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九十年代文学的消解之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不能说是与外界隔离的，事实上它对国际文学与文化思想吸纳很多，但却鲜有释放，并未形成内外双向交流，所以，从某一意义说，它仍有它自行其是的逻辑，有它特殊的发展线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启蒙文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政治文学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消解性文学阶段。启蒙文学阶段应该没有异议；政治文学阶段又可分为救亡文学与解放文学或革命文学两个部分，前者是民族政治，后者是阶级政治，这样说细了，相信人们是可以有这样的共识的；唯被我称之为消解性文学的最后一个阶段，人们很可能要发出疑问。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一个阶段确实是流向纷呈，其实也可以称之为多元化文学阶段。但我觉得，这一阶段，多元化还只是在形成之中，还不能说是这一阶段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而这一阶段虽然流向众多，有的流向甚至也颇为盛大，但就其最突出的现象而言还应该说是消解性文学的一脉。至少，当我们把这阶段看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结尾段时，完全可以把消解性作为这一阶段的较明显的特征来言说。（如果我们把这一阶段看作新世纪的开头段的话，那又另当别论）
　　最近听到一首新民谣：说真话领导不喜欢，说假话群众不喜欢，说痞话大家都喜欢，我于是联想起我们的当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化景观中那持续了好多年的痞味，这痞味实在是有着真切而深厚的现实基础的，而且很可能是最为聪明与适时的一种言说策略了。
　　这一策略后来又有了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语境的烘托，似乎是有了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于是更加理直气壮，蔚为大观起来。
　　不过，国际性的后现代语境与当下中国的实情之间，恐怕需要有某种厘清，否则我们的当代文化容易出偏，我想。
　　自从索绪尔发明了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等一系列这类说法，使人类的现实世界与语言世界分离了开来之后，我们的语言便在一个自足的世界里，循着一条独特的轨道迅速地飞奔起来。
　　开头，结构主义还只是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可以直接对应，语言世界有自己的构成法则，语言世界可以依循自己的构成法则构拟一些与现实世界具有对应可能性的结构，为现实世界创设意义。
　　可到了后结构主义，他们认为语言的这种构拟的功能也是一种虚妄的神话，语言根本不应该依据任何中心，任何等级，任何秩序观念构拟什么与现实世界有对应可能性的东西，它也不能创设任何意义。事实上语言什么也不是，语言只是一种踪迹，它播撒在语言走过的路上，似是而非，似有似无
　　这样，语言就在与现实无涉的，完全自足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只是偶然的，瞬间的，欢愉的，不留存什么，至多只留下一点痕迹的游戏，语言的意义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了，只是一种自我的狂欢而已，作品，不，不应该再叫作品，而应该叫文本，文本不再具有指导和帮助人们生活与行动的普遍性，当然更不具有放之万世而皆准的永恒性，同时庄严啦，崇高啦，净化啦，激奋啦等等等等，都已变成笑话，文本只是一种提供作者和读者享乐的欢欣。作者自然也死去了，他写了便写了，什么也没说，没有传达任何意思，读者呢，完全可以根据作者所留下的踪迹，依照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尽兴进行与作者完全无涉地误读。而创作，不，不能叫创作，只能叫写作，写作活动本身，则成为了一种零度的，中性的，无指涉的平面写作，它是一种为享乐而享乐的，或者说以感性享乐为中心，尤其是以性的感性享乐为中心的人类自娱活动。据说这样子，读者和批评家倒是变得重要起来了，不过，读者和批评家似乎也只是在作者留下的踪迹上继续他们的自娱自乐的，与意义无涉的游戏而已，同时播撒的也只能是游戏后残留的杂乱的踪迹
　　这些说法听上去极端，甚至荒唐，可它确有产生它的历史语境，而且确有它的独特价值。
　　从后结构主义泛化出去的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从心态上来说，我以为是现代市场文明被整个人类普遍接受后，西方中产阶级的一种自得情绪的表征；从意义上说，（尽管后现代主义要取消意义，可我认为它们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则是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借了现代市场文明被普遍接受的时机，向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的准上帝西方理性霸权，发起的又一次猛烈的进攻，文学和哲学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与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结构主义等结合形成的现代主义其实都是这类进攻。当然，这次后现代主义的进攻采用的是一种快快乐乐的消解式的策略。（许多人喜欢用颠复这个词，但我以为消解这个词才是最恰如其分的）。
　　在中国，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文学浪潮，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性的文学潮流，其实就因为它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有一种异质同构的性质，它们在消解的策略这一点上是有着相似处的，但它们所消解的对象却根本不同。那时中国文学界可以说还完全没有输入后现代主义的信息，更不可能有后现代主义意识，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都还根本没有提供出现后现代主义的可能，所以，中国先锋文学所消解的对象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所消解的对象自然是不可能相同的。但他们在策略上又确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地方
　　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或曰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其矛头所指，主要是政治功利文学。近世中国文学，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始，直至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文学，日益沦为越来越狭隘意义上的政治的工具，且发展到极端荒诞的地步。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反思，但由于思维方式的堕性，大多数的反思都还是围绕着政治兴奋点的反思，最激烈的也只是第二种忠诚式的反思。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界开始出现了回到文学自身，关注形式的倾向，这应以意识流的讨论为标志，紧接着就是先锋文学的兴起。这一倾向是一种机智的偏离政治功利的策略，是一种有效的对于政治功利樊蓠的躲避，他们采取了你说你的，我玩我的，我不跟你玩的态度，相当有力地解放了文学的视野，改变了当代的文学意识，拓宽了文学实践的领域，其意义在当代文学史上无疑是重大的，我把这一当代文学的形式革命称之为逃亡。这逃亡的另一支是新写实潮流。新写实小说稍晚于先锋崛起，路径不一，但向度却是基本一致的。逃亡的这一支采取了对庸碌、琐屑、无奈等的叙述同样有力地消解了政治神圣，及至于抹平了一切的崇高和一切稍有超越性的意义。这类逃亡至九十年代初，由于其它一些更强烈更广泛的因素的刺激，变得日益波澜壮阔起来，从充满调侃的《围城》的重提，到痞子式的市民文学的兴起，到通俗文学的洪流，再到已然有后现代意识的，同样也带上了痞味的游戏性写作，乃至于到诸多拌有痞味的电影电视剧和广泛的纯消费的卡拉ok一类的大众文化，形成了一个对极左的政治功利文化的巨大的消解运动，一次胜利大逃亡。
　　所以，八十年代的中国式后现代性的先锋文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形式运动，但其实是一种从政治功利逃开，与政治功利分裂的姿态，实际上仍是政治性的文学现象，是文学上的政治性事件，当时的先锋文学具有相当的轰动效应，但那轰动的并不是新形式本身，而是这种形式关注与政治功利分裂的姿态，有如从一个极端禁锢的军营里出现的逃兵事件一样。
　　这样，当我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时，就需要一种谨慎，其间有相适宜的一面，也有不相适宜的一面。
　　相适宜的一面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确承载着消解的任务，且这种消解任务的意义也的确重大。带痞味的形式化、平面化、市民化、世俗化倾向，作为一种策略，对于消解那种盲从盲信的愚昧的神圣性，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取代一切的一元文化，那种极左的政治功利痼疾，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且有着特殊的效应的，八十年代中及九十年代初这意义更加明显，现在这意义也仍然存在。
　　但不相宜的一面也不可小视：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市场社会，事实上我们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既急待消解，更面临着营建；作为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目前还处弱势的民族，我们既需要对传统的解构，更需要既与传统接轨，又与世界接轨的新的整合。
　　例如，我们还从未建立起真正的理性精神，从未建立起真正的实证的科学态度，我们若一味痞去，一味消解，我们的经验域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将从何获得信念？
　　事实上，西方社会在他们向现代化的转型之初，就建立了他们的精神基石，他们不仅建立了经验域的以理性和实证为基础的科学态度，还建立了以人权为核心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更建立了人文域的以个人本位为实质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现代性精神核心，相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无疑是伟大的进步；而相对于未来人类的发展来说，尽管今天人们已经看到了现代性理想的许多不足，但这些现代性精神核心仍将会永远是宝贵的财富作为历史进一步展开的基础；几百年来，西方社会各种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消解，如浪漫主义、审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其实都是为了弥补现代性理想和方式的不足，而不是为了抛弃它。
　　而今天中国，如果不思建设能与世界接轨，又可与我们的民族特点相融的精神基石，只是邯郸学步，一味消解，一味痞去，那会不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这就象一个已获新生，却还病弱的身体，泄火去毒当是需要，但补虚扶正，培元固本，更是当务之急。若不肯作此辩证，一味泄去，弄不好，整个民族精神就要演变成瓦解、崩溃之势的！
　　况且，批判和消解相对是容易的，而真正的建设是困难的，尤其是精神的建设。没有真正的精神建设，只有一味地消解，结果必然会是精神虚无，而紧接着精神虚无的，往往就会是旧的东西的复辟。
　　毫无疑问，新世纪里的精神营建，绝不是那种盲信盲从的愚味的神圣性，不是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文化，不是那种极左的政治功利的樊蓠，也不是那种没有脱离传统巢臼的道德主义。
　　今天所要营建的应是一种完整的意义重构，应是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超越（现实政治经济）的，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与市场文明和民族个性都相适应的精神界域，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后发展式的现代性精神理想。
　　新世纪已经来到了，让消解的潮流随着二十世纪文学结尾段的过去而过去吧，新世纪应该开始的是真正而切实地精神营建。
　　（发表于《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