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余三定：“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
　　余三定：我1992至1993学年度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跟随叶朗教授学习、研究中国美学。当时我在北京大学除了做专题研究外，主要是在哲学系选修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有关课程，但同时也到中文系选听了少量课程，其中就包括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课程。我当时对您讲课的印象，就是觉得您既温文尔雅，形象生动；又有深度和力度。此后至今，我一直比较注意您的学术研究，阅读过您的不少论文和多部著作，我的看法是，您这些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包括了三个层次（三个维度）：第一个层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研究，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等方面的继续深入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建构；第三个层次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您在第一个层次的研究中虽然也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就，但我个人认为，您在第二、第三层次的研究更具探索性和开创性。所以，我想请您先谈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的有关问题，比如您曾提出要找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魂的命题，希望您做一简要论述。
　　温儒敏：首先就是怎样做到既回归学术，又不脱离现实关怀，能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作为一种尚未完成的历史，现代文学研究天然地和现实保持着血肉的关联。在政治化的年代里，这种研究所以能成为显学，它的动力来自现实的召唤。社会思潮或政治运动每一波浪潮的掀起，都总是拍打现代文学的堤岸，催迫文学史家不断去追溯历史原点，梳理解析百年来的革命传统，为共和国的修史做注脚。这是历史的设定，自然是有得有失的。而现今的情况大变，人们告别了革命，也告别以往过份意识形态化的治史方式，竭力要回归学术正途。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这种躲避现实风云回归问学的渴求是那样普遍。无论是重写文学史、命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呼唤学术规范，其实都是这种焦躁渴望的结果。
　　现在我们又遭遇另一种结果：呼唤回归学术的回声尚未消歇，学者们又陷入另一尴尬。市场化这个幽灵在中国游荡，毫无疑问已经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新机，给学术界包括人文学界带来某些新动力，但原先想象不到的巨大压力也结伴而来。拜金主义的流行，学术生产体制的僵硬制约，以及浮躁的学风，这些年学界中人都感同身受了。和前辈学者相比，当代学者的物质条件已大有改善，所处的学术生态却失衡了，从以往过份意识形态化到如今的项目化生存，刚解开一种束缚却又被绑上另一道绳索。还没等喘过气来，许多学人就再次感受到无奈：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
　　更让人忧虑的，还有学科碰到一些必须解决而又难于解决的难题。近几年社会上和文化学术界许多大的潮动，都在向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声质询，包括：如何评价中国近百年来曲折多难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期间形成的新传统，数次革命的利弊如何衡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割裂了传统，新文化运动是否成为激进主义的渊薮，新文学到底有多大的文学价值，鲁迅的思想是否过于偏狭，等等。所有这些质疑都由来已久，而这几年因社会历史观的解构、松动与平面化，而重新点燃了激烈的争议。对新传统是蔑视抑或维护，其异见日趋对立。虽然很多偏激、片面的看法尚未完全进入学术领域，而只以社会言论的方式存在于媒体、网络等空间，但由此形成的流行价值观也影响着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好恶和判断。文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直接造成了现代文学定位、边界及评价系统等方面的困扰。
　　面对这种情势，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是必要而紧迫的。回归学术不等于规避现实，这个学科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现在和历史总是构成不断的对话关系，如果说古典文学研究在这方面表现不那么明显（其实也应当是有的），现代文学则是本性要求。正是这种对话使传统能够持续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学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面对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以及这个研究领域如何保持活力的问题。就是说，现代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离不开对当下的发言，也离不开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
　　学者们越来越强烈希望能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也许，在研究越来越学院化、学科化，越来越价值中立，思维越来越细碎化、平面化的状况下，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可能会有助于找回现代文学研究的魂。
　　余三定：您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点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构中，提出并论述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请问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时间性的边界的拓展和内容性的边界的拓展。
　　其一，关于时间性的边界的拓展。边界的延伸首先是在时间上，其起点与下限这些年一直在讨论，而每一种设想背后都包含有对现代文学内涵的重新认识。部分学者已试图把晚清、十七年、文革以致新时期统归为现代文学，随之便产生打通式研究以及专门关注边界地带的研究。晚清这一段在古代文学中，晚清这一段属于边缘，尚未充分开发，而晚清的文学新变，确实又与五四及其后的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新文学运动的前奏或序幕，所以连成一气做整体考察是必要而合理的。将晚清的文学新变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对这一学科的建设必定大有好处。不过仔细想来，这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晚清研究。从现代文学立场看，晚清的新变还只是量变，离五四前后的质变还有一个过程，五四作为重大历史标志的地位，是晚清新变所不能取代的。现代文学史可以从晚清写起，但分水岭还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料想几百年后人们谈起19、20世纪的中国文学，很多作家作品都必然过滤掉了，留下印象最突出的恐怕还是五四。
　　研究边界往晚清的前移的学理根据不难找到，不过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是评价标准问题。前些年有海外学者王德威提出压抑的现代性的概念，认为现代性特征早在晚清就出现了，并非五四前后才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位研究者的论述不无道理。在晚清小说和文学翻译中，的确已可见到某些可解释为现代性的因素。大概这位华裔汉学家是看到五四传统太强大、被神圣化了，产生质疑，就试图颠覆以往过于强调的五四传统，办法是尽量模糊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界线。王德威的研究还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和原始材料的调查，他的设问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但也不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这些年学界也有人批评王德威的论述过犹不及。但问题不在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提法，而在于这提法引来许多蜂拥跟进的模仿者。多数仿作的路子大同小异，就是抓住晚清文学某些个案分析，并不顾及个案的代表性，便从中提拔所谓现代性因子，证说预设的命题，有点穿鞋戴帽。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提出的初始含义及其学理背景被忽略了，大家很少注意这种前移也有其特定的价值标准，对五四历史价值的降解是前移的潜在意图。尽管如此，研究边界往晚清前移似乎已成态势，构成对既有文学史观的挑战。如果前移不满足于版图扩张，也不存心降解五四，如果前移带来的是文学史观的适当调整而不是颠覆，这种研究就比较实事求是，有可能持续生长。
　　往晚清是前移，往当代则是后挪。上世纪70年代末从现代文学学科专门独立出一个当代文学，本是研究范围的拓展，却带来两者分家之后的某些隔阂，以至在学科设定上只好使用现当代文学这个别扭的称谓。现在两者的重新融合，打通现代与当代，已大致形成共识，虽然在学科名称上可能还有待商榷。有的主张统称世纪中国文学，不过这种时间性称谓会有限制，新世纪文学就包容不了，还不如仍叫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打通带来许多新的学术发现。其中对于上世纪40至50年代的所谓现当代转折期，就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有可能产生许多新的题目。以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划分主要是政治性的，人为的，给学科发展带来许多麻烦，现在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彼此打通不应当有什么大的障碍了。
　　其二，关于内容性的边界的拓展。内容性的边界，是往内里的延伸，即将鸳鸯蝴蝶派、武侠、言情、侦探、科幻以及旧体诗词等，全都一网打尽，纳入囊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范伯群提出的，他试图用两翼说支持通俗文学堂而皇之进入文学史，甚至与雅文学平起平坐。这引起不小的争论。范伯群不是坐而论道，他拿出了大部头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该书所描绘的现代通俗文学纷繁的历史图景果然令人耳目一新：他以《海上花列传》为现代通俗小说起点，以张爱玲、徐訏、无名氏收尾，勾勒另一条现代文学的主线。在方法上，该书对印刷文化有大幅描述，报刊梳理与潮流分析交错进行，在纯文学背景中评说通俗文学，论述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的互补，努力将通俗文学整合到现代文学史的整体中。尽管范伯群对通俗文学情有独钟，他的工作具有垦拓性，但支持这种工作的两翼说其实并未能形成完整有效的价值评判框架，只是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一种策略。但这终究是一种可喜的推进。事实上，随着通俗文学研究的深入，如何突破原有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对立的框架，考察彼此之间渗透、影响的关系，一直是很多研究者瞩目的问题，也看得到逐步推进的实绩。
　　我还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边界问题和价值尺度问题紧密相关。无可否认，在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多层次的价值观、世界观的差异与冲突。在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交锋的现象中，也不难看到这种矛盾冲突。有差异与冲突，这是基本的事实，也是文学史推进的动力。把文学史写成思想斗争史是太过份了，但文学史写作也不必去淡化、回避差异与冲突，因为那样反而可能丧失把握历史的丰富性。这些年常见有学者提出文学史写作中的多元共生，人们格外看重历史发展多方面构成的合力，这体现一种在苛严时代过去之后的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多元共生如何在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中体现，仍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难就难在把不同价值观、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创作汇集到一起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在哪一个价值层面上去统合，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形态去处理这种汇集。如果弄不好，可能就是面对诸多矛盾的一种拼凑与调和。说到底，现今非常要紧而又缺少的还是相对认可的价值评价标准问题。只有自己相信并确立了某种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共生才不流于相对主义，批判精神才不堕落为虚无。这其实也牵涉到现代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问题。在严家炎这部文学史中，我们多少看到了要多元共生又不流于相对主义的挣扎，这本身就别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学术价值。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
　　余三定：我个人近几年来用较多精力研究中国当代学术史，我以为，当代某一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和学者个案研究，都属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史研究是关于学术发展过程的研究，即所谓研究的研究。您近几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方面（即我在前面说的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层次），也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就。您的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希望您能谈谈撰写这本影响甚大的学科史著作的出发点和大致情况。
　　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是我多年来给研究生讲课的产物，我带着一些年轻学者共同完成了这本书。目的是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做一回顾评说，后来发现有些吃力不讨好，因为距离还不可能充分拉开，要品评学术，难免顾此失彼，甚至得失人情。但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思，对于学生的学术训练尤为必要。让学生能尽快入门，获得更专业、更有学术自觉的眼光，就要领略各个阶段种种不同的方法理路，
　　从学科评论的高度，了解现代文学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前沿性课题。这等于在展示一张学术地图，研究者可以从中了解和测定自己的方位，起码可以从中获取某种学科史评价的信息。该书原是给研究生写的，因为论涉整个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并引发诸多新鲜的话题，也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学现在也开设学科史这类选修课了。
　　余三定：从学术发展史（即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角度看，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者其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大致轨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从建立到现在，有六十多年，前后大致有四代学者。上世纪5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或称新文学）研究还只是潜学科，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上世纪50到7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配合共和国修史，进入大学的教学体制，一度成为显学。一般认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是这门学科成立的标志。通常又把王瑶那一代学者，包括李何林、唐弢等宗师，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初的垦拓者与奠基人。他们是这个学科的第一代学者，一直到80年代，都还有力地引导和支持着学科的复苏，对整个学科始终有覆盖性影响。
　　现代文学研究走过坎坷曲折的路，文革期间这个学科研究停顿，几乎遭受毁灭，直到80年代前期，受惠于思想解放的动力，才恢复元气，并取得在人文学界令人瞩目的实绩。第二代学者，主要就活跃于这个时段，充当了80年代以来学科复苏与发展的生力军，在90年代，他们中许多人仍然担当许多大学与科研单位的学术领军人物。他们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的一代。
　　接踵而来的是第三代学者，基本上是文革后上大学或研究生的，这代学人有曲折的求学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富于学术个性与锐利的研究实力，后来各自在相关领域开拓新生面，所获也甚为突出。
　　近年来，第四代在学界崭露头角，有的已形成自己的格局，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他们很多是60后或70后，思想开阔，富于活力。目前第一代学者大都离开了我们，第二代也年届古稀，他们中一些人炉火纯青，仍有坚实的著述出版。但活跃于学界的主要是第三和第四两代学者，而且重心正逐渐转向第四代。代际转移，学风流变，其变迁大势如大江推浪，读此书真有沧桑之感。
　　我这里要特别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第二代学者多说几句，第二代学者大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大学则在50年代，少数学者60年代已经成名，但多数都是在八九十年代才鸿图大展，成为杰出的专家。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九十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
　　关注我们的文学生活
　　余三定：您是特别有现实关怀的学者，您不久前提出了非常有现实针对性、引起广泛影响的观点：关注我们的文学生活。您先在《人民日报》（2012年1月17日）发表专论《关注我们的文学生活》，呼吁文学研究要关注文学生活；不久后，您又发表长文《中国国民的文学生活》（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24日）。希望您能具体阐释关于文学生活的其涵义。
　　温儒敏：通常说文学生活，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理解，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文学生活主要是指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文学渗透的现象，等等。所谓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是相对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等活动而言。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社会生活。文学生活这概念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二合一，就是文学社会学。
　　余三定：那么，您认为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应该如何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呢？
　　温儒敏：2009年9月在武汉召开的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研讨会上，我就提出过研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田野调查，了解一般读者的文学诉求。去年我到山东大学任教，和文学院同事黄万华、郑春、贺仲明等讨论学科发展，大家都认为对当前社会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可能是一个学科生长点，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个突破口。山东大学的文科学科建设如何突破原来的格局，发挥新一代学者的潜力？那就要寻求新路，有一部分课题可以和社会生活联系更紧密一点。大家对现有的文学史及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些不满，主要是陈陈相因，只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打转，很少关注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反应，我称之为内循环式研究。其实普通读者的接受最能反映作品的实际效应，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我们设想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视野，让文学研究和教学更完整、全面，更有活力，这既可以为文化政策实施提供参照，又为学科建设拓展一个新生面。
　　余三定：据报道您在山东大学开创性地认真组织了有关文学生活的田野调查，希望您能谈谈通过你们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哪些引人注意的、有意思的情况和现象。
　　温儒敏：上学期山东大学文学院组织过一次文学生活的调查，除了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的10位教师，还动员全院数百名同学参加，利用寒假到十多个省市进行问卷调查。第一批调查报告包括《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情况调查》等9个选题。
　　其中颇有意思的是贺仲明教授主持的《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情况调查》调查，在大型企业、建筑业和城市摊贩等行业的2000多农民工之中进行问卷，结果每年文学作品阅读量是：读14本的占46。3，读510本的占19。5。这明显高于一般国民人均读书4。53本的阅读量。而且农民工的数据是单指文学阅读。另一项调查（黄万华教授主持）也表明：业余时间较多用于阅读文学作品的农民工比例为14，高于职员阶层的12和学生的10。什么原因？是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比一般城市居民单调，缺少选择性，阅读便成了主要的选择之一。但调查又表明，农民工文学读的主要是网络文学，居然占全部阅读的84，纯文学（特别是纸质作品）的比例是很少的。除了上网，农民工读过的文学期刊范围很小，《故事会》占68。8，《读者》占53。2，其他也是《知音》一类通俗刊物，当代文学在农民工的阅读中只占极少量。调查之后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文学阅读大都停留在中学语文曾涉及的范围，当代文学对农民读者是缺少吸引力的，他们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相当疏远。以往人们对农民工的文学阅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想象，有了调查的数据材料，就有比较实在的看法了。对其他阶层的文学生活也是如此，只有先靠调查，摸清状况，然后才谈得上研究。
　　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
　　余三定：我知道，《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是您的一本重要著作，您还出版了《温儒敏论语文教育》和《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二集》等著作，并且您较长时间兼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还担任过人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等职，您为何一直非常关心大学语文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呢？
　　温儒敏：我在大学教书，常常给本科生上课，看到大学生的读写能力每况愈下，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读书的习惯，即使读，也就是一些流行读物，所谓素质教育只是空谈。大学教学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和中小学连带的，所以大学的老师也要多少关心一下基础教育。再说，我所从事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语文教育有密切的联系，我们有责任考虑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所有大学中文系，包括象北大这样的综合大学的中文系，都应当适当关注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这是我们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过去的大学中文系许多著名的前辈学者，都曾涉足中小学语文，为中小学编教材，参与语文教学的讨论，在这个领域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现在大学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学者都抱着一块做文章，加上高校的学术管理体制鼓励偏向所谓研究型，教授们哪里还有精力放在中小学或者大学的语文上？即使在一些师范大学中文系，与中小学有关的学科（比如教学论）也被看做学术含金量低，是被边缘化了的。这很不正常，是我们的学术脱离实际的病象之一。有感于此，最近十多年我就用部分精力关注语文教育，鼓励和带动北大部分老师投入这方面，培养语文教育的博士生硕士生。
　　余三定：多年来，语文教育改革一直有人在大声疾呼，可是至今效果甚微。您对未来的语文教育改革有怎样的期待和想法？
　　温儒敏：我对语文教育改革并没有失去信心。课改十年，阻力巨大，成效不见得那么大，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开始为公众所了解了。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用一句俗话来说，教育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得整个社会多方面入手来做，内外的工作都要有耐心，步步为营，稳步挺进。有时恐怕还要有些平衡，进两步，退一步。具体到个人，则尽量少抱怨，从我做起，能做一点就是一点。我曾经在《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书的底封写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那怕是一寸的改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从关注语文教育到文学生活，我都是一个思路：希望自己从事的学术工作更贴近社会。
　　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
　　余三定：在您同时代的学者中，您是公认的成就卓著者，我想大家都很想了解您的治学经历和经验。据说您认为自己治学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杂览，请您具体谈谈。
　　温儒敏：在同代人中，我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回想一下，有两点对我后来是有些影响。一是读书比较杂。我196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二年级就碰上文革，停课闹革命，但也有逍遥派的缝隙，加上曾有两年我到天安门历史博物馆参加毛主席去安源展览工作，闲来无事，便杂览群书，古今中外文史政经抓到就读。文革毁灭文化，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个人阅读思考的空间。那时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同步翻译许多西方流行的作品，说是内部发行，可是都能找来看。象《麦田守望者》《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第三帝国的灭亡》《拿破仑传》《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等等，都读过了。马恩四卷集、别车度、论孟、左传、史记、世说、红楼梦，等等，也读过不止一遍。这种阅读目的性不强，不是为了上课拿学分，是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阅读面广，有利于了解人情物理，知人论世。这种习惯延续到后来上研究生，有了专业指向了，但读书仍然很杂，数量也大。我的很多题目与研究冲动都来自这些杂览。
　　余三定：您的硕士、博士都是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初的垦拓者与奠基人王瑶先生，希望您能谈谈王瑶先生对您的影响。
　　温儒敏：我们上研究生时王瑶先生才6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小，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1978年秋天一个夜晚，第一次在未名湖畔镜春园寓所见到王瑶先生，他不爱主动搭话，不客套，但很真实。有传说学生见到王瑶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我虽不致于如此，但也有被王瑶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向王瑶先生请教关于三十年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三十年代初。王瑶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像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
　　后来师生熟悉了，我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王瑶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王瑶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瑶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原载《文艺报》201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