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希望把对我的关注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

　　如常的沉默和冷峻，如常的低调和羞涩，身着粉灰相间的条纹衬衫、卡其色便装西服的莫言似乎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莫言斩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霎时间，整个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一个星期过去了，“莫言”两个字仍然占据着全球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
　　10月18日，受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之邀，莫言在获奖后首次离开老家高密回到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莫言文学座谈会。在会议的间隙，记者对莫言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面对面向你表示祝贺。2012年10月11日，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欢喜之夜，也是一个不眠之夜，在无数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守望中，我们盼来了你获奖的喜讯。经过一个星期的沉淀，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好像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全世界有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在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也非常优秀，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但是，瑞典皇家学院将诺贝尔奖授予了我，所以在高兴之外，我的内心深处仍深感惶恐。
　　记者：你的获奖不仅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也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
　　莫言：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倒更想谈谈“莫言热”这个问题。我就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爱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把对我的作品的关注普及到中国当代文学上，把对我个人的关注普及到所有的作家身上。因为我深知，跟我同时代的写作者，他们对我真诚的祝贺我都看到了，我对他们是心怀敬意，大家都写得非常好，所以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会有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介绍、翻译成世界的各种语言，并且赢得广泛的读者。
　　记者：这些天，你步入文坛的经历已经成为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传奇。当年，你为什么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
　　莫言：当年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过获什么奖项。
　　那时候，之所以要写作，我承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功利的因素，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确实感觉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今天看来，这种冲动和欲望就是对文学的迷恋和爱好，就是想用艺术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所看到的故事再描述给别人听的一种愿望。
　　你可知道，我小时候特别迷恋、特别崇拜的是什么样的人？是讲故事的人。我至今记得，在我们乡村的广场上，在我们的集市上，在寒冬腊月生产队的喂牛、喂马的饲养棚里，我们都可以聆听到各种各样的说书人，给我们讲述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个时候，我既是一个故事的聆听者，也是一个故事的传播者。每次，听了这样的故事，我就忍不住想将我听到的转述给别人，将那些精彩的片段重述给大家。于是，我回到家，对我的父亲母亲讲，对我的哥哥姐姐讲。刚开始，他们对我的这种讲述非常反感，但是很快他们会被我的这种讲述所吸引。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母亲后来也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在集上听人说书，允许我到别的村庄里听人讲故事，也允许我深夜回到家中，面对很小的油灯，在她一边缝制棉衣的时候一边听我讲我刚刚听到的故事。当然，有的时候我记不全了，我就开始编造，按照自己的想象衔接我记忆的残片。当然，我的故事编造得还不错，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便成为一名说书人。回想起来，后来我从事文学写作，写小说、写剧本，可能就是从给我母亲讲故事开始。
　　记者：获奖以后，你的写作状态、创作体验，甚至是人生感悟有哪些不同？
　　莫言：很多不同。说实话，我很想努力地回到原来的状态，以一种初学写作的心态来写作，就好像我刚刚拿起笔、学习写作一样，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奖那个奖的获得者。
　　坦率地说，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如同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
　　前不久，在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也用“镜子”这个比喻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曾经有人不解地问，什么意思？为什么会通过这个看到自己？我想说，这其实是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十年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报纸，只能听到别人传谁谁谁怎么评价我。现在，面对庞大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包括对我的赞誉，也包括对我的尖刻嘲讽、挖苦。特别是后者，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有一种感觉，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而我自己，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站在旁边，看到大家指指点点、纷纷评价，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我必将是受益终身。
　　记者：你的作品总让我想起现代派的巨幅油画，线条游移、色块纠结、情感浓重，给人以沉重、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的感觉。在你的世界里，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原始的脉动、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直面和悲悯，还有异常浓烈的甜酸苦辣、贴近大地的隐秘世界、变形夸张的原始悸动、极度喧嚣的语言渲染，你用你的作品创作了一个扎实、丰富、浩荡、磅礴，叫做“高密”的乡土世界，评论家说你将生活升华成了美学。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的文学创作？
　　莫言：对这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我体会很深，感触很多。写一篇作品可能还比较容易，但是一直要不断地写作，可能难度很大。要不断地写作、不断创新，不愿意重复自己，实际上就要跟自己斗争，不断地要向自己发起挑战。所以我主观的愿望很强烈，创新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但是一个人总还是有限度，究竟能创新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每一篇作品都有新的元素，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没有重复，这个我不敢说。我知道我的创作有很多的问题，我知道很多批评家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我创作的弱项和不足，这几十年来我听到了很多的赞扬，也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很多的批评，包括很多非常刺耳的批评。赞扬鼓励可以使我继续前进，批评则使我做好准备。所以，我得说，感谢几十年来表扬和批评过我的朋友们，也感谢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众多的媒体，包括诸多的网友对我文学创作的评价，对我文学作品的评价，以及对我个人道德方面、人格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评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中国的乡土文学叙事有着深厚的传统。有人曾经将你比作鲁迅，但是在你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它不仅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顽强生长的民间艺术，更有我们通常感触不到的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影响甚至决定了你的作品的风格。
　　莫言：相比鲁迅、赵树理，首先我跟他们时代不一样，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个人体验的社会生活不一样，这决定了我们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一样。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我现在所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信息，所得知的各种新的思潮，也是他们当时所不具备的。但是，从文学的技巧上，从语言的功力上，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占有上，我认为我与鲁迅、赵树理相差甚远，对他们我永远高山仰止，自知无法达到他们那种深刻和洞彻。
　　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除了时代因素之外，我有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接受。赵树理是一位对民风民俗非常非常了解的作家，他的作品里面更多地表现了民间的故事、语言等。我的作品可能比他多了来自民间的虚幻的、想象的、超现实的因素，这些恰好变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将诺贝尔颁奖辞中“hallucinatoryrealism”翻译为“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不十分准确，我认为翻译为“变形的”、“怪诞的”、“迷幻的”更为达意。
　　记者：说到变形、怪诞、迷幻甚至是魔幻这些概念，你觉得你作品中的乡土风情与你成长的东北乡有哪些变化和勾连？
　　莫言：高密县东北乡实际上应该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我里面写的人物、写的事件，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包括我小说里面描述的风景。像《蛙》里那条波浪滔天的大河，现在高密根本没有，高粱也根本不种了，包括福克纳、马尔克斯描写的戈壁、沼泽、沙漠，在现实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记者：能否透露，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莫言：我现在正在着手准备三部作品：一部戏曲的剧本、一部话剧的剧本、一部小说，到底先完成哪一部还很难说。戏曲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大约完成一场；话剧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国外的中国故事；小说的场景还设在我熟悉的高密县东北乡。
　　记者：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12月10日的获奖演讲中，你会说些什么？
　　莫言：说真话，说实话。其实，获奖演讲有两份，一份五分钟，一份四十五分钟，我都还没有准备，下一步我要思考的就是这些演讲。有人劝诫我要说这些，有人启发我要说那些，而我，更想以我的方式，讲出我的追求，也讲出我的真诚。按照瑞典皇家学院的规定，11月5日之前，我要将演讲的题目告诉他们；11月12日之前，我必须将演讲的稿件交给他们，以便他们翻译，因为演讲辞将以五种语言同声传译。
　　（本报记者李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