的盲目和恶毒。
　　但是，牙医一钳子就能拔出蛀蚀的牙齿，恶在本能，在人心，余华又如何拔除呢？
　　4、处美女大赛
　　历史好写，现实难描。时间的迷离使我们可以在历史剥蚀、朽烂的脸上随心所欲地涂脂抹粉。时间的切近使我们饱蘸浓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下笔来勾画现实，因为现实层出不穷的面相窒息了我们的想象，更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参与者、见证人，一点点偏离便会被指认为扭曲和荒谬。于是，作家往往乐意追述历史，不管什么正史、野史、戏说还是大话，而不愿描绘自己所处身的现实，现实面前大家注定心力涣散、捉襟见肘。余华也钟情于历史，只有把时间推得远远的，福贵、许三观才能被点燃，一唱三叹地诉说生命亘古不变的疼痛和欢欣。但是，这一次余华给自己下达了强攻现实的死命令。他能够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吗？
　　在余华看来，现在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余华不为“万象”所惑，果断择取欲望作为强攻现实的突破口，屁股引爆的狂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风火火地蔓延至当下。
　　为了触目地标识出欲望对现实的统摄，余华根据当下林林总总的选秀活动，杜撰出一场盛大的处美女大赛。处美女大赛是荒诞不经的，只有一点蛛丝马迹般的真实可寻。余华越过真实性疆界，并不是想逃避真实，以免和现实正面交火，而是想更准确地把握它，更明晰地剖析它。真实往往在荒诞之镜中映现，在明火执仗的寻找中逃离。
　　文革时期，人们明修革命的栈道，暗渡欲望宣泄的陈仓，本能只能以被压抑的方式达成。到了当下，意识形态的遮羞布被一把摘除，曾被破布包裹着的身体无比骄傲地伸展于天地间，无比欢欣地扭行于众目睽睽中。用尼采的话说，就是身体成了我们的准绳，成了我们最实在的拥有和最可靠的存在。身体的忸怩作态勾引起欲火。人们根本无须掩饰喷涌火势，尽可以大声呼喊出快感和焦躁。身体主义最经典的出演就是选美大赛。我们刘镇的选美大赛中，三千身穿比基尼的美女一字长蛇阵排开，挺胸、扭腰、微笑、眼含深情，接受敞篷轿车、卡车、拖拉机上五千双男性目光贪婪、灼灼的盯视。美女隆起的胸，浑圆的臀，裸露的肚脐，成为最惹火的景观，成为男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身体才是我们刘镇的宗教。
　　更重要的是，美女是指处美女。这里的“处”不是指贞操，贞操所表征的纯洁、干净早就被当作封建意识余孽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而是指第一次，新鲜的，从未被人染指的。身体主义时代，极度放恣之后人们欲望衰竭，本能萎靡，亟需新奇的刺激重又鼓荡起欲望火焰。于是，处美女就成了困倦的眼中晃动着的一抹最艳丽的红，就像倦游的人们向往着人迹未至的极地、雪域或高原。处美女只是作为“处”美女被消费的。当“处”被消费罄尽后，人造处女膜买卖便应运而生。我们甚至可以把人造处女膜买卖当作主题公园、人工景点、言情剧等身体主义时代典型消费的代表。我们明明知道一切都是精心构造的，知道构造还分国产和进口的，就像周游卖的处女膜分孟姜女牌和圣女贞德牌两种，但我们仍旧煞有介事地在这些典型消费中寻觅着刺激和感动。当然，这种寻觅无异于饮鸩止渴，我们很快会更空洞和失落。但是，除了人造处女膜，我们还能拥有什么？还有什么能够再一次煽动起我们的欲望，使我们激动、燃烧？欲望的狂欢原来就是欲望的末路。
　　小说中欲望最强烈的是李光头。“李光头不仅睡了我们刘镇的女人，还睡了全国各地的女人，睡了港澳台及海外侨胞的女人，就是外国女人他也睡过十多个。”睡了这么多女人，李光头觉得都是白睡，不如自己跟自己睡，因为她们都不是处女。于是，他组织处美女大赛，和处美女睡觉，用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处女膜。但是，再先进的仪器又有什么用呢？这些处美女都是组装或散装处美女。这时，唯一能使李光头欲望勃发的就是对伦理的颠覆、对禁忌的突破了。于是，他找到了兄弟宋钢的老婆林红。正是这乱伦的激情使他们一次又一次颠鸾倒凤，也正是这乱伦的激情把宋钢推向了死神之手。当宋钢的死讯传来，他们一下子看清自己是荡夫淫娃，并意识到：“我肯定会有报应。”欲望的狂欢，本能无休止的索求，原来会带来报应的原罪。余华用荒诞的方式点中了现实的死穴。
　　5、兄弟
　　文革和现在看似相距天壤，却同样是本能放纵、欲望狂欢的时代。人性竟然如此顽强，绝非何种外物可以助长或磨灭。但是，人性冲决一切关隘地横流，却裹挟着令人不敢直视的邪恶，导向欲望的麻木和枯竭，甚至招致报应的原罪。这些邪恶、原罪同样不会被何种外物所助长或磨灭。余华还是人性恶论者。
　　但是，如今的余华不再像从前那样冷眼旁观这沟绝望的死水，故意朝里面泼些剩菜残羹。他会苦苦思索人性何以如此残酷、荒唐，即便百思也不得其解。他甚至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寻觅化解残酷和荒唐的药方，即便这药方会被人嘲笑为廉价的温情。于是，他写少年李光头和宋钢用竹篮打捞小虾，煎好后再打上二两黄酒，送给被关押的宋凡平。这是亲情。他写李兰艰难走到棺材前，看到丈夫两条断了的小腿搁在大腿上，觉得“像是别人的小腿搁在她丈夫的大腿上”。这是疼痛，是怜惜，是爱情。他写弥留之际的李兰对宋钢说：“最后一碗饭你们兄弟分着吃，最后一件衣服你们兄弟换着穿”这叫兄弟。他写宋钢每天骑着擦得一尘不染的永久牌自行车，载着林红，一路铃声清脆地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这叫夫妻。他写小关剪刀对河边哭泣的洗衣女子说：“跟我走吧，我会照顾你的。”从此，他们便一起拖着大箱子，挎着刀具袋，走南闯北十多年。这叫承诺。他写宋钢在给林红的遗书中说他不恨李光头，不恨林红，不恨自己，自己只是先走一步，总有一天他们会重逢，那时候他们就永生永世在一起了。这叫宽恕。他甚至让骗子周游被想象中女婴的笑容打动，回到我们刘镇，成了周不游。这叫骨肉。就连苏妈都觉得人性太邪恶了，这种恻隐之心不正是“仁之端”吗？人性毕竟没有邪恶得万劫不复，毕竟还有苏生、洁净的可能。
　　也许，我们的心灵早已习惯了荒寒，习惯了冷漠，习惯了邪恶。当我们看到温情、宽恕、悲悯时，就忍不住想：这是不是软弱和自欺？但是，难道我们就任凭心中的毒素疯狂生长？难道我们的生命注定只能接受荒寒、邪恶的永罚？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样的训诫：“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马太福音论福》）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兄弟》是余华在憎厌敌对世界里的怜恤，在无义时代中的饥渴慕义。
　　注释：
　　1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页。
　　1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