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业军：在象征的森林里浪游

　　象征古已有之。比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极言女子的丰美，又潜隐着担忧，甚至恐惧：落的时候呢？“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尽是一片“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哀伤在蔓延。不过，先民生活在主客体还未分裂的圆融世界，大地上处处写满自己的欢欣与疼痛，象征实在是信手拈来的本能。或者说，这哪里是一种自觉的表达，完全是后设视野的追认嘛。到了现代，主体与对象世界分离，世界因异己而神秘，因神秘而错综，吐纳着妖异的云雾，召唤着有慧根的诗人。置身于异己的世界，诗人又有那么多的孤苦和畸零要申说，却无力申说，偏偏在错综的对象中觅得呼应。于是，诗人与世界竟有相互召唤、相互开启的隐秘关联，就如波德莱尔所说：“穿越象征的森林，人过大宇宙林海用亲切的目光观察人生”。（《感应》）现代诗人，本质上应该是象征主义者。
　　当中国遭逢现代，象征自然也是诗人的自觉努力，破译诗人的象征密码，就成为诗评家的头等大事。施军显然深谙此道，更知此道在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按章操作之后，已是何等的熟、滥。他便想独辟蹊径，去看看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有何等关联。此种努力的危险显而易见象征本是一种诗意地穿越板结、异己的世界的方式，小说这样的世俗化文体和它能扯上多少确凿的联系？足以支撑一个课题吗？施军的自信同样一目了然象征已是分裂的现代人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通往最初的圆融的救渡之舟，不管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就像伯纳德贝瑞孙所说：“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从象征切入中国现代小说，恰好抓住了它复现历史、想象家国、组构人心的叙事肌体中的关键，纲举自然目张的。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过刊室，翻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期刊，看看彼时小说家是如何以象征表情达意的。资料的搜寻当然艰辛，他说：“阵阵霉味与灰尘袭击着鼻腔与喉咙”，但他接着又说到每有斩获时的欣喜若狂：“兴奋不已，忘记了眼前的一切”。这其实是一次感悟，对于叙事诗意的“心连手，手连心”的感悟；更是一次浪游，在象征的森林里一醉一陶然的浪游。这本《叙事的诗意中国现代小说与象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便是此次漫游的日志，沿途的秘密，点点滴滴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本着学者的严谨和审慎，施军首先厘清了何为象征、何为象征主义：象征是一种以具体的艺术形象来暗示深远意旨的表达方式，具有符号性、暗示性、联想性、间接性等特点；象征主义则是一场起源于19世纪中叶法国的反浪漫、反现实的现代派文学运动，他们相信在可感的客观世界深处，隐匿着一个更真实、恒久的世界，只有艺术能够捕捉并传递其中的奥秘。两者又非对立，而是存在着有机关联的：“象征是一个大的概念，象征主义是一个小的概念，象征主义包含在象征系统之中，它是象征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他甚至不无累赘、琐屑地比较象征和寓言的异同，并一一甄别象征小说、象征主义小说与小说中的象征这三个概念。看似沉闷的死功夫，其实包藏着非常高妙的用心：既不画地为牢地把自己限定于象征主义，从而避免巧妇之难和过度诠释之讥，也不泛泛地、简单地揭示中国现代小说的象征手法，从而避免把自己的研究降格到修辞研究层面，而是努力揭出现代小说家是如何以象征的方式整体性地把捉变动不居的世界的，而这种把捉在手法与主义、具象与哲思相对抗又相牵引的张力中，葆有着非常丰富的可能。这样一来，施军的阐发空间就很辽阔了，可以在现代小说的多个层次游弋，猛地击中那些只能从象征视野窥见的问题。施军实在是个做文章的好手。
　　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及精神资源，大致是外来的，要论述它与象征的关系，当然要从欧美现代小说的象征说起。施军花了很大功夫细细梳理从霍夫曼的《雄猫穆尔的生活观》、麦尔维尔的《白鲸》到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鼠疫》这长长一串象征小说史。如果说这些梳理还流于一般性介绍的话，那么，其后他对现代文学三个十年接受欧美象征小说的阶段性特征的归纳，就极见资料和理论功底了。他告诉我们，“五四”大量译介了安德烈耶夫、梭罗古勃、迦尔洵、库普林等俄罗斯象征小说家。三十年代略觉沉滞，却也引进了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卡夫卡的介绍使小说象征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四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纪德的关注，盛澄华、上官柳等人或翻译或论述，俨然形成一股小小的纪德热。纪德何以成为风潮？他说：“40年代中国译界看重纪德的正是他对象征主义的超越，和对现实主义的皈依。”轻轻一笔，点染出彼时中国思想文化界普遍向左转的大势。举重若轻的本领，竟至于是。他同样不会放过中国古典小说象征的现代影响。《红楼梦》、《镜花缘》、《聊斋志异》，《猫城记》、《鬼土日记》、《海的梦》，诸多古今小说，他一一小心翼翼、绵绵密密地勾连。
　　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象征形态，象征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深度艺术表现，种种论题，施军俱有扎实、缜密又辩证的论证。这些论证虽让人叹服，却非独门绝活，许多优秀学者都能驾轻就熟。这次浪游中，最让人目眩神迷的所在，还是他的一次次发现、顿悟和迎面撞上的“偶遇”，更是他身经一段段“偶遇”时智慧和情感的愉悦，或是疼痛。他就像传说中的魔鬼，一眼就能看穿小说家煞费苦心地深埋在象征背后的秘密。他还像不可救药的美的耽溺者，明明知道秘密的所在，却依旧在象征与秘密交织成的意象之流中那么惬意地随波涌动。他更像炼金术士，一个个若不经意的或是不太有说服力的象征，经他略加阐释，竟也光华熠熠，照亮整部小说，甚至小说家整个的创作世界。他其实就是自在穿行于表象世界和神秘世界的使者，掌管着两造的隐秘。
　　比如，他从现实政治象征中提炼出三种重要意象：“一是通过‘家’的寓言来寓含对封建体制及思想的否定，表现出现代小说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性；二是以‘夜’为主要意象来象征社会的黑暗与冷酷，指陈人生状况及阶级压迫的现实；再一个就是以‘路’意象系列来隐喻人生探索、革命探索的过程和足迹，表现出中国社会革命的艰难历程。”“家”、“夜”和“路”，这些意象纯属信手拈来，却似乎有着从海水中分开一条干地的力量，把纷繁杂乱的现实政治小说整饬得如此井井有条，勾描得那么眉眼分明。现代中国人不正是从“家”中突围又回归，在茫茫的“夜”里迷惘、哀号，于似有似无的“路”上颠踬？一语就能惊醒梦中人的。而洞见往往就是妙手偶得的嘛。具体论述中，施军也每有警句。比如，剖析“路”时，他说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经历了“从到”的转变，转变时或得到或失去，或光鲜或晦暗，都已耗尽了所有心力，冷暖只能自知的。诚哉斯言。
　　在我看来，最能体现施军才华的“偶遇”，是对《生死场》的象征解读。鲁迅所谓“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论断言犹在耳，施军却不管不顾地从小说里挑出一句“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来概括全文小说后半段虽然刻意去写“红枪会”等抗日组织的“坚强”与“挣扎”，却与前文生生裂开，萧红最割舍不下的，还是故土里如麦子一样一茬一茬地生长又一茬一茬地割去的人们，正如“生死场”这个名字所昭示，生通向死，死连着生，生生死死却循坏出一个莫大的空洞，世间悲恸，莫过于此吧？后来，催促萧红写下《呼兰河传》的，也是这样的大恐惧、大悲恸。也正因为此，茅盾才说《呼兰河传》是“一串凄婉的歌谣”。循着此一思路，施军找出多个象征意象，比如，马和羊，“农民生存劳作的隐喻”，蝴蝶和蜻蜓，“没有爱情的欲望符号”，猪和狗，“盲目衍息的生命象征”。施军对这些意象抽丝剥笋般的细释，又进一步夯实了他的论断。象征解读，原来如此事半功倍。
　　让泛黄的故纸静静地淹没自己，又在故纸间灵动地腾挪，更能淘洗出旧物的灼灼光亮，施军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人、幸运的人。我们有理由期待，《叙事的诗意》只是他的学术中点。当然，这也是一个过分苛刻的期待岂能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