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在2000年的新版《大学之理念》中曾提出：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象力的重大挑战。
　　我在2000年底收到金耀基先生寄赠新书时，曾即刻发表了两篇评论，分别题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以及华人大学与通识教育（收入拙著《将错就错》）。在这两篇评论文章中我认为，金著《大学之理念》旧版与新版相隔17年，其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即旧版《大学之理念》主要讨论的是西方大学的理念，而在新版中作者已经开始思考华人大学的理念。但我在评论结尾中亦指出：就今日华人社会例如中、港、台的所有大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乃是华人的大学基本尚谈不上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亦即远未确立华人大学的理念。
　　一、华人大学：独立自主还是附庸藩属？
　　今天讨论北京大学等国内大学的改革问题，不能不重新提出这一华人大学的理念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这方面，香港高等教育界在2000年前后对香港高等教育的检讨和反省，是值得国内高等教育界人士深思的。因为这些检讨和反省虽然主要针对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但却对华人社会的所有大学有普遍的意义。我个人印象深刻而一直存留的一篇文章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香港明报2000年2月14日世纪版），而丁教授的文章又是呼应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一篇文章，题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这两位先生在一致指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时，又都同时引用了原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杜祖眙教授的一个看法，来概括香港高等教育也是所有华人大学面临的最大危险，这就是杜教授所言，在一个西方为主的全球化世界中，华人大学如果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便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如果综合这四位香港高等教育者的看法，则我认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之核心问题实际已经非常清楚，这就是，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我们现在担心的问题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学等的改革方向，是否会导致失去中国大学在思想学术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立自主，是否会反而主动自觉地把北京大学等变成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
　　我略觉遗憾的是，最近丁邦新教授在介入关于北大改革方案的讨论时（见《21世纪经济报道》6月19日），却没有能阐述发挥他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一文的精辟见解，从而没有提醒国内大学改革可能面临的最大陷井即失去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自主而变成西方的附庸藩属。我不大相信丁邦新教授现在会放弃他三年前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基本看法和立场，因此只能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丁先生还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现在不折不扣地正在同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丁先生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中所提出的妨碍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弊端，似乎现在恰恰是有些中国大学当局认为最需要模仿的先进经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下面有必要大段引用丁邦新教授讨论香港高等教育问题的原话，以说明不可把弊端当经验。
　　二、中文为主还是英文为主？
　　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一文的所谓何去何从，就是指香港高等教育是要走独立自主的学术之路，还是永远作西方的附庸藩属。而在他看来，香港高等教育的体制性问题如果不改革，那就很难走上学术自主的道路。他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华人大学要坚持学术独立自主必须解决的最关键的体制性问题，即第一，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第二，要明确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三，在学术成果评鉴方面，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动辄就请外国专家来评鉴，因为香港的学术水平应该由自己来判断。
　　下面让我直接引用丁邦新教授的原话，因为这些话几乎每一句我都从心底里赞成，而且我不可能比丁先生说得更好了。
　　首先是中国学者应该以什么学术期刊为主发表论文的问题。丁先生说：期刊的好坏如何判呢？大家以同一学门公认的第一流期刊为最好，这些期刊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出版的。这里牵涉两个问题：第一、有些学问没有地域性，理工科大致如此，容易有公认的标准。人文社会的研究却很有地域性，美国出版的学报很少登纯中国的研究，唐诗是中国的瑰宝，美国有多少一流学报登研究唐诗的文章？外国的汉学家不敢研究唐诗的大家，如杜甫李白，因为古今的评注就难以掌握。这须中国人来作，在哪里发表呢？美国第一流的汉学期刊吗？中国经济的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研究得当可以给许多开发中国家参考，但主流经济学期刊关心的是理论，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不会有多大市场，而且外国期刊为什么要提供许多篇幅给研究中国的论文？这合于他们国家的利益吗？由于英美第一流的汉学期刊很少，我们学者以英文撰写的论文努力挤进第二流的期刊，以致我们自己的期刊稿源不足，更严重的是重要的研究没有人肯化时间去做，完全扭曲了学术发展应有的走向。
　　第二，由此就立即涉及，中国学者应该用什么语言文字为主来写作学术论文的问题。丁邦新教授说：目前理工科学大部分期刊都是用英文发表的，英文已经成为世界语文了。这一不争的事实是不是跟英美国家的强盛有关呢？为什么重要的学术论文不能用中文发表呢？英文并不是中国人的母语，用不是母语的语文发表意见总不如用母语来得准确，人文社会科学牵涉许多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英文来表达呢？我们不能否认，用第二语言总没有第一语言纯熟。那么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以英美学报为标榜？如果学人文的人对自己的语文都没有信心，这个民族大概也就前途有限了。如果有充分信心，何以不能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
　　最后，丁教授严厉批评主宰香港各大学财政命运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不相信香港各大学在学术上的独立自由发展，总是要请外国的专家来评鉴香港学者的水平。例如以研究成果评鉴来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首先请了好几位外国专家来解释如何评鉴，因为主事的人大概觉得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也是香港一般人心态，却不了解美国人念的经和香港的版本大不相同。此外各类评鉴活动多得要命，每一次都是扰攘多日，人仰马翻。美国和台湾既没有这么频繁，也没有这么琐碎。现在各校用于这些评鉴工作的人力、物力、金钱难以数记。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用丁邦新教授的原话，是因为丁先生指出的这些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却恰恰在成为有些中国大学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这种高等教育的附庸藩属状态，国内不少大学却似乎羡慕不已，甚至以为北京大学等国内大学最大的不幸就是至今尚没有资格作西方的附庸藩属，因为北大的教授们居然还在用中文写作，这怎么与国际接轨呢！中国大学的理工科现在已经是以用英文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评鉴标准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概目前主要仍是用中文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这在大学改革者看来似乎正表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所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就是今后都要用英文到美国期刊上去发表论文；用中文发表的论文算什么学术成果呢，不够国际标准嘛。最后，理所当然，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必须由外国学者来评鉴，你看连香港都不但要请外国专家来评鉴，而且首先要请外国专家来解释如何评鉴！人家香港至少一直是用英文的，即使自己不会评鉴至少能听懂人家解释如何评鉴，中国大陆只怕连人家解释如何评鉴都听不懂。因此中国的大学改革第一步只能先模仿香港高等教育，然后才能有资格与美国接轨。
　　大概所谓要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主要就是要大学不但理工科而且人文社会科学教师都用英文到美国期刊发表论文，除此以外好象也没有其他什么目标了。北京大学当局现在经过精密的科学计算后宣布，北京大学可以用十七年的时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这个十七年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二十年？但我想不管多少年，北大的这个目标大概也就是要在十七年后达到北大教师主要都用英文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吧。如果不是这个目标，又是什么目标呢？但如果无非如此，则香港所有大学早就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大学了，因为香港不管理工还是文科历来都不得不用英文争取在英美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此说来，则北京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其实不过就是香港化。具体说来，北大目前的改革目标，我想其实也就是两个目标，第一，北大当局决心要用各种方式来保证，十七年后北大教师必须象香港那样主要是由英美大学培养的博士来担当；第二，十七年后北大教师必须象香港学者那样主要用英文写作论文到英美期刊发表，不然就解聘。据说北大的管理阶层最近都学了一个英文短语，叫uporout。怎么个up怎么个out呢？答案大概是：今后用英文就up，用中文就out！
　　三、一流大学还是三流大学？
　　我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实际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就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实际却可能恰恰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出现这种危险倾向的原因在于，目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是相当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往往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且让我们现在以一种假设情况来提出问题。以中国现在的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为例，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学不但没有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变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因为这种情况实际意味着，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
　　很简单地说，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才，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某大学仅仅能以高薪聘请别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永远在自家大学里培养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应人才，那么这家大学就永远是三流大学，它的所有投资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者是高投入低产出。我们现在因此不妨提出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是讨论高等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暂时只考虑大学培养的今后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才。
　　第一种可能情况是，17年后北京大学本身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吃香，受到哈佛和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竞相聘请，亦即以北大博士这一学术资格就可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等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北京大学开始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第二种可能情况是，17年后以北京大学博士的学术资格而直接受到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聘请担任教授的仍然很少或几乎没有，但以北京大学博士这一资格在中国本土一流大学任教的比例在国内仍然名列前茅；这种情况有可能表明北大仍未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至少可以肯定，即北大仍然是中国的一流大学；
　　第三种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可能性了，即17年后北大博士的资格不但不足以在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得到聘请，甚至也已经得不到中国国内一流大学的聘请，而只有资格在中国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那么这就只能意味着，北大下滑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这就象假如哈佛的博士今后都只能去美国州立大学任教，那么哈佛也就下降到州立大学水平了。
　　我们现在因此不能不问，北京大学现在宣称的在十七年左右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如果北大的目标是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即在十七年内造就越来越多的北大博士直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那么至少有志气，唯一问题是北大通过什么制度来达到这个目标。但如果北大说，这种目标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十七年，
　　甚至七十年都不可能，那就奇怪了，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北大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目标？我们必须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标准是这大学培养的最高学位如博士是世界一流的，其他标准都不是真正的标准。美国有很多非常好的liberalcollege，培养最好的本科生，但不会称世界一流大学，人家根本就不屑这种空洞名号。又如果光是以生产论文数量质量为标准，那不如大力扩充办好中国的科学院和社科院体制，专事研究和写论文，何必浪费精神办大学，反正学生再培养也不成材，因为只能去二流三流大学教书。
　　北京大学如果不是以上述第一种情况为自己的目标，今后实在没有必要喊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误导北大自己。这种误导就在于北大根本没有想过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却事先排除上述第二种情况，最后结果恰恰只能是沦落到上述第三种情况，即造成北大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越来越贬值。
　　四、留美近亲繁殖
　　有人一定会反驳说，如果北京大学今后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那么由这样的北大教师队伍培养的北大博士自然也应该是最好的，怎么会反而贬值呢？我们说，这只是想当然的看法。因为如果北大以及全中国的一流大学都走上了留美近亲繁殖道路（为行文简便，以下用留美泛指所有留学），亦即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认定北大教师聘任首先考虑留美博士，那么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读北大博士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由此北大自己就贬低了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这样北大学生自然不屑再读北大的博士，怎么也得到美国去混个博士，以免低人一等。由此就会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因为北大将惯性地认为只有留美博士才有资格来北大任教，北大学生会惯性地认为只有去美国拿博士才有前途，而读了北大博士的将注定只能去中国三流大学任教。一旦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就将永远无法再改变。由此，北大当然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将千年万年地最多成为最好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
　　如果这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那也未尝不可。不过这样北大要学的就不是哈佛或芝加哥大学等，而应该多学美国的liberalcollege。同时，北大不应该再办研究院，没有必要再培养那么多北大博士，甚至连硕士都没有必要培养。作个名副其实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尽早把本科生送到美国去读博士，对学生、对家长、对学校、对国家和纳税人，都是更经济更负责的方式。但问题在于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北大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它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是大学教师必须大多数是美国博士，有这一条才能确保大多数教师都用英文写作论文到英美期刊发表。因此这次北大改革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如何尽快把北大现有教师换掉，换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博士。北大改革方案的所有设计其实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例如为什么要十七年呢，因为北大现在改革不能动已有教授，没有教授支持就无法通过改革方案。但十七年后现在的教授基本都退休了。因此改革的主要矛头是如何尽可能多地淘汰目前北大的讲师副教授，由此设计的升级机制毫无理路地繁复无比，总之升级越难越好，淘汰越多越好，这才可以有更多的位置给留美博士。最后，则是北大自己的博士不留校，说是防止北大近亲繁殖。
　　但我们可以问，北大不留自己的博士，又尽可能淘汰自己的青年教师，难道是为了纳入国内的复旦、南大、浙大的博士？当然不会，北大毕业的人自然都知道，以北大的老大心态，它怎么会把国内其他大学放在眼里？北大眼里自然只有美国的大学比它好，空位自然将主要只聘任留美博士。因此，杜绝北大近亲繁殖的目的其实是要扩大留美近亲繁殖。但问题是，现在复旦和浙大等并没有把北大放在眼里，它们因此很可能同样不会聘任北大的博士，而是同样只要留美博士。由此，全中国一流大学都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而全中国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就全都只有到中国二流三流地方大学去任教。由此，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所有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都贬值。如果这样，中国实在应该考虑取消所有的博士培养点，把钱用在办地方中等学院和加强乡村的基础教育。
　　五、立足华人大学的理念改革北大
　　从华人大学的理念出发，北大的改革应该着重于提升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的水准，减少对国外博士的需求。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而不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师都换成美国博士。如果中国的大学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那么中国的大学就是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北大目前的改革方案是乱北大、乱中国高教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根本问题是北大主事者基本不信任北大自己现有教师队伍，而又盲目迷信国外博士，从而试图以留美近亲繁殖的方式来对北大换血。如果放弃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北大的改革完全可以有更现实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将首先立足于对北大现有年轻教师的充分认识上。事实上，北大最近三、五年聘用的年轻教师，可能是北大历史上最优秀最有潜力的人才。他们大多是北大和国内其他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在毕业时经过激烈的竞争才成为北大教师的一员。在学校中他们通常是生活待遇最低，工作条件最差，但在课堂上却往往是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教师。正如现在人所周知，北大年轻的讲师副教授水平超过许多教授。这些年轻教师外语好，阅读广，知识面宽，思路开阔，而且对学生有精神感召力。没有人可以有资格任意断定他们的水平低于国外博士。事实上他们中佼佼者的水平和眼光远远高于留美博士的水平。
　　中国从改革以来的留学运动已经二十多年，现在也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了。理工科暂时不论，如果单纯从文科（为行文简便下面用文科包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看，在很多方面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并不那么理想。大多数文科留美博士都挤在美国学术界一个边缘的方寸之地，就是所谓中国研究。中国人到西方去留学，本应研究西学的精髓，而西学的精髓乃在西方学界对西方本身思想传统和制度文化的研究，不在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上。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只能说是西学的皮毛之学，因为这个部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都是来自西学主流部门的。现在有多少中国大陆留美博士在美国留学是专门研究西学的呢？大多数都挤到所谓中国研究领域去了。很多人其实对中国一点兴趣都没有，也要挤进去，自然是因为中国人懂中文作中国研究写论文容易点，以后在美国找工作容易点，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有些人似乎不知道在美国拿个博士只要中人之材就绰绰有余，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华，中规中矩的学生拿个博士最容易。真正难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象老辈学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去留学只问学问不求学位。
　　北大主事人如果对北大自己的青年教师和留美博士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大概就会放弃盲目认定美国的博士一定比自己培养的博士好的无根据思想。而一旦放弃了这种心态，也就有理由彻底放弃现有的以换血为目标的改革方案。不妨说，北大的改革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改革主事人的思想和头脑！人们有理由要求北大的主事人树立华人大学的理念，这就是要明确认识到，中国大学不是要无休止地复制留美近亲繁殖，而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为主研究中国与西方。因此北大在今后的聘任制度上，应该有三条原则：第一，主要面向国内博士；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时，主要聘用那些专门研究西学的人，因为中国需要大规模地研究西方；第三，一般情况不聘用那些作中国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经证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是领头学者。如果按这三条原则，我相信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十年后必有极大起色；反之，如果按北大现在的改革方案办，则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变成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一个分部，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北大！抬起你高傲的头，挺起你高贵的胸，不要自卑自贱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为华人大学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