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个体命运与时代

　　知道作家胡发云，是从读《如焉sars。come》开始的，《迷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则是他多年后的又一沉重之作。评论一部小说，本不是社会学研究者的“本职”，但这部书写文革经历的作品，涵纳了作者的社会关怀与对一种“红色文明”的学理解剖，这也同样是我多年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主旨与内在冲动。正如胡发云曾经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的：“当这个社会的历史记录缺席的时候，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起了代偿的功能。我们应该留下一点时代的印记”。好的文学作品是人们灵魂的讲述，是历史记录和学术分析的叠加，而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个体命运与时代大潮
　　《迷冬》的副标题其实是作品的主题，“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作者讲述了在文革发端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群还是中学生的少男少女们的经历。我相信《迷冬》中的每个人物都有现实中的原型，不同个性、不同特长、不同背景的人们被卷入时代大潮，演绎出色彩斑斓的命运画卷。孤独、有些“颓废”的音乐天才，出身革命家庭却在文革第一波遭遇惨痛变故的少女，以职业革命家状态投入运动的中学生，出身贫寒却偶然进入音乐殿堂的兄弟，一群出身非“红五类”的少男少女们，各怀思虑、各具才华，自发组成了“独立寒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像是被时代大潮抛出在外，旋即又被卷入其中的一颗颗沙石，以“文艺”的方式历经那场毁坏文化的大革命带来的诸般磨砺。他们在动荡、流离、暴力、恐怖和和迷茫中，也同时收获了青春期必有的爱情、友谊和美丽。花季少年经历了正常社会中的人一生也不会有的摧折；命运被无情地拨弄和改变，而且是所有人的命运。
　　那是一场由最高统治者发动并“设计”的“大革命”，堪称社会工程或者社会实验，每个普通人或被动或主动地都被卷入其中，成为试验品，甚至成为相互战斗的炮灰，而他们的“目标”却是共同的，都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和他的思想以及路线。每个人的命运、每个家庭的遭际全然改变，而正是因为这种全面卷入，个人经历本身就成为一段宏大历史过程的构成部分，或者说那所谓的宏观社会历史进程正是由无数小人物的经历形成和推演的。
　　记录和分析个人历史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学理内涵。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通过一个个看似卑微琐碎的故事得以呈现。这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洞察力，贯穿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屏障。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法国思想家布迪厄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他认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由此，个人记忆和讲述就有了历史与社会的意义，个人经历应该也能够成为大历史的构成部分。我们同时要意识到，记忆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规训。保罗康纳顿在探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时论证，“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这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
　　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makinghistoryfromeverydaylifeofcommonpeople），使个人讲述成为一种历史证明，为千百万普通人民的生存作见证，是文学和历史以及学术都应该承担的使命。
　　
　　并非所有的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
　　《迷冬》是作者对特定的一群人所经历文革的记述，也是反思的产物，凝聚着作者对于过往经历的理解和思考。这种思考在文革进行时就开始了，这一代人是在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中长大的，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对革命的憧憬和与革命相伴的爱情的渴望；然而当“革命”真的降临时，带来的却是最落后的血统论，丑陋与野蛮，离弃与背叛，美好的人性的东西统统被砸烂。主人公多多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渐渐成为一个反革命者，他痛苦地抵牾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连同它所催生的那些语言，图画，音乐，舞蹈都让他厌恶至极”。夏小布，从名字便知其出身革命家庭，从运动最初的革命造反小将一夜间变成“黑五类”子女，父亲自杀，她从切身之痛中长大，成为干练、有主见又大气的“独立寒秋”的领导者。而他们在当时的迷茫和有限觉醒，大多与音乐和阅读带来的启迪分不开。更为自觉的思考是宫小华和父亲宫克在西南逃亡之旅中发生的，女儿问：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变成一个坏人？父亲答：他们需要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女儿说：为什么？父亲说：那样，就可以证明他们是好人。女儿又问：大家都是好人不行吗？父亲答：不行。女儿：为什么？父亲：那他们就没有控制这个世界的权力了。这样弯弯绕绕的话女儿居然听懂了：其实他们自己是坏人？
　　当然全书都不妨视为作者凝聚了全部心血对于那场“大革命”的痛彻反思，而这样的记忆、表述和思考在今天的中国仍属罕见。
　　就常识而言，一场全民族的灾难过后，应该有全面的记录、探讨、呈现真相和深入反思，以避免悲剧再度上演。无论作为亲历者还是后来人我们不应对前人的经历、功过、是非置若罔闻。从哲理层面而言，我们需要有社会记忆，它是整个民族的良知，也是人性道德的基础，更是社会正义的理由。而我们的社会却似乎特别健忘，不该忘记的忘记了，应该清楚的模糊了或者扭曲了，这是权力支配历史和消磨记忆的过程和机制。一如奥威尔的《1984》中所描写的达到极致的权力技术。我们常见的说法是“向前看”（或者向“钱”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是“搁置争议”、“不讨论”；在一些文学和历史作品中，也时常出现“青春无悔”，“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宽恕比自由更重要”一类的心灵鸡汤。然而一场浩劫，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历程，那种深厚、那份沉重，岂是一句“青春无悔”那样简单和轻薄？追寻历史的真相，探究历史过程的逻辑和机制，揭示制造苦难的制度原因是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担当，如若学术研究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反而成为制造迷雾、扭曲历史的权力工具，那么社会失忆、社会失语和社会丧失是非判断就是必然的结果。
　　普通人所经历的苦难，只有进入历史，也就是被记录、被讲述、被分析，经验教训被后人汲取，那么苦难才是有价值的，才可以是我们社会共同的财富。我们揭示社会苦难的根源，就是明了那些苦难到底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遮蔽苦难的迷障被清除，制造苦难的机制被中止，这时苦难才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而是具有了一种社会的力量。就此，胡发云的写作向读者昭示了，即使作为普通人，我们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历史权利，而要像保护我们的财产权一样去保护我们历史的权利。历史的权利也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世间生物唯有人不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讲述他的生活、不思考他的生活。
　　最近发生的当年文革中的红卫兵向老师、同学的道歉之举，是在他们年近古稀之时忏悔的开始，但真正的反思和彻悟尚未开始。道歉应该肯定和鼓励，并且应进一步推动全社会的反思，特别是制度层面的思考。对于亲历的历史必须有反思，才会有觉悟，否则几代人所经历的苦难就烟消云散，毫无价值。谈到宽恕，当然必要，但宽恕并不是以忘却为前提的；宽恕必须以真相的呈现、是非的判断、真诚的道歉为前提，有真相、有反思才会有宽恕，在牢记历史教训的同时才能放下历史共业的负担。我们必须真实而彻底地了解和记住文革，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中国人民必须要过这一关，迟早要过这一关，我们逃无可逃。唯有经过记忆、记录、表达和反思，才能达到彻悟，才能明辨是非善恶，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正常的国家，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柔弱和美丽终将不可战胜
　　“迷冬”时节，青春在凄风苦雨和腥风血雨中依然绽放。正如作者写到的：“生命的欲望，总是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倔强地表达出来”。“这些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历经那么多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是太过于残酷的打击与折磨后，仍在苦苦寻找理解、温情，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自己的生存之路”。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强暴文化的年代。“破四旧”，“反封资修”，以野蛮和蒙昧的方式几乎将一切文明之物踏入泥沼。全国人民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三战”和“红歌”、“忠字舞”可以“欣赏”。在这种凋零和粗鄙的环境中，少年们的音乐、文艺之芽在悄悄生长，“音乐艺术常常能说出各人所需要的东西”，在文艺的慰藉下，温情，浪漫，友爱，爱情等青春应有的一切情愫顽强地抬起头来，弱弱地、小小地温暖着一群少年的心，让他们彼此珍惜并保留人性的温度。虽然这一时期的文艺无可避免地充满意识形态内容，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底色，但仍微妙地潜在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欣赏习惯和心智。而吊诡之处在于，多年之后，当红歌再度唱响之时，过来人发现，那些极端的革命文艺表达方式会让他们“翻涌起一股呕吐感”，但同时他们“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除此“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当年的红歌与一代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最绚丽的青春、最柔软的心田交织在一起，悲剧性地相伴相随，那种爱恨交织令未经历者感到匪夷所思。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喜好偏爱，尤其是所思所想，本应该是多样的，只要是在法律的轨道内并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多元共存是社会生态健康的基本表征。而在文革时代，人们被要求整齐划一，大一统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语言、动作，从文艺音乐到思维方式，任何不一致的都被视作弊端而加以污辱和剿灭。于是美变成了丑，正常被视为变态，善良正义受到制裁。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多多、夏小布们和舅舅、宫克等人在创作“火在烧，铁在烧！蘸我血，打大刀！”的同时，也在看禁书、偷听古典音乐、写反诗、流连于大自然的美丽和历史文化的深厚，这显示出保持正常健康和启蒙的意义。舅舅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英俊潇洒，善良又软弱，还多才多艺；尤其是他的同性恋倾向，在那个时代简直就是罪不可赦的另类异端，而他注定的悲剧命运也揭示了整个社会的极度病态，并预示着一种消灭社会文化多元性的革命不可能持续。
　　胡发云以近乎执拗的方式写出自己和同伴们的文革经历，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这一写作的内容，这个路子成了他的不归路。而他的执著既有对于历史责任的坚守，也出于一种信念：“人类千万年来的生活中，恰恰是这样一些最柔弱的东西，消解着革命的刚硬，粗鄙和凶残”。一如作者在《如焉sars。come》中所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宁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
　　在一场全民被裹胁进入的红色革命中，在横暴而又无所不至的宰制之下，那不可战胜、不曾泯灭的究竟是什么？其实无非就是人们要求有保障的生存条件，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对平凡幸福的追求和对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这难道不是最基本、最正常的要求和人性体现？在苦难中生长、抗争，他们创造了历史，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就此而言，没有任何一种暴力能够永久地与所有人的正常要求和人性对抗、能够消灭爱情生长的力量。青春在炼狱的水火中淬炼，那绽放的生命和爱，是用青春的血液浇灌的；爱情，友情，手足之情，浪漫，纯真，信任，相互温暖人性所需的真善美是任何强大横暴的统治机器都无法消灭的，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迷冬》是“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之一，我们期待着。
　　
　　本文首发与2014年1月27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