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鲁迅之于当代是“立人”精神

　　在一次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逝世75周年的研讨会上，专家们的讨论让我联想起读鲁迅作品时的一些感触。关于鲁迅精神，大家谈得最多的一点，就是“立人”。这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反复论证得出的一个结论，在他看来，中国要在与世界列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激越变革的时代，既有亡国的危险，又有破茧新生的希望。西方资本主义的肆意扩张，将中国逼到了一个背水临渊的绝境，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打算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设计一套背水一战、临渊一跃的方案，从而在世界文明的竞争中胜出。如果从龚自珍提出“自改革”开始，到20世纪初，已经过去整整100年，其间经历的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虽都已烟消云散，但足以刺激后来者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从鲁迅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这位思想先驱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思路。针对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言必称“希腊”，视西方文明为神灵，以为只要拿来，定能生效的风尚，他冷静地看到：这是“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他认为，要纠正这种偏颇，只能从两方面入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
　　他所谓重个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利己主义，而是张扬人的个性，觉悟人的尊严，确立自我意识，学会独立思考。人所以立，这是个基本条件。但他看到，社会流弊所至，往往是“夷峻而不湮卑”，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的人常常没有生存空间，结果是“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创新文化的可能因此变得微乎其微。他特别指出：“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这时的鲁迅，受到尼采的影响，思想中或有一些精英意识，寄希望于“一二天才之出世”，相信有所谓超人的存在，但说到底，他更希望人人都成为有个性、有尊严、有自我意识、能独立思考的“新人”。
　　鲁迅对人类文明的过度物质化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即便物质文明是现实生活的基础，但如果崇奉逾度，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他认为，对物质的过度崇拜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已经变得昭昭然，“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所以，他不主张跟在西方世界后面亦步亦趋。那么，如何才能不失其正呢？他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说到底，鲁迅精神的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以强盛的秘密，即所谓“根柢在人”，而这个“人”，一定是具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以及完善的心智与人格的人。这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也是其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什么鲁迅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不久会毅然决然地放弃学医而从事文学创作？其原因就是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而且，鲁迅以其一生践行了他的思想，他的这支笔贡献于中国文化的，是一座至今无人可以超越的高峰。
　　由此可见，鲁迅精神昭示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首先就是在“立人”这件事上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产业固然重要，但如果人“立”不住，产业将不可避免地空壳化。这不仅因为产业需要内容做支撑，更因为内容是需要人来创造的。创作者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决定着文化产品精神内涵和审美品质的高低。而文化产品本身就承担着“改变他们的精神”的责任和义务，而决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这也便是梁启超所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当然不止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举凡一切文艺，没有例外。当下一些文艺作品热衷于表现人的动物本能和物质欲望，消解或削弱人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还美其名曰人性化、凡俗化，其实已经背离了鲁迅关于“立人”的精神，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