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学术达人都是官，情何以堪

　　在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其中，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具体分布为，首席科学家由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人员担任的共16项，首席科学家由现任院长、副院长、系主任及相同岗位的人士担任的共22项。以此计算，在高校承担的2011年973项目中，六成由校长、院长等学校行政官员领衔。（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官员在学术研究中“挑大梁”，早已不是新闻。对近年来的国家重大课题负责人、国家科技奖的第一获奖者、当选院士的“身份”进行分析，都会得到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官员们的精力十分旺盛，科研成果了得此前，有统计显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第一获奖者，90以上有行政头衔，新增两院院士80担任行政职务。
　　然而，这么多行政官员成为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还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一计划，曾从真正出研究结果出发，特别针对“官学不分”现象做出明确规定。根据规定，973计划项目实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专家组负责制，首席科学家对项目的执行全面负责。项目建议首席科学家一般为1人，年龄一般不超过60岁。首席科学家应将主要精力投入项目工作，一般需保证70的时间。这就是说，973项目与成果报奖、院士评审等不同，对首席科学家的精力，有明确的要求，不管科学家本人有多高的水平、曾经取得多大的学术成就，只要主要精力难以放在项目上，将不能聘任为首席科学家。
　　但结果还是照旧。这说明，纵有明确规定，但行政权势之手的运作，已经可以让规定忽略不计。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就是一个普通教授，要保证70的精力用到项目上也难（有带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教学任务，还有校内各种行政会议），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根本不可能保证70的时间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如果他们能投入这么多时间做项目，则意味着他们只能花30时间搞行政以及教学任务（在去年的100位国家名师评选中，有20位校座入选），这怎么可能完成繁重的行政管理任务？难道我国的大学校长们，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吗？在他们面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显得十分的渺小了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一本专著《大学工作》，还不是学术著作。他在《大学工作》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在他看来，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旁顾其他的事情。
　　校长、副校长之类的大学行政官员担任首席科学家，几乎可以肯定，这其中有学术不端。不用说用行政权力去干涉学术资源的配置，单一条就可说明，这些官员在拿到课题之后，只挂名，不负责，是把课题交给课题组的成员去做，最后在结题时，再成为研究成果的第一作者，进而，会用这一成果去报奖、去参加院士评审。这基本上是行政官员成为“杰出学者”的共同路径，而这一过程中，涉及十分严重的权力寻租、侵占劳动成果问题。这也是近年大学行政岗位十分吃香，教授争相应聘科级、处级岗位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比走学术道路更能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
　　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近年来也在推进去行政化，其中一个话题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前不久复旦大学校长也提到，“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客观上说，这不是真正的分离，而只是表面的分离。因为学校领导只是不在校内的学术委员会任职，他们照样可以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去获得课题、成为首席科学家、成为学术成果的第一作者，在担任校长期间，学术成果比以往更丰硕。
　　现在看来，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有关学术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关去行政化的改革，变为换汤不换药的游戏。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去行政化，这就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校长职业化，实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规定所有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行政职务之后，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在不少国家，这已经写进法律，而就是没有立法，这也成为一条通行的规则，耶鲁大学校长不从事学术研究，某种程度说，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利益回避制度使然。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清晰界定，也才有学术共同体逐渐生长的空间。