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北京海淀区东升乡新希望实验学校被拆除。自6月份以来，大兴、朝阳和海淀已有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关停此类学校被认为是未来政策的方向，也将波及其他1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教委表示不清楚此事，朝阳区表示会接受分流学生，但有老师反驳说公办学校没这个容量，其他县区则对拆迁安置没有具体表态（据《新京报》）。 对于拆除外来工子弟学校，网络上满是愤怒。愤怒的理由很容易找到，它来自于时刻都在的政策对比。就在拆迁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同期，官办的希望工程公布了在非洲援建1000所学校的计划。除了对待国人与友邦的反差外，也有来自于“旧社会”的比较：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办平民教育，各高校学生会、各教会甚至警署都为贫寒儿童设立半日学校。 政府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借口是不符合办学标准，可这些学校都办了十来年了，为什么只在这个时候叫停？况且有些学校经过改造，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不比公立学校差。这些学校不需要政府负担，反而在为政府分担教育责任和义务。如果假以时日，让这些学校安稳地发展，对于解决外来工二代的教育问题甚有帮助。以上种种，可见以办学标准不达标为关停的理由很难成立。 尽管关停之举在情理上说不通，但它却假装有法律依据，这证明此类学校在教育的制度安排上，处于弱势地位。《中国财富》杂志曾在事后邀请被关停学校的校长参与讨论，校长们最后都被要求噤声，不得不退场，这也见出无所忌惮的权力在关停学校这件事上的强势。说到底，关停学校不是贯彻办学条件那么简单的事，它仍然是权力在社会和教育领域中嚣张的展示，是对权利的压制。 聚集在关停学校上的舆论谴责，都基于这一逆行造成的伤害。声讨是需要的，也挡不住。然而也有必要追问，谁能从这件事上得利？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暂且不论其正当与否它会给什么人带去怎样的收益？也许通过这样的反推，才能看见魔鬼隐身所在。关停外来工子弟的学校，其实打散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北京扎根的希望。这就不难追踪到北京在外来人口上的思路。 2005年，中国国民党革委会北京市委张惟英委员曾有建议，“来京应设门槛，允许了才能进来”。同时是人大教授的张惟英此番言论，引起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对照关停学校的做法，可以知道张惟英的建议已经付诸实施。要消灭外来人口在北京安居的欲望，没有什么措施能比打乱家庭成员的分布最有效果的。因此，关停打工者的子弟学校，潜台词就是：北京不欢迎你。 姑且不论用制造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能否减除北京市的人口压力，城市管制似乎变简单了。一刀切的禁止很省事，便宜的是基层教育官员，官僚系统也从懒政中受益，趁机将外来工子女教育权从问题清单上删掉。考虑到打工子弟学校属于社会办学性质，带有强烈的公益属性，禁绝之后，也相当于在这个领域将公益慈善的不安定因素排挤出去，降低维稳强度和风险。 在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之前，任由问题积累，然后用否认问题的方式取消行政义务。这就是北京在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上的逻辑。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聚居在北京郊区，他们在城市政策中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可以被忽略、被驱逐的人群。关停学校其实打破了原先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由政府的不干涉、以及社会力量的倾力建设达成的。粗暴关停之后，无序失衡的格局难免动荡。 外来工人心浮动，其家庭结构被拆解，城乡户籍的藩篱跳出来撕裂族群，义务教育的适龄人口流离失所。政府所得恰是民众所失，是非了然。雨果曾有比喻，“多办一所学校，就少办一所监狱”。无力做善事的，却不忌讳行坏事。相较于可疑的施政成果，恶劣的后果已经发生且不可预料其后续影响。关停学校，令社会自治遭遇挫折，其实应该问问政府：你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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