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革命与发展：当代中国乌托邦运动的两种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受活》是一部非常独特、有深刻隐喻的当代中国政治寓言小说，它对当代中国的两次乌托邦运动，即毛泽东主导的革命乌托邦和邓小平主导的发展乌托邦，均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而最为可贵的还是：它写出了两次乌托邦运动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权力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其狂热性和灾难性就源于此。
　　小说讲述的是耙楼山深处一个基本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绝大多数人祖祖辈辈都是残疾人，包括瞎、聋、哑、瘸）受活庄在毛泽东时代（革命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后革命时代）的悲喜剧，风流和苦难。也可以说描写了两个乌托邦的毁灭：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乌托邦，一个是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改革时代）的发展乌托邦（有人认为是消费乌托邦，可以存疑）。小说在这两个乌托邦故事之间来回跳跃，并用两种不同的字体加以区别，毛泽东时代的故事用絮言的形式插入到各个章节之中。
　　第一个乌托邦的故事由受活庄的入社（合作社）、大炼钢铁、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解放后的故事组成，其核心是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破灭，涉及几个大的社会运动，突出了革命的空想和暴力、恐怖性质。
　　受活庄的残疾人本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知道什么是政府，也不属于任何组织（包括乡、村、公社等）。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小说中叫做天堂地：天堂一样快乐的地方，悠闲自在，丰衣足食，自由，散淡，殷实，无争而悠闲。（第99页）关于这一点，小说是这样写的：
　　说到底，受活是被这世界遗忘掉的一个村庄哟，地处三县相交的耙耧山脉里，距最近的村庄少说也有几十里。因为庄子始于明朝就是满庄的瞎子、瘸子、聋哑人。不是残疾的，男的长大都招婿找到外面去，女的长大也都嫁到外面去。外面世上残疾走进来，里面世上的圆全人又都走出去，几百年来就这么过去了，却没有哪个郡、哪个县愿意收留过受活庄，没有哪个县愿意把受活规划进他们的地界里。
　　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从明至清，年年辈辈，辈辈年年，康熙、雍正、乾隆，直到慈禧、辛亥、民国，受活庄数百年里没有给朝上、州上、郡上、府上、县上交过皇粮税。
　　受活是这世界以外的一个村落呢。（第118页）
　　一个叫茅枝的小女红军（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女红军，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来到受活庄。在小说中，毛泽东时代的茅枝象征革命，而到了后毛泽东时代则象征对于革命的反思，详下）的闯入，打破了受活人的桃花源生活。由于她的出现，受活庄这个世代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有了联系，有了流血冲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准确地说，它被带入了中国革命，带入了现代中国革命史，建立了与革命史的联系。受活原先没有什么干部，由于茅枝婆在解放后把受活领进了这个世界上的乡里、县里的，茅枝婆当然也就成了不是干部的干部，由她来调理这个庄的事务，成为了受活庄的主事。（第51页）。
　　不幸的是，受活被带入革命、带入现代国家组织的过程，同时也是受活村人无休止遭受苦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茅枝婆代表中国革命（不管这个代表性是多么暧昧），因此，受活庄之进入历史和世界的进程，就不能简单地被描述为进入现代性或现代世界，而是进入中国的现代，即革命。我们不能把这个革命史抽象为一般的现代文明史或现代化史，因为如果我们像有些批评家那样把受活进入革命的事件解读为进入现代或进入文明世界，那么，这个小说就会被解读为反思现代或反思文明的作品，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详下）。这是一种很致命、也很常见、很有诱惑力因为它貌似深刻而且流行于西方的误读。再说一遍：革命这个限定至关重要。
　　茅枝首先带领受活庄人入社（小说第五卷第五章絮言入社），亦即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告诉我们，农民在入社的时候并不像有些作品写的那样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相反是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基层民兵扛了枪，在村头连放三枪后，受活人无论瞎盲瘸拐，就都到了村子中央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全村的百姓会，受活就庄严地成了双槐县柏树子区管理的一个庄。也就在那枪声里，成立了互助组，又入了合作社，过上了天堂日子。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在枪声里入社。下面这段描写更说明问题：各家的田地都合到了一块，牛和犁、耧、锄、耙都充了公。那些有牛、有犁、有车的明显吃了亏，原想哭闹的，可又有几声枪响后，他们就不哭不闹，交了牛、车和犁、耙。看来，枪毕竟还是革命群众动员的最好手段，发动群众还是要依靠枪杆子啊。
　　天堂日子很快结束，接着大炼钢铁。同样，大炼钢铁时对铁的征收到了寸铁不留的程度，这当然是通过更多的暴力达成的。入社和征铁两个暴力事件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在革命群众动员中的力量实际上被我们的历史学家、理论家和作家大大夸大了（大概是因为文人一般都喜欢夸大意识、理论和主观性的力量），群众运动其实主要依靠的是暴力，而不是说服乃至宣传。太脱离生活常识的宣传（比如亩产几万斤）毕竟力量有限，离开了暴力，宣传的力量是很可疑的。我很怀疑中国的革命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恐怕不会大过暴力和恐惧。
　　受活人一旦加入人民公社，就进入到了一体化的国家极权政治体制中，就开始了受活人的苦难史，灾难如暴风骤雨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一波比一波毁灭性大：大炼钢铁、大饥荒、文革。小说的这一部分可以视作是革命乌托邦的悲剧。
　　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悲惨事件后，革命乌托邦以悲剧告终，以茅枝为首的受活人便走上了一条坚持不懈的退社（脱离革命史）之路。尤其是茅枝婆，退社成为她的心病，也是她活着的唯一意义。
　　本来，退社的本质是就要从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体系中脱离出来，何其难哉。但是中国的事情总是你想象不到的：后革命时代的受活人遇到了一个政治狂人柳县长，他带领受活庄走上了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之路。这使得本不可能的事情变为了现实，但前提是受活人要组建绝术团。围绕着绝术团的成和散，受活人又上演了一场悲喜剧。这就是小说描写的第二个乌托邦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乌托邦。
　　后毛泽东时代或后革命时代的乌托邦是发展乌托邦，致富乌托邦，小康乌托邦，经济和物质乌托邦。发展乌托邦的核心故事是两个：一个是购买列宁遗体建立列宁纪念堂，另一个是组织残疾人绝术团赚钱筹集购列（购买列宁遗体的简称）款。当然，这两个匪夷所思的故事都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之畸形、变态的一种揭示，而最为巧妙的是：作者通过列宁遗体这个核心符号和县长柳鹰雀这个核心人物，把两个乌托邦故事巧妙联系起来：列宁是革命的领袖和标志（用柳县长的话说，列宁是咱社会主义的祖先啊，是咱社会主义国家的爹，你说哪有孩娃不知道爹的境况哩。第30页），是革命乌托邦的缔造者和象征符号，同时又是而后革命时期的发展乌托邦的巨大可利用资源，发展的途径就是购买列宁遗体然后把它当作商品加以展出。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传统社会主义（列宁）和今天后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这里发生了关联。这是一个可以作多重解读的隐喻：革命符号在后革命时代阴魂不散，革命文化遗产与后革命世俗欲望的媾和。等等。这未必不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时期的矛盾、混乱的一个隐喻。
　　这两个乌托邦的第二个意味深长的联系在于：革命乌托邦是权力（以茅枝婆和她背后的组织为核心）主导、自上而下的，而后革命乌托邦同样也是权力（以柳县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既不是市场主导，也不是自下而上。权力主导和自上而下赋予了后革命乌托邦不亚于革命乌托邦的巨大动员力量。
　　这些都表明两个乌托邦之间的深刻相似性。
　　正因为这样，后革命乌托邦虽然披上了发展和小康的外衣，但其狂热性一点也不亚于革命乌托邦。想要了解发展乌托邦的狂热性质，请看柳县长在县常委会的演讲：一天一百万，十天一千万，三个月就是一个亿，一年就是三点七亿，花钱成了最困难的事情呀！扩大街，盖楼房，那能用掉多少钱？把县委县政府的大楼盖到半天里，各部、居委都盖一栋办公楼，你就是都用黄金刷墙、铺地，可楼盖起来了，那源源不断的钱还是要往财政局的账上流的呀，像一条大河每天往县里流的都是金子呀。人能吃多少？人能花多少？全县农民不种地，每个月你能都坐在田头发工资，可到末了你还是与有花不完的钱为钱花不出去家家户户做了大难了。做了大难（163164）。这一点也不亚于大跃进时候的狂热（那个时候也曾经发愁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可见两次乌托邦运动之间的深刻联系。
　　也正因为这样，柳鹰雀疯狂的发展狂想实质上依然属于政治狂想而非经济狂想，他通过残疾人绝活团的表演购买列宁遗体这个荒唐而大胆、让人瞠目结舌、石破天惊的行为所谱写的不是经济狂想曲，而是政治狂想曲。这一点对于认识柳鹰雀及其所隐喻的时代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
　　关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与乌托邦的关系，阎连科说：我的语言、结构、叙述、故事、人物、形式，等等，包括我对现实的认识和写作态度、写作立场及对文学的表达与追求，其实也就是一句话：乌托邦笼罩下的个人书写。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的乌托邦，前30年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中国是终于从那个乌托邦的梦境中醒了过来，开始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然而，在这种变化中，我隐隐地感觉到，我们是从一个乌托邦中醒来，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但他没有说明两个乌托邦的关系是什么。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阎连科自己对这两个乌托邦的联系没有明确认识；二是认识到了，但是不便点破。我相信是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