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业军：向内：“分享艰难”的一种方法

　　不知是因为太过钟爱、景仰民办教师这一群“当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还是因为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辉煌、炫目得让人不由自主地追怀和沉湎，时隔十七年后，刘醒龙扩充《凤凰琴》，写成了长篇小说《天行者》。弱势群体的辛酸故事总会让人唏嘘，弱势群体如果还是“最伟大的”，他们的故事就会越发地让人动容，歌颂这样的一群人，当然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道义正当性可以为《天行者》赢得茅盾文学奖，却不一定能够确保它的艺术甚至是基本技巧的水准，更何况这个貌似理所当然的正当性可能问题重重刘醒龙真的在为民办教师发声吗？叙述会不会就是遮蔽？
　　一、这是长篇小说？
　　《天行者》暴露出刘醒龙写作能力的严重不足。不足是多方面的，仅罗列三点。
　　首先是人物语言的失当。比如，老会计说，如果余校长说句硬邦邦的话，保证村长儿子将来能考上大学，就不仅补发拖欠的工资，还提前发放未来几年的工资。邓有米接口就说：“只要读书就有希望，不过，最有希望的还是余壮远村长的爱子。”这里的破折号所起的作用是“具体说明性注释”：“破折号后面的句子具体说明破折号前面的句子中所提到的人是谁，或者是什么人，事是什么事，物是什么物，地点是哪里等。”1“具体说明性注释”属于书面语的用法，口语哪里需要如此缜密、周详。即便真要突出余壮远的村长儿子的身份，也应改破折号为逗号，逗号后的“村长的爱子”是对余壮远的身份的强调，而非注释。而刘醒龙偏偏用了破折号，正说明他的体情状物能力的差强人意以及语感的稍稍迟钝。再如，叶碧秋找张英才借书，碰上张英才的母亲骂他不晓得报恩：“邓有米那样周密计划，孙四海那样恃才傲物，余校长那样忘我工作”农村妇女骂人时每每出口成章，指桑骂槐的借代、朗朗上口的排比都不在话下，但是，“周密计划”、“恃才傲物”、“忘我工作”之类文绉绉的词汇显然出自知识分子刘醒龙之手，而不是农村妇女的声口。硬把自己的话塞进人物的嘴里，人物的爱恨贪痴嗔就被扭曲了、挤跑了、遗忘了，刘醒龙还怎么把弱势群体放在心上？
　　其次是人物性格的前后矛盾。比如，李子写了篇题为《我的好妈妈》的作文，说妈妈为了给同学们买教科书，卖掉了给爸爸备下的棺材。姑且不论买几十本教科书是不是需要卖掉一副棺材，我们起码可以看到，此时的王小兰是执拗的、泼辣的、敢作敢为的，而她的瘫痪在床的丈夫则是瑟缩的、忍气吞声的。果然，王小兰不顾外界的风言风语，常常来界岭小学与孙四海幽会，为他缝补拆洗。不过，到了续写的第二、三部分里，丈夫突然强硬了、歇斯底里了，不许王小兰去学校，不许她唱孙四海喜欢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并最终掐死了她。人物性格的陡转并没有什么深文大义，也不是刘醒龙别出心裁的设计，只是因为续写部分与《凤凰琴》实在是两张皮，根本粘不到一起去。或者说，刘醒龙不是一位精明的影视制片人，在一部注定要火的影视剧里早早地埋设一些悬念，打开一些破绽，将来好去投拍续集、续续集，他相对完整地写成了封闭而非开放性的《凤凰琴》，却不料《凤凰琴》取得巨大成功，这时强要续写的话，当然就会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了。基于此，我认为《天行者》是由《凤凰琴》、《雪笛》和《天行者》连缀而成的中篇小说三部曲，而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再次是叙事视角的极度混乱。《凤凰琴》是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只写张英才看到、听到和想到的。如此处理，类似于丁玲的《在医院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用初来乍到者的陌生化眼光，事半功倍地打探出一个单位让人习焉不察的光鲜或窳败。小说还多次提及那一本让张英才爱不释手的《小城里的年轻人》。这本书反反复复地出现，就与张英才的生命轨迹形成了“互文性”，这一“互文性”暗示我们，张英才不会安于乡村教师的生活，“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他一定会和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一样，闯进城市碰一碰他的运气。不过，刘醒龙无意亦无力严守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叙事纪律，一不小心就会溢出张英才的视角，转成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比如，邓有米请假下山打听转正的消息，回来以后神情忧郁，“背后”和余校长嘀咕：“可能是这次转正的面很窄，名额很少，所以上面保密，一点口风不透。”明明是“背后”的嘀咕，叙事人如何得知，除非这个叙事人是全知的。《凤凰琴》只是偶尔溢出视角，还算无伤大雅，但是，当年的刘醒龙没想到还要写续集啊，轻率地打发张英才去了省城进修，续集的写作就失去了叙事的支点，只能在全知视角和余校长的限知视角之间摇摆失据，其后的小说就必然地纷乱、拖沓了起来。从限知叙事滑向全知叙事，从张英才的视角转到余校长的视角，从“新人”的抵触、感动跳到“老人”的坚守和负重，从一个心比天高的年轻人的奋斗史变调为一阕民办教师的颂歌，《雪笛》、《天行者》和《凤凰琴》怎么说都不是一体的，只是前后相续的三部中篇小说而已。试想，如果茅盾先生在世的话，他会拿“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参评专为奖励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的“茅盾文学奖”吗？
　　二、拿什么治疗“心情之癌”？
　　蓝飞对张英才说，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日日夜夜渴望转正，“早已化为一种心情之癌，成了永远的不治之症”。身患“心情之癌”的人们没有治愈的可能，只能夜夜泣血悲鸣，就像孙四海坐在旗杆下吹笛子，笛孔里流出鲜艳的东西，滴在地上，变成一块殷红。但是，刘醒龙偏偏知其不可而为之，要为普天下的民办教师治疗这一不治之症。那么，他的宝葫芦里究竟卖了一些什么样的神药？
　　首先是圣化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弱势群体，有卑微中的高贵，有困顿中的希望，更多的却是柴米油盐的烦恼，是何日才能转正的纠结。活着，有点最起码的尊严地活着，才是他们日日萦怀的所在。但是，刘醒龙大抵忽略了他们的平凡、屈辱的一面，无限放大、拔高乃至生造出他们的高贵面。比如，夏雪看不惯余校长每天一大早就把学生从被窝里撵出来升旗的“怪行”，讽刺道：“全中国也就天安门广场是如此，界岭小学更应该做点实事，没必要弄得像是国旗班。”余校长却还是坚持升旗，“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国旗的象征性、精神性力量一下子剔除了余校长的卑琐面，连自己的命运都无力托起的他竟然被神化、圣化到能够托起太阳的程度，他的寒碜、破败的小学也就能够与大山、国旗一道，分享着永恒的荣耀了。我想，张英才所写的通讯的标题《大山小学国旗》正突出体现了刘醒龙圣化民办教师的企图，刘醒龙的写作也流溢着浓郁的新闻报道的趣味。但是，都能托起太阳了，还托不起自己吗？都像大山一样博大、如国旗一般尊贵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卑琐的物质欲望想要达成呢？就这样，怎么也治不愈的“心情之癌”被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不过，如此化解不就是对于民办教师的真实处境的掩盖和滗除？圣化原来是漠视和摧残的一种方法。在《凤凰琴》中，刘醒龙还只是适可而止地圣化，圣化给他带来太多的甜头之后，他在续集中就无所不用其极了地吹嘘了。他会借万站长之口宣称要把界岭小学办成乡村教育事业的“小延安”，还会借他的嘴礼赞余校长是界岭的孔圣人、蔡元培。姑且不论延安、孔圣人、蔡元培八竿子都打不着，也不论他们即便打得着也与余校长扯不上任何关联，单单揣摩这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丁点共性，我们就能大致明白，刘醒龙高扬一种穷且愈坚、安贫乐道的个人操守，一种不掺杂丝毫物质因素甚至是反物质、因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空前高涨的献身精神。向上流社会宣扬这样的精神无异于与虎谋皮，刘醒龙很知趣，不会做无用功，向弱势群体贩卖，倒是雪中送炭般满足了他们对于尊严的饥渴，却一劳永逸地给他们去了势你们就一旁高贵去吧，远离这个丰赡却邪恶的世界。就这样，弱势群体被刘醒龙戴上了高帽子，又被踹上一脚，光荣得永世不必超生了。
　　其次是一切向内转。《论语》强调内省，“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之类的格言散见于全书的角角落落。《孟子》宣扬“内圣”之道：“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不单儒家，道家也走了一条向内转的道路，就像《老子》的“守真”之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对此，梁漱溟有精到的总结：“中国式的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与西洋人总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2不过，“内圣”一定要指向“外王”，向内的修行本然地汹涌着强烈的济世冲动，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要“致良知”知行合一。刘醒龙也让他笔下的人物向内转，行有不得的时候，“皆反求诸己”。比如，学校被山洪冲毁，没钱修，那就由余校长掏钱垫吧，再没钱，就让孙四海挖茯苓付吧，垫了，付了，连句怨言都不能有，谁让他们是当代的孔圣人呢？再如，只有一个转正名额，大家再想要，也只能给即将咽气的明老师。明老师死了，又给了张英才，给张英才说不过去啊，别人会恨死的，刘醒龙就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想通”了孙四海说：“从上次李子出事后，我就一直在想，假如自己一走，李子和王小兰怎么办？我的一切都在这儿，转不转正，已经无所谓了。”邓有米接着说：“明老师这一死，我也彻底想通了，不能把转正的事看得太重。人活着能做事就是千般好，别的都是空的。”无权无势的民办教师，你能想不通吗？想不通的话，又能怎样？一切都向内转，民办教师就博大了，恢弘了，有了爱意，有了让人羞赧的力量，就像余校长质问李家表哥：“你们晓得孙老师为什么如此慷慨吗？”他当然不晓得。余校长郑重地说：“因为爱！”李家表哥得意洋洋的脸立刻煞白。爱意盈盈的民办教师当仁不让地成了最可爱的人：“将七十二行中的好人全都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第七十三行的民办教师。”不过，刘醒龙一再申说的向内转根本无关乎“内圣”，“好人”就是打碎了牙齿却不得不咽进肚子里的无用的人，更不通往“外王”，“好人”哪有这么磅礴的野心和能量？向内转就是要求以民办教师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永远不要向外界归咎、怨恨，就是要求他们有了艰难了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就“想通”些，别人特别是领导有了艰难了就与他们分享艰难，特别要分享他们无力解决或者根本就不愿解决自己的艰难的艰难。弱势群体向内转了，“无所谓了”，“心情之癌”也就豁然痊愈了，而上流社会也就没有了任何亏欠，欢欢喜喜地享受这场后现代的盛筵吧。向内转原来是一种让上流社会心安理得的狡计啊！你们看到了吗？
　　注释：
　　1翟华：《试论破折号的用法》，《语文建设》1991年第10期。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