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业军：自将前朝作本朝

　　写了那么多老上海、新上海的家长里短和啼笑因缘，王安忆一定惶惑了：这些曲里拐弯的爱恨、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仇都是从哪里来的？上海之为上海的根究竟锚在何处？于是，她便藉着《天香》为上海写起了前史，寻起了根。有了根，海上繁华梦就落实了，稳妥了，还可以长长久久地做下去。不过，那个松江府下辖的蛮荒小县如何有力量、有底气为大上海“背书”？小说家王安忆又怎么甘心终日矻矻地做起“考古学”？《天香》说不定另有玄机。
　　一、“简单过去时”
　　《天香》如此开头：“嘉靖三十八年，上海有好几处破土动工，造园子。”确凿无疑的时间、地点，直接了当的事件陈述，组构成罗兰巴尔特所说的“简单过去时”。“简单过去时”貌似一种“考古学”态度不裹挟进叙述者的情绪、立场，杜绝任何的时序穿插，原原本本道出事件的始末即可。不过，“简单过去时”显然是不可能的，叙述怎么能够完全抹去叙述者的痕迹？站在当下回视那段过去，本身不就是一种时序的交错、重叠？重叠的时序又如何忠实、完整地复现过去？不可能的、自反的“简单过去时”其实是一种狡计，它就是要用它表面上的直接展现性取消、遮蔽掉事件被抛入、被展现、被给予时的活生生的从而也是不稳定、不可捉摸、不可复制的样态，于是，具体的被打入抽象，晦暗的变得剔透，瞬息万变的转眼凝固，一个“具有了一种代数的稳定性和图式”的世界油然浮现。代数世界当然是井井有条的，就像巴尔特所说：“简单过去时最终就是一种秩序的表现，因而也就是一种欣快感（euphorie）的表现。由于这种欣快感，现实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荒谬的，而是明朗的，一清二楚的，它时时刻刻被聚集和保持在一位创造者的手中。”1巴尔特所说的秩序可作多方面理解。首先，有秩序的世界是透明的、扁平的，扁平世界里万事万物都取消掉各自的时态，填平了深度，成为一帧既具体又抽象、既即时又永恒、既无限伸展又片刻在手的画卷，画卷的这里说的是过去，指向的却一定是现在，那里呈现的是现在，却总有过去的投射和烛照。对此透明、扁平的世界，王安忆亦有会心。《天香》说：“历代史官修撰，都是本朝记前朝；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则是本朝记本朝。”“本朝记前朝”是历史，“本朝记本朝”是“读书人的功名，劳作者的生计，发送老的，拉拔小的”，是众生，而打破历史与众生各自的时间向度，把它们焊死在一起，并于历史里窥见众生的深广，在众生中发现历史的悠长，则是小说。小说就是一种自将前朝作本朝的努力，前朝旧事正是也只能是当下繁华的注脚。这一次，王安忆来到晚明，缕述“天香园”的盛极而衰和“天香园绣”从废墟处的萌芽、茁壮，就是要追索当下上海的精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泼悍、生辣的力量才能让上海历经轮回却生机依旧？上海为什么会由生而死却又必然起死回生？这既是“考古学”，又是即时记事，既是寻根，又是枝枝叶叶的勾描。其次，世界本是零散的，秩序则是创造性的，有秩序的世界背后一定站着一位秩序创造者，秩序创造者创造出有秩序的世界，就像造物主开启出万物。稍有不同的是，造物主开启出万物，并把自己以及造物法则隐匿在万物的背后，秩序创造者创造出有秩序的世界，却在创造的过程中指示出创造性，并把创造性强加给读者。也就是说，“简单过去时”的叙述者创造出秩序，还要用这一秩序秩序化读者，这一机制，巴尔特径直命名为“神话学”：“小说以及在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就是神话学的对象，它们在其直接的意图性之上又添加上另一种教义”2由此领悟观《天香》，我们会看到有一位超强的叙述者秩序创造者，如同疏浚申江为混沌天地分出经纬一样，给一段纷纭的上海旧事划定了秩序，并把这一秩序当作一种教义传递给读者。在此过程中，叙述的声音越是强大，叙述出来的世界就越是秩序井然，就越像神话，而人物的声音也会越发地被叙述者的声音搅乱、遮蔽，难怪申明世、柯海、镇海、小绸、希昭、蕙兰、闵师傅、杨知县等人的议论、喟叹会不可避免地趋同化，他们无不是凝神默想的王安忆啊。王安忆就像泛神论所描述的神，在每一片叶子、每一个微笑背后乍现灵光。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秩序不仅是王安忆为上海前史划定的，更是她为当下上海锻造出的精魂，她把这一精魂用细说前朝的方式春风化雨般讲给众人听。蕙兰对希昭说：“我是塑胎，婶婶是吹气”上海的数百年沧桑流转是塑胎，王安忆写《天香》则是吹气。她起码有吹气的野心，要让上海在饱吸了这一口气后，成为一幅“字字如莲，莲开遍地”的“天香园绣”。不过，蕙兰又说：“那一口气是天派给的！”王安忆通灵有术吗？
　　代数世界虽是抽象的、稳定的，却并不拒绝细部的活色生香，比如“香云海”，也如柯海、小绸夫妇之间紧张的、丝丝入扣的情战。但是，细部的灵动、幽深和绵密并无损于全局的稳定，全局的稳定性反而因为一个个有厚度、密度和韧度的细部而愈益有力起来同一、板滞的稳定性一定是脆弱的，各有生机甚至相互冲撞着的稳定性才是坚实的。如此富有弹性和张力的稳定性正是代数的本然特性代数运算既是具体的数与数之间的消长，亦是抽象的、恒定的法则，法则寓于消长中所以无比生动，消长即是法则因而妙态庄严。建构出这样的稳定世界，王安忆追索、锻造出的上海精魂就有了牢不可破的依托，也有了犹如代数运算般不证自明的公理性和新鲜生辣的具体性公理性是说这样的精魂是上海一贯葆有的，具体性则指从来如此的精魂代代均有源出于时代特性的精彩演出。
　　顺理成章的追问是，《天香》究竟锻造出了什么样的精魂？这一精魂纯属王安忆的臆想，还是她为肉身上海吹进的一口“天派给的”气？
　　二、反写红楼
　　天香园即如大观园，都有玲珑中透着奢华、铺排里亦有清简的营构，有四时轮换的美景，有不务正业却为爱钟情的浪荡子，有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更有编织这一切的绵绵密密的针脚。也同大观园一样，天香园从建成之刻起，就有着大厦将倾，最终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隐忧。不是隐忧，是切切实实的忧虑，就像流光溢彩的“香云海”中，申儒世心中叫一声好，“继而不安起来”，也像小绸倚在绣阁的窗前，看着一船的锦绣，“好看得令人担心”。果然，忧虑成真，申家人丁陨落、星散，天香园荒芜、頽圮，混入寻常百姓家。小绸早就心痛：若要有半点变迁，这些金枝玉叶哪里惊动得起？难怪会有粗心的读者想当然地认定《天香》乃是悲金悼玉之作，堪称一部当代《红楼梦》。
　　不过，《红楼梦》建基于一种“空”的领悟，王安忆对于“空”却另有话说：“四大皆空的‘空’并非虚空的‘空’，反是‘有’，因都是‘有’，所以才能‘撒手’”“空”即“有”，“有”也“空”，但是，在“空”与“有”的辩证中，王安忆最终落脚在“有”上，一种即便“撒手”了还在的“有”。这里的“有”从与“空”的辩证中挣出，就不是未雨绸缪、集腋成裘之类单向度的、脆生生的、终将坍塌成“无”的“有”。后面的“有”是小康之家甚或一般文明的成就之母，亦是败亡之因，前面的“有”则是上海历经数度颓败之“空”却仍能开辟出新一轮盛世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不怕“空”，“空”了又怎样，上海才能实打实地“有”。正是在这里，王安忆开始触摸到了上海的精魂：上海原来是传统生存哲学的异数，我们一直笃信“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呀，上海又是中华文明真正的传薪人，中华文明从来就认定了“有无相成”。有了这样丰润的“有”打底，《天香》就不会像《红楼梦》一样悲愤、悲凉，而是潇洒的、健旺的、生生不息的。如此潇洒，就算奢靡无度、放浪无形，也是一种巴塔耶意义上的能够获致“至尊性”的“浪费”，就像小绸想：“申家人都是一种人，无邪、无忧、无虑，因此而无赖。”“无赖”，一个多么喜不自胜的名词。如此健旺，就算正在衰朽也不会荒芜，而是蛮横得很，就像闵师傅游天香园，先以为气数将尽，实则还有更大的、势不可挡的气数：“这是什么样的气数，又会有如何的造化？闵师傅不禁有些胆寒。”如此生机，就算完全败落，花园辟作了菜园，也会生出一股怡然自得，“就好比紫藤一类的花，开相好，败相也好”。
　　“败相也好”，是超越一时毁誉的潇洒，亦是对另一轮勃兴终究会到来的稳稳的相信。正是在这赢获了“至尊性”的败相处，“天香园绣”走出天香园，开枝散叶，蔓生为一方神品，难怪王安忆会说《天香》结尾的生机特别大。结尾的生机勾连起上一轮的繁华和下一个盛世，上海就在这样的由盛而衰又由衰转盛的循环中焕乎有光。王安忆贴着申府（上海）的前身后世推衍开来的乐观、笃定的叙述态度，当然迥异于《红楼梦》的急转直下、无处话凄凉，基于此，王德威认定：“《天香》其实是反写了《红楼梦》以降世情小说的写实观。”3反写红楼，不是王安忆有意与曹雪芹断裂，开创别一种小说诗学，而是源于她牢牢把攥住上海精魂的自信满满，源于她对这座城市以及生息其中的人民的无尽爱意。这是王安忆的上海观，亦是她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写实观。
　　反写红楼，未必就与革命叙事合拍。革命叙事着眼于“有”，当然要把《红楼梦》颠倒过来，从废墟处出发，写出个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革命胜景。但是，革命叙事是线性的、目的论的，永远会觉今是而昨非，一定要从一个胜景走向另一个更恢弘的胜景。一往无前的革命叙事讳言“空”，拒绝“空”，因为“空”从来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值立场。没有“空”的向度，“有”就是单薄的，会被自身的重量生生撕裂，所以革命叙事从来到不了目的地，只会坠落在某一处断崖。王安忆的上海故事却是从“有”到“空”，再从“空”到“有”，在“有”与“空”的无休止循环中汲取不竭的动力。这种虎虎生风的循环论不同于佛家轮回的“空”，亦不同于《红楼梦》的末世景观的“空”，更不同于革命叙事的目的论的“有”。在“有”与“空”相激相荡的张力挣开的一片空地上，正好可以安妥王安忆那颗结结实实的世俗心，也恰好能够铺陈出大上海的不老传奇。如此说来，《天香》既与传统叙事理念大异其趣，也与革命叙事模式扞格不入，王安忆别无依傍地开掘出一种属己的、生意盎然的小说诗学和生命态度。
　　三、“中庸”构境
　　王安忆一直迷恋于近义词的辨析，比如好看和漂亮，喜欢和爱。她只有用否定的方法，小心翼翼剔除一个个相似的情境，才能逼出一个心仪、熨帖的境界。这一次，她反其道而行之，淘出一批反义词，比如“有”与“空”，把它们搅拌在一处，看看到底会化合出一个什么样的天地来。《天香》中的反义词可以分为多个层次：
　　其一，日常生活中相反却相通的感受、情绪。比如，镇海媳妇惘然道：“还是俗些好啊，看得见，摸得着，即便结仇，也是身边人！”结仇了也是身边人，身边的正是结仇的，生命难道不得不在爱恨纠结、爱恨未明中得过且过？也如，李大说张陞、张陛两对夫妇，大的一对近，小的一对远，老爷却说：“近是狎，远是知。”远如何知？不过，不远又怎么知？人心就是如此捉摸不定。再如，张陛死后，蕙兰向夫人陈情，那一晚的情景谁都不再提起，“因是有无限的伤心，还有放心”。因为伤心所以放心，放心了反而更伤心，生之凄恻，莫过于此吧。这样一来，反义词的连通，竟是对于生命的深度和幽微的蠡测，九曲回肠一样的生命就在这些反义词的光耀下一片澄明。人，哪里能够一言以蔽之。
　　其二，截然相反又泯然相契的世情、世态。比如，众老爷说牡丹，说到北地是“王天下”，苏松是“稼禾天下”，“两地各有艰难，生机都是庄严的”。堂皇如“王”，卑微如“稼禾”，原来俱有一派庄严的生机，未可亲狎。再如，“香云海”与“设市”，一雅一俗，可谓天上人间，“却都是惊人的别致”。大俗近雅，大雅入俗，雅俗无非是真性情的流泻，根基处声息相通。雅俗交汇的聚焦点就在上海：“上海的清雅就是杂在这俗世里面，沸反盈天的。老庄也好，魏晋也罢，到此全作了话本传奇。”上海就是有这么大的、好的胃口，一股脑吞咽进雅与俗、庄玄与传奇，滋养出一股泼辣、丰沛的活力。与此相反，《红楼梦》力避村俗。没有俗气、俗骨作支撑，大观园雅则雅矣，终究不过是一场“枉凝眉”。
　　不单雅俗，上海从来都五方杂处、鱼龙混杂，它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也就光怪陆离、阴阳莫辨，就像上海人见庙就拜，“是糊涂，也是务实，还有几分天真”。糊涂可以是天真，天真怎么就不能务实，上海的同化力真是惊人。所以，上海从来就是正反同体的，能够源源不断地自我孕育、增生、分解，从而开创出一个又一个的盛世，这些盛世织就一个海上繁华梦，在我们的心头根深叶茂。
　　其三，相反相成的范畴。比如，张南阳论叠石：“那景也是人造，都是假，假中假，假上假，假对假，惟有一样是真，就是物之理。纵是造假，亦必循物理之真，因此，假是假，却是真亦假时假亦真的‘假’。”“真”与“假”的辩证《红楼梦》早已挑明，张南阳王安忆的洞见在于，“假”不仅能在某种情势下转换为“真”，“假”本身就有物理之“真”，“假”即“真”。正是在“假”中寻“真”，蕴蓄起“真”与“假”相互冲撞又彼此激发的巨大能量，而不是简单地仿“真”，让“假”消泯于“真”，张南阳才会成为一代叠石宗师。也如，希昭慕古，却又是世间人，她由字而画，就是从“虚”向“实”靠近，不过，就是再“实”些，还有那一片“虚”打底。“虚”的意境，辅之以“实”的功夫，希昭才有力量把“天香园绣”推向巅峰，巅峰从来隐现于相反力量的对峙与和解中。再如，人道是“天工造物”，希昭却说：“哪里有什么天工？哪一针哪一线不是出自人手？”不过，光有“人手”，缺了“天工”，岂不就是塑胎而已？还是镇海媳妇说得好：神人一体。非神非人，亦神亦人，神与人、“天工”与“人手”既吸引又排斥的张力乃能化育“艳到惨处”的绝品。关于神人之辨，小绸亦有申说：“世人只知道天香园绣，其实是锦心一片！”绣即人，锦心即神，绣其实是锦心，神也就是人，就像小绸、希昭纵是高妙，又怎么离得开那个缄默不言的闵女儿？闵女儿的细细针脚不也是一颗纤巧的女儿心？
　　上述反义词的辩证让人想到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想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老子区分出一个个对立项，却从不在对立项的任一边勾留，因为任一边都是观念性的、现成状态的，因而也是滞涩的、任人摆布的，他一定要居于对立项之“中”，从对立项的循环往复的关系里开启出一种本源构成，或曰构境。对此，张祥龙有明确认定：“从不会有‘独立的’构成，而只有居间周行的构成。”4同样，王安忆也从不拘泥于对立项之一隅，她一定要“周行”于儒世的拘谨与明世的放旷、柯海的“得”与镇海的“失”、小绸的“天工”与闵女儿的“人手”之间，从而“冲气以为和”。悠游于“和”，也就相接于“道”了。不过，王安忆写《天香》是要为当下上海造魂，而不为悟“道”，“道”无论怎样高远，都不能满足王安忆的世俗心终极追求不也只是生命向度之一种？那么，上海的精魂究竟是什么？
　　还是要回到“中庸”。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也就是不偏向对立项的任一边，“允执厥中”。但是，“庸”不一定是“不易”，“不易”就是一种凝滞的现成状态。还是《说文解字》将“庸”训为“用”说得通：“中”“意味着摆脱了任何现成思维方式的‘在构成之中’”5，如此灵动的、不断生成的构境又不仅是一种绮思而已，更要落实到“庸”“用”，归结到日常生活中来。这种对立项之间相互对待、彼此造就的“中庸用”构境，正是王安忆追索、锻造出的上海精魂。你看，世人不是都说唐子畏流于轻俏吗，上海偏偏觉得他古今南北合一体，别是一种风流，风流哪里只有古雅这一种？“天香园绣”仿佛是一种女性甚或无性的秘术，比如小绸与丈夫反目、希昭的丈夫出走、蕙兰的丈夫病故、戥子立誓不嫁，乖女毁容，但是，哪一副绣品不是她们对于爱人的爱意或者恨意，一种不得不以恨意表达的爱意啊，就像蕙兰刺绣时，四下很静，静里喳喳起了许多噪音，只喊一个名字：张陛！这样的“天香园绣”还只是闺阁中的心传，太过精巧，它只有移至坊间杂院，成为一种生计，才能蔚为大观。有“用”乃大，乃能得“中和”。所以，只有“艺”，一种扎扎实实的、可以赖以为生的“艺”“天香园绣”才能把那么多对立项激发进构成态，也只有时时处于构成态，上海才能历经轮回仍葆有生辣、豪横的生机。这样看来，上海杂食种种乃臻“中庸”构境、至境，底子终究还是世俗的。
　　“中庸”构境生成上海精魂，此一构境早就让吴先生觉出不凡：“一股野气，四下里皆是，蓬蓬勃勃，无可限量。似乎天地初开，一团混沌远没有散干净，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将起未起之间”正是《中庸》所描述的“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一定是混沌不明的，混沌不明才能鼓荡出生机一片。这一片生机从晚明绵延至当下，又从当下回注给晚明，本朝、前朝就一同被打入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代数世界中。此一世界由王安忆不疾不徐地道来，让我们不得不叹服：王安忆真是一位神奇的吹气人。
　　不过，跳出王安忆的叙述之魅，我们会感到些许不足：“天香园绣”终究是往小处走的，没有大开大合、大纵欲大销魂的另一面，哪能形成“中庸”构境？王安忆为上海所塑的精魂，可能还天缺一角。
　　注释：
　　1【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2【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美】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2期。
　　4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8页。
　　5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