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打工子弟教育需要更多资源投入

　　京沪两地在文化层面上的比较是永远都会激起人兴趣的话题，之所以它有常新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论你对北京和上海有怎样的褒贬，都主要取决于个人趣味和偏好。比如有个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看法是，北京人自豪于自己的“大气”，很多北方人也赞同把上海作为“小家子气”的代表。对此，上海人当然不服，但争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
　　笔者从2008年开始的一项实证研究，似乎可以间接作为检验的指标。
　　这项研究是对北京、上海两地外地务工人员子弟的一项跟踪研究。研究样本选择了北京上海两地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共1000名（京沪各500名）10岁左右年龄段的孩子，旨在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的事件对他们性格和价值观的塑造。在调查过程中，发现2010年北京和上海的打工子弟教育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政策形势。
　　2008年，在北京和上海，作为笔者研究样本的孩子，其父母的职业都以小工商业和低端服务业为主，具有同质性，也就是来北京上海当建筑工、卖菜和做保姆的打工者。很多人希望这些孩子不要随父母到北京上海打工，希望通过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条件而把他们留在农村，尽管大城市需要做建筑工、保姆的农村劳动者，但最好不要把他们的孩子也带到城市来。
　　这种愿望是一厢情愿而且不切实际的。根据我们在北京和上海打工子弟家庭所做的调查，95以上的家庭都是夫妻共同来到北京打工，相当比例这种家庭的老人由于年迈和文化程度问题，无力照看孩子。特别是710岁左右年龄段的孩子，能跑会跳又特别调皮，所以父母除了把孩子带在身边，别无选择。
　　工作性质决定了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城市的主要生活就是围绕打工展开。据调查，打工子弟父母每周的工作时间都在6。5天左右，也就是基本没有节假日。这些家庭2010年的月均收入在为4500元左右。他们的居住环境非常狭小，通常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地下室。
　　这些家庭有以下两个特点：一、父母工作时间长，平时没有时间照看孩子，必须把孩子送入学校。也就是说，打工子弟学校具备“刚性需求”；在这里，孩子们能学到知识固然好，学不到知识，哪怕作为一种监管，对家长来讲也是无奈的选择。二、父母的经济条件可以支付得起每个月两三百元的学费，但支付不起“赞助费”；这个群体缺乏在主流社会中的关系，所以要交赞助的话，公立学校对他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
　　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不难看出，如果不能有公共教育资源的支持，打工者的孩子在教育方面就注定处于近乎被遗弃的状态。如何对待这些来城市、为城市居民提供必不可少而城里人又不愿意干的服务的人的孩子，在我看来，最可以体现一个城市是不是像它所标榜的那样“大气”。
　　管理成本与恶性循环
　　2008年以来，上海加大了对打工子弟的教育资源补贴力度。在上海，有少数不符合办学条件要求的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其他都被政府接管。政府给创办者一定补偿，由教育主管部门掌管校长任命。关键是把学校转为非营利性质，由政府给所有登记入学的孩子经费补贴，并在师资方面给与补助。上海的初中也开放性地招收打工者子弟，享受和上海户籍孩子同样的待遇。因为这样的政策，民营的打工子弟学校，要么接受经济补偿，要么被政府接管（大多数校长都选择了和政府合作），否则基本上就只有倒闭了。
　　2010年，我们的2009年调查样本库中的500名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而到了2010年，北京的500名孩子原先就读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有两所被拆迁，其余的孩子，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转入公立学校，大多数依然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这些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其创办者普遍并非教育工作者，以中部某地商人创办的最多，家族性经营。因为是营利性办学，这些学校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并且学校的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其中有很多利润。办学开支则尽可能压缩，到2010年，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平均工资是1000元左右一个月，每天要上6节课，节假日没有工资，也没有任何社保。
　　可想而知，这样的条件很难招到合格的师资，教学条件也很难改善，即使社会各界有相当的捐赠，比如图书、电脑，经营者也无心让孩子们使用，因为那样会增加管理成本。而且落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
　　这样，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几乎成为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一所达到一千人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的读书条件让人心酸得掉泪，而其校长一年得到一百多万元的纯利润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笔者知道一个前些年接受很多媒体采访的办学者的创富传奇，他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读书的辛酸，曾经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三千万，据说没有用一分钱银行贷款。
　　营利性教育的弊端
　　如果我们把在北京工作生活，但是没有北京户口的人视为弱势群体，那么目前上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的家庭，就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一种模式是西方国家，包括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对于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如果政府不能全部包办，最好的途径是鼓励民间组织来兴办义学，宗教法人团体是其中的主力。对于支付不起较高学费的孩子，带着某种情怀为他们服务，和指望从这些孩子身上赚到钱，在办学态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有个别办学者，是带有教育情怀的，他们努力想给打工子弟提供尽可能优良的教育条件，比如创办蒲公英学校的郑红女士，但这样的模式很难推广、复制。因为像郑红这样既有学识才干，又有近乎宗教情怀的校长几乎可遇不可求。
　　除此以外，则是用上海模式，即使不能让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纳入公办学校，也通过政府补贴和监管，使原先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转变为非营利性学校。作为一种权宜性的过渡政策，这种操作也是有助益的。在上海，原先的打工子弟学校在被政府收编和补贴之后，教师工资大有提高，对教学的责任心相比北京的民营打工子弟小学有很大不同，学校的设施和课程设置也有很大改善。在上海被政府接管的民营打工子弟学校，都能开出基本合格的电脑课、英语课；而在北京，相当多的打工子弟学校虽说在课程表上也有英语课，但我们调查的学校中，存在整个学校连一个会说英语的老师都没有的现象。
　　北京打工子弟的教育模式可以概括为：将打工子弟中最弱势的群体完全推给市场。从常理上讲，公立教育资源应该优先用于最基本的教育保障，精英群体可以通过市场途径获取教育服务，比如部分有支付能力的群体完全可以上私立的高收费贵族学校。而北京的做法，是对于大批来北京，为北京市民提供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日常服务的外来务工人员，如做保姆的、卖菜的、干装修的、收废品的每周工作六天半以上的打工者的学龄期子女，采取几乎完全不作为的态度，把他们推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
　　笔者团队的调查发现，从2009年起开始跟踪的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和同样的上海原先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表现出明显且更加颓废，甚至愤世嫉俗的倾向。
　　关键是害怕“洼地效应”
　　对于前文所述的北京模式，最常见的解释是，政府能力有限，应体谅政府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担起来。但稍作分析便知道，此说很难成立。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北京的财政并不比上海财政缺钱，上海对待打工子弟教育的政策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为什么上海能够做到？
　　不妨算一笔账：8万还留在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学龄儿童，并不是说要让他们都享受史家胡同小学那样的教育资源，假如生均每年补助2000元，把他们纳入非营利性学校，总共也就是每年1。6亿元而已。
　　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学校在开放招收打工子弟，这主要是一些非重点的北京户籍孩子已经招不满的学校。也有一些区域性试点，比如朝阳区教委在2010年鼓励辖区学校扩大班额，也就是把一个班20多个学生，扩大到4050人，这样可以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并且朝阳区也在尝试给一些经过认证的打工子弟学校发放补贴，大约生均400元。
　　但这样的小规模试点始终不能迈开步子，上升为北京市一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政策。在笔者接触一些在打工子弟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具体工作的北京教育界人士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求笔者，千万不能宣传。他们的顾虑来自“上面”这应该是一个似是而非，而且没有真凭实据的说法：北京的教育什么都可以走在全国前列，唯独对于打工子弟教育，千万不要冒尖。笔者一开始很好奇，这样一项投入并不大的仁政，无论是从建设和谐社会还是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都意义重大，很多知识分子也都有呼吁，但是为什么政府就不做呢？
　　北京市刚刚卸任的教委主任刘利民2010年初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公开、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其中的逻辑。这应该代表了北京市在政府层面对于打工子弟教育的主流认识：
　　一、不能“无度”地关心打工子弟教育，对于在京打工子弟的教育“百分之百解决是不大可能的”；二、“北京承载能力有多大，能接纳多少外来人员子女，这个没有‘度’的话，就会形成‘洼地’”；三、对这些打工子弟而言“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同样是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对待外地打工者的孩子方面虽不算尽善尽美，但比起公开承认不能把打工子弟教育搞好的北京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而言，我认为上海算得上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