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合校风的一点杂感

　　中国是个民主资源稀缺的国家。一切事官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谓论证，不过是让一些专家把长官的意志打扮得更精致些，使其披上“科学”的外衣。据专家研究证明，中国因这些无知而好大喜功的长官心血来潮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比任何损失都大。造成的恶劣影响之深远更是难以估量。比如我国人口之失控，生态之恶化，都与决策失误有关，其结出的苦果将使中国人几辈子都吃不完。
　　他们又是些好大喜功者。决策偶有成功，则庆功会，总结会，大报小报经验总结连篇累牍，大电台小电台颂歌嘹亮，大小电视镜头号让其抢光，要大史学家小史学家为其评功摆好，写入青史使其不朽，作为回报赏些教授研究员的名号也让他们风光。老百姓们也不能闲着，要你浓妆艳抹，载歌载舞地感恩戴德还要作感激涕零状，时常还要叨念着这些功德，不然就是饮水不思泉致富不思源的忘恩负义的小人。而失误了，几十亿几百亿的损失造成了也没什么要紧，一切损失有老百姓为他们担着，决策者顶多脸不红心不跳，轻飘飘吐烟圈般吐出一句：“我们干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哪能不犯错误？权当交了学费了”。如有对此批评者，则祭起惯用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法宝，说你存心不良，用意险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立场不对，观点反动，批评者于是反而成了罪人，要么被贬为贱民，生不如死，五七年的右派之类是也，要么接受武器批判的反击而血沃中原肥劲草，遇罗克张志新之类是也，就是体制中人，也不例外，彭大将军是也。
　　这样，决策者只要心血来潮，总要折腾，成则名垂青史，不成又无人敢说三道四更不好去追究其责任，何乐而不为？所以，政客们争先恐后地穷折腾。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无一处无一行业不被折腾到。但论起折腾的频率及规模来，哪个行业也没有高校这行业折腾多。
　　建国前，中国的大学公立私立教会各种所有制形式齐全，且多能保持对政治集团的独立性。每所大学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个性特点、学术传统、文化积淀。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就是在在世界范围内也很有影响。但从五十年代的院校调整，打右派，拔白旗，到文化大革命的先停办后工宣队进驻上管改，到九十年代批自由化清污染再到目前的合校之风，高校可谓历尽劫波，其中涉及院校间的大调整大变动的决策没有一次是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明智之举，几乎全是官意志想当然的产物。所以每一次折腾几乎都是对高校的大破坏。中国大学五十年来不能产生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大师级人才，这一次次的穷折腾难逃其咎。这次遍及全国的合校风，则让穷折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合校风表层驱力看，倒也冠冕堂皇：是为了提高办学效益，克服中国专业学校多而综合大学少的弊病。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益于各学科间的渗透，对培养大师级的高能人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众多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多出自综合大学就是明证。但中国的大学出不了诺贝奖的根本原因恐怕不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综合大学大少。我们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的高校是集国有企业官僚衙门所有弊端大成的地方，正是这种种弊端，象一根根绳索，窒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机。而合校，，却弄不好则深化了这些弊端。
　　中国高校难出大师级人才，还与几十年来一贯制的外行领导内行有关。也许有的网友不同意这观点，因为我们的高校校长许多都是著名学者且有都有硕导博导身份。但如果他们没有完整系统的教育理念，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及为教育献身的精神，他在管理一所高校方面，仍旧是一个外行。五十年来，高校的校长，有几个是蔡元培那样的真正的教育家？我们的高校校长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吗？有几个是精通高等教育理论的真正的教育家？有几个把自己的工作当做事业贴上钱都干的，如同当年的陶行知先生？他们一个个对上司胁肩谄笑，对教师则颐指气使；他们在高校是见名捞名见利捞利，他们中多的是衙门腐臭气息浓重的政客，少的是一身正气的教育家。真正的高校，是见不得政客的。美国的某副总统，想谋取某高校的教职而不得。但中国的高校，屈从权力，奉迎权力，趋炎附势，已成习惯。有的所谓学者将其与高官的合影刊印于学术著作之首页，拉大旗作虎皮，有的学校为高官们奉送硕士文凭博士帽讨欢心。种种丑态，不一而足。
　　中国高校急需一批有骨气的，有着现代教育理念，并坚定不移地实践这理念的真正的教育家来办教育。但在现在体制下，很难培养造就这样的人才。在腐败泛化的情况下，就是有了这样的人才，他也不会得到重用，就是得到重用，他也得屈从权力的驱遣，无法将其教育理念化为教育实践。在教育做为政治工具的情况下，当一个教育家的理念与政客的的观念冲突时，一纸调令，就会将其驱出校园，甚至还有使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可能。诸位从马寅初先生的遭遇可知予言之非谬也。
　　因此，中国想出诺贝奖得主这样的大师级人才，不能只靠合出些综合大学来解决，更为重要是要治好这些硬伤。但这些雷池是不能逾越的。因为真要治疗他，就会使强势群体既利益受损。他们是不干的。只好通过刮起一股合校风来轰轰烈烈的在形式上大做表面文章。
　　当然这也与我们传统文化民族根性有关。我们是一个爱搞运动爱刮风，爱跟风，爱闻风而动的民族。哲学家罗素虽是外国人，却对我们比较了解，大概这就是所谓旁观者清吧，他说：“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多聪明能干而又多心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以预料。你可以想象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狂热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
　　从人民公社运动算起，政治上有共产风、浮夸风、红海洋、忠字化、合校风等等风搅得周天寒彻，生活中有全民共喝红茶菌，全民争先打鸡血，全民齐练呼拉圈等风搞得沸沸扬扬。一场场大风，来得猛去得也快，就如同台风刮过，只落得个满目疮痍。盲目跟风者多，冷静思考者少，这都显示着我们“集体的狂热激动”的特点及缺乏冷静理智高度情绪化的思维特点。这次合校风也是如此，全国没有几所高校不为其左右。高校号称中国人才荟萃之地，竟如此喜欢跟风，我们民族的思维水平如何，可想而知。
　　就国外来看，那些发过国家，也并非座座大学都是大型的，都是综合性的。我们太迷信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类东西。所以老有“只有XX才能救中国”这类想法。所以才有“以X为纲”“以X挂帅”之类口号。认为当且仅当，有了这法宝，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是心理幼稚的表现。
　　合校的深层欲力来于为解决经济的衰退所造成的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的高校，学生一入学既成为公家的人，取得了“干部身分”成为待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走上了一生交给党安排的第一步。因此享受的是免费的高等教育。学生既然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革命当然要为他的成才投资，既然革命为你投了资，当然革命有权利要求学生服从分配做为回报。就学生方面说，既然我是革命招来参加革命的，革命组织理所当然地要为我安排工作。这样的逻辑决定了为大学毕业生安排工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学生一进大学门，就意味着捧上了铁饭碗。分配时只有工作单位好坏的差异而无失业之虑。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举，加之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现象，一时大学生供不应求，连中专生也十分抢手，许多地区到大走后门，央求大学多分给他们毕业生。但好景不长。随着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产生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人才培养机制与分配机制已不能与之相适应，加之经济发民速度放缓后，众多部门行业人才需求不旺，诸候经济与中央分利，使国家财政困难，供养不起大量吃皇粮者。特别是落后地区，情况尤其严重。九三年以后，就业形势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政府官员对此说过样的的话：将大学生分回县里，没事可干，就是喝茶看报纸，总得两个人给间办公室吧，总得一人给张办公桌吧？到冬天总得给一个火炉几节烟筒拉一车煤，让他们暖暖和和坐着喝茶看报吧，这都要钱，因此每接纳一个大学生，都要给县财政增加一份负担。
　　何以由压缩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为扩招呢？中国经济实现所谓软着陆后，经济过热一下子转为市场疲软，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国家为了刺激经济，想尽了一切招数，在千方百计刺激消费而招招不见效果的情况下，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唯一一个卖方市场：高校。中国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宁愿自己捱饿受饥也要攒钱供子女上学。卖房子，挤不出百姓存款，卖车子挤不出，卖户口仍挤不出，但为子女上学，卖血他都干。于是高等教育由公费变为自费。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一可扩大内需，剌激经济发展，二可减轻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的压力，三使国家不承担毕业生分配担供逻辑支撑点：你自己出钱接受教育，学成后理所当然地应自谋出路。这一招不是我们的食肉者想出的，而是知识界的一些人做反弹琵琶逆向思维想出的应急之招。
　　在中国经济过热时，许多没有文凭的大胆能人，利用政策法律的空子，骤然暴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在中国形成了一股读书无用论的风气。许多人认为于其花钱让孩子上学不如用这笔钱作资本让其下海。而的确也易成功，但等到短缺经济结束，市场转入买方市场后，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而减员增效，乡镇企业纷纷倒闭，下海的风险日高，就业形势严峻，各企业招聘人员的条件随之变得苛薄起来，到今天连本科生也难以找到工作，至于无文凭者找工作更是难于上青天，于是文凭在社会游戏规范则中身价大增，成为取得饭碗的必要条件，一股新的文凭热在全国兴起，这并非是人们重新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而是人口过剩就业压力加大及经济衰退综合症的反映。国家于是将压缩急刹车，立即招开教育工作会议，打素质教育的旗号，将其变为大规模扩招。银行也因此变得对高校慷慨起来。因为投资企业风险远无大于投资教育，于是有人说中国教育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按理说，以合校行压缩之实的合校风，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理应改弦易张。因为高校产业化后就不再是政府的沉重负担，那么，中国高校在数量上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种情况下，应调整决策，停止一哄而上的刮风式合校，让条件具备，合后的确有利于发展的、地理上又相邻近、学科上能相互补充的则合之，不适合合的则让其合让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对于增加招生数量，缓解升学压力，岂不更好？但这样就会暴露刮风者的短视与见识的浮浅，就会有否定领导英明的嫌疑，于是为保全领导的面子，这股合校风与扩大招生齐头并进，加上“集体的狂热激动”的推波助澜，竟成愈演愈烈之势，许多很有名气的学校在这股强台风的袭击下，消声匿迹，几十年甚至近百年好不容易形成的无形资产文化积淀毁于一旦。许多拉郎配急剧完成合并的高校，配合双方，密月未完，就为校名或利益不均而吵得不可开交，但因是政府行为，只好同床异梦地将就着混日子。而一些资质不高，名声不好，门可罗雀，即将关门的学校，却因此而得福，一夜小妾升夫人，但这又苦了学生坑了家长。有一所三流学校与一全国有名的重点大学拉郎配，学生慕重点之名报考，入学后却大呼上当受骗，掏了卖优质产品的票子，却买了假冒伪劣产品，而这种因合校造出的假冒伪劣产品，投告却无门。可以说，这股风，是自文革后中国高校的又一次浩劫。
　　合校是否如鼓者们所吹虚的“合出了规模合出了效益“呢？表面上看，一些合并后的高校如同让阿庆嫂刮目相看的胡传魁。人也多了，枪也多了，鸟枪换炮了，你看，几个学校的学生人数一相加，数量急增，图书设备一简单相加，数量可观，领导于是宣称合出了一加一大等于二的效果。但以愚所见未必然。譬如笔者所在地区四所高校中，N大学历史最长，毫无疑问，无论其办学经验，学术积淀，都是最雄厚的的，但合校后这些优势是否成为新N大的遗产？没有。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条蛇，成为一个整体时所能产生的功能在它被斩面几截后则类同死蛇。老N大实际上已被拆了个七零入落，几代N大学人几十年积累的最可宝贵的无形资产，因此糟蹋殆尽。
　　这几所学校在合校前，都有长期形成各具特色的的学术传统学习风气管理经验。但由于合并不是在两情意愿下的自觉行为，而是在行政命令下的官方行为，因此被合者各怀鬼胎，难以做到优势互补，杂交优化，合得结果明显是优势消融，劣根显现。只要有钱，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一片校区容易，
　　但重新打造积累那失去的无形资产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人又是一个缺管团队精神，喜欢按亲疏远近利益关系划自已人圈子的民族，四个学校，出现不同圈子，产生不同派系是必然的，这就必然要产生许多的明的暗的纠纷和矛盾。并且成为传统，殆害久远。新的无形资产的积累因此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老N大已有四十多年历史，已是成熟老道的壮年，而新N大却只是个蹒跚学步幼儿，最近又要与一所离该校四十公里外农学院合并，这个新新N大，则又成刚出娘胎的婴儿了。
　　在这折腾中，各级官员陷入跑官运动不能自拔，等诸神定位，前后折腾了近三年。折腾期间，只有老师们靠多年养成的职业道德，凭借良心与自制自律人格，按时的上课下课维持着学校的正常运转。这倒给人以启示：高校完全用不着那么多当官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些繁脔赘肉，对于高校的发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折腾中，有人可着劲发了一阵校难财。有权势者，借机会将子女亲友塞进学校了一大批，使学校的负担更重，掌管公物者将校产化公为私了不知多少，听说有将成车的汽油盗卖的，有的部门的许多台电脑不翼而飞。
　　高校之间的合并应遵从教育规律。即使是几所各方面势力相近的高水平学校的合并，也应在互相钦慕，两情意愿的基础上结合，方可产生所谓强强优势。对于那些教育质量差学术水平低生源不足者，应当让其自生自灭。一个地区不同档次的学校共存，形成竟争，优胜劣汰，在竟争中让优势学校发展壮大，吸改消化劣势学校，完成资产重组，这样发展起来的高校，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保持自已的特色健康发展。若不是这样，则如同将一匹良马与一匹驽马捆在一起赛跑，，互相牵制，磨擦扯皮，如何产生优势？前些时期国企部门的拉郎配式兼职并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而使之一些较好的企业想救别人连自己也搭上了。中国高校合并正是这样。这种鱼龙混杂式合法，必定搞得龙也不成龙，鱼也不成鱼，非驴非马。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个骡子吗？更能显示杂种优势，但是，你见过骡子生的骡子吗？
　　合校还需考虑所合学校地理上是否靠近，这样才能有利于资源的综全利用。笔者所在地区的高校，其中原N大与原某工学院，还较靠近，但中间有运输繁忙的公共交通大道将其分隔开来，学生穿棱其间已因不便而多怨言，而原某教育学院，与N大相隔十多公里，首尾难以相顾。而既将合并进来的农学院，更是在四五十里之遥的郊县。这所农学院在那里已三十几年，这一合，老校区国家几十年的投资化为乌有，一千六百亩实验基地难以利用，等新校区建成搬迁，没有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的耗费，怕是不能完成。虽是政府投资，但可都是老百姓的血球汗啊！
　　这样的异区合并，对于学校的基础建设、校区管理、专业安排、资源利用及交通运输，信息传递与交流都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在银行对高校开禁，钱是容易贷，但三个校区，如何安排基建呢？比如图书馆，分开建，座座不成规模，合在一起，又难以使用，网上已有南学区的同学对南校区图书馆藏书不能满足要求而发出的愤怒呼声。现代教育中心也是这里一座，那里一座，造成资金的巨大浪费。综合大学的优势在于学科门类的齐全，这便于不同学科学子在日常的接触中，潜移默化地产生知识、语言、思维方法的渗透互补，从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但地理上的隔阂，使南北校区学生间的的交往受阻，南校区的政法经管艺术类各系学生难以与本部北校区的数理工科类学生交际，反这亦然。这对双方的成才都极为不利，有人也许会说可以通过网络逆补，但这怎能比得上真人间实实在在的交流？难道人可以以网上的恋爱替代生话中的恋爱吗？交通问题自合校来怨声载道，穷教师，不可能有自已的私车，开着上班，只了赶学校的校车。每日里，三校区教师，南辕北辙，东奔西突，疲于奔命。几辆大轿车，来来往往，好不热闹，所以有人形象地编了一个谜语：N大合校打一电影名，迷底为：车轮滚滚。不知多少学生家长的血汗钱，化作汽车尾气污染了环境。
　　通过合校扩大办学规模，减少富余人员，降低办学成本，从而提高效率无益是好构想，但落实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合校后四校官员无一人失去乌纱帽官员数量不减反增，为得了显示公平，一碗水端平，免得有厚此薄彼的报怨，于是各个衙门，演出了张艺谋的实景电影《一个也不能少》。正职处级高官因衙门数有限，怎么办？智慧不亏在中国人的脑袋里，一个“正处级副处长”的名号由此诞生了。负什么责，封什么官，尽什么义务，享什么权利，这是起码的常识。但这个“正处级副处长”算个什么玩意？合校后，原有的管理人员已十分富余，奇怪的是合校后又提拔了几十号中层官员，使宁大叠床架屋般的官僚队伍势力更壮，教育成本更高，效率更低。宁大官本位风气在合校后，的确呈现出了11大于一的良好势头。权术重于学术，由此可见一斑。著名学者付鹰说我们的大学是大衙门，一点都不假。现在，三个校区，三座办公大楼，仍是那么官影绰绰，人满为患，每间官署里，都有人抽着烟喝着茶，读着报纸，想些让最底层的教师不痛快的歪点子，以证明没有他们地球都不转了的伟大存在价值。这还不够，听说又要起几十层的办公大楼，好让各级官员有更为舒畅的官衙。
　　中国高校的出路何在？出路在于实行真正的改革，改革束缚高校健康发展的僵死的办学体制，为各级各类高校松绑，真正形成无禁区的学术自由探索公平竞争氛围，使我们的学生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人文精神，养成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从而提高整个民族创造能力，使高校成为思想源，知识源，人才源，这样的高校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合校风之类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其实除了具有满足好大喜功者的虚荣心，为某些心术不正者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的价值外，对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高校越大越有效益，何不把全中国的高校合成一所？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高校不在大，有特色，有成果，有大师，能培养出一流人才就是高校的仙，高校的灵。不练内功，专搞形式主义花架子，培养不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只能培养些镀了大学银的蜡头枪。这样的大学，只是空耗百姓血汗的造废机器。国家发展靠科技，发展科技靠教育。发展教育可不能靠花架子的合校。但中国的高校改革就如同在跑步机上拼命冲剌样的做秀者，看似健步如飞，但那现代化的目标，仍是遥遥无期。因为做秀者并不是真要达到那目标，她只是在记者的闪光灯下扭捏作态，好拍几张照片印在时髦杂志上换大把的票子花花。
　　行文止此，遥望窗处，时令已到清明，却仍沙尘迷目，寒流阵阵。于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